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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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说,予义之名,不是主观上随意判断的,必取“有力以劳人、有
财以分人”为义之真实。换言之,义概念“何以知其然”?因为合于客观的
平等生活。
三、忠之名必取忠之实:
“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
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
是似景(影)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
(鲁问)
这种影响的判断是事物的皮相,不能取来以规定忠之实在。所以他说:
“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覹之以谏,己有善则访(谋)之上,
而无敢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雠在下,
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者也。”(同上)
这是说,予忠之名,必取“深谋远虑”的实在,而不能以服从来规定忠
的概念。孔子循名以责实,墨子取实以予名,孔子以古形式不能空有,必须
变现在的实在以正名,墨子以古形式既然是空的,必须取现在的实在以予新
名。
墨子依据取实予名论,以为真知识,外足以察存在,内足以知所以然。
如果不根据这一思维方法而讲知识,他便斥为“荡口”。所以,他以温饱为
衣食(名)之实,以御寒避热别男女为室(名)之实。论断要求取其实,非
以其名。他说: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
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
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
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知)告人,以所智(知)告之。’”
(耕柱)
孔子的判断论立足在所应为,墨子的判断论立足在所以为。问题的分水
岭,在于孔子以西周形式为当然,墨子以西周形式都是些“俗宜”。他说: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
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同“释”,义为舍)哉?’子墨子曰:‘此所谓便
其习而义(宜)其俗者也。’”(节葬下)
因此,他以习俗之知谓之小知,以反其习俗之知谓之大知。他说: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推),杀十人,十重
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
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情(诚)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
则以此人(必)不知白黑之辩也。。。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
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非攻上)
所以,他的推理论和孔子的“闻一知十”论相反,而是“以往知来,以
见知隐”(非攻中)。他说:
“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均),是以书多也。今若过(公
尚过)之心者,数逆(考)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
书也。而子何怪焉?”(贵义)
拿历史做参证,辨其信误,由现象推知真实,慎其取择,这又是和孔子
“信而好古”、“见微知著”的知识论相反的。
在春秋,古代的名词,习惯上都失掉内容了,孔子首倡名存而实不应亡,
墨子继其绪,更倡实变而言迁行。他说:
“言足以迁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
是荡口也。”(贵义。耕柱篇文同,惟“迁”字作“复”字、“举”字。)
这里“迁行”、“复行”、“举行”之义,前人多有误解。唯心主义者
胡适解迁为登,认为言足以迁行是改良行为之义,这完全是胡说。今按墨子
学说没有这样的推理论。如果以此义解孔,尚近似于其表面,例如“耻躬之
不逮”,“躬行君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以及正名论的“言不顺则
事不成”,“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在表面上看来似有言以成行
之义。
我们以为,言不足以迁行、复行、举行的,乃指少见黑者谓之黑,少尝
苦者谓之苦,而多见黑者谓之白,多尝苦者谓之甘,乃指推理和事物行为相
背的意思。背理的根据是在于便其习或宜其俗的小知小见。言足以迁行、复
行、举行,乃指如“择即取兼”的推理方法,言和行是一致的。今再举一个
言行相背的例子如下:
“世俗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
(耕柱)
有义为名言,无义为行为,言有义而于行无义,就成了言行相悖之论。
这正是言不足以迁行、复行、举行的好例子。按“迁”者,往也、及也,如
“不迁怒”之“迁”。“复”者,按也、归也。“举”者,拟实也。例如经
说上说:“举,拟实也;举,告之以名举彼实也。”小取篇说:“以名举实。”
因此,言足以按之、及之、归之、举之于行而周延者尚之,言仅根据习俗的
小见,而不周延于行者,便不当尚之。这即是说,言合于实践的是正确的,
不合于实践的是错误的。经说上说:“言,出举也。言,谓也”,即把所拟
举之实(行为)说出来。如果拟举了合于仁人的行为,即“择即取兼”,如
果没有拟举了行为,即“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则不知非,从而誉之,”
或以“古言古服”的行为讲一套仁的道理。所以说:“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
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墨子知识论的实变而名迁行论,乃是后期
墨家名学的张本(详见后章),更影响于老、庄及荀子、韩非(荀子批评墨
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文”即历史传统。但在墨子看来,文已经习俗化
了)。
历史传统的名言与制度,在春秋时代的实际生活中,已成为空洞无物的
仪文。当时贵族思想界即凭此仪文而拿名词吓人。墨子的判断论和推理论,
是含有战斗性的。今把他的一段名文录下,以结束本项的说明:
“今瞽者曰:‘钜(皑)者白也,黔者墨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
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
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文;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
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
其取也。”(贵义)
这显然是运用了唯物主义的知识论的武器,来反对贵族的唯心主义的知
识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在这里已经论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的“言
足以迁行”论是认识以实际为标准的真理论的朴素的命题。
(三)墨子知识论中的“立仪”
墨子的知识论和孔子相反的另一个特点,即知识的客观价值问题。孔子
有“生知”、“学知”、“困而不学”的“不知”,以及“小知”、“大受”
之区别。墨子反之,他说“争于明者,众人知之”(公输),知与不知之区
别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叫做“立仪”。如果不准此客观的仪法而认识事物,
虽聪明君子也非智者。他说:
“为义而不能,必无排(非)其道,譬若匠人之斫而不能,无排其绳。”
(贵义)
他所谓的“道”即方法的客观准则,如匠人之绳规,不是形而上学的道。
这就是他的三表法。
“子墨子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按意
谓在转动无定向之物上而测方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
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
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动词,去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第二表所谓“原之者”,在上项讲墨子的知识素材论处,已略论其概要,
有时也称第一表。
这里且拿他的非命为例。他在非命篇中反复用此三表,以证明天命是虚
无的。他说,桀、纣之乱,汤、武之治,世未易,民未渝,其治乱所以不同
者,是因为命无之故。(第一表)命之有无,要察众人耳目之情,那一个听
见或看见命之为物呢?(第二表)执有命者,赏罚都以命为前提,是赏罚无
标准,必乱于政而害于事,既然有害而无利,故命为凶言。(第三表)第一
表,证之于古而未信;第二表,取之于实而未举;第三表,验之于国民生活
而未利,所以他说:
“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非命下)他用这一仪
法普遍地解析事理,如明鬼、非攻、非乐、兼爱。他的知识论的缺点主要在
于抹杀认识的发展过程。例如证之于古是他的第一表,但古人的知识有信有
误,信误原是人类知识的一过程。在知识过程的某阶段为信者,到了其他一
阶段可能反为误。然而他却认定一阶段的古人知识都可信。又如取之于实是
他的第二表,但实的真假,是有时间、地点、条件的,真假的判断也是人类
知识的一过程。在知识过程的某地某时为真者,到了另一地另一时可能反为
假。他却以有限的见闻来原察真实。验之于国民生活是他的第三表,利害之
认识是有阶级性的。在知识过程的某阶段是以一阶级的利为普遍的利,到了
其他一阶段反为别一阶级的害。然而他却以一阶级之利为永恒的利。
在这里,我们并非指责墨子的方法论,而是说明他的知识论的局限性。
然而他的方法论敢于从历史实际、社会实际以及人民利益来论证知识的真
伪,却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是从他的“无所顾虑的态度”而产生的知识武器,
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因为,他的三表法,在战国的确不利于旧贵族的专政,
他的非命论即用此武器针对氏族贵族进行了无情的袭击,对西周的天命论给
以有力的否定。
战国初年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的贫富贵贱之区别。传统的氏族制下的贵贱
之区别,在理论上就形成人类性同异之辨别;在墨子方法论解剖之下,这一
破产的理论是难以立足的。所以,我们要看他如何基于三表仪法破坏历史的
古老传统。
墨子的尚贤论富有科学的精神,富有破坏氏族遗制的威力,在上面已经
详论过了;兹择其中关于贫富贵贱的论断,纳于三表法,以窥探其知识论的
人民性:
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圣王以义举贤能,贤能者为贵富;以义
罚不肖,不肖者为贫贱。暴王以亲族定富贵,以非我族类定贫贱(墨子的先
王观是理想的)。
第二表,原察乎众人耳目之实:欲富贵是人的天性,人们都愿竞以义求
富贵,不愿恃亲族求富贵,一切国民如农与工肆之人都是这样。
第三表,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是合于
人民利益的原则的,如果能者举之,无能者下之,那么贵贱无常的升降就有
利于国并有益于民了。
这是战国显族阶级的逻辑。这个证件不是封建性的,而是古代性的,因
为国民代替了氏族的激烈变革的历史,才反映于人类意识上有这样的阶级观
念。
墨子三表法的价值,是在于其勇于和传统思想作斗争这一点。他的第一
表“本之”,敢于批判了古言古服的先王传统,得出理想化的今言今服的先
王理想;他的第二表“原之”,敢于批判了习俗的传统成见,得出以社会实
情来判断是非的新命题;他的第三表“用之”,敢于批判了只问其当然的传
统的是非善恶,得出了须问其所以然的国民阶级的利益尺度。这便是“无所
顾虑的态度”,本身是具有科学性的。因此,这个言表,他叫做“革思”言
表。
墨子是忠于他的思想方法的,并有殉主义的精神。请看墨子“革思”的
自信。他说:
“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拾)粟也。以其言非吾
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贵义)
墨子立仪的知识论,上面已经说过,是企图建立知识的客观标准。它虽
然是绝对的标准论,因而是形而上学的,但它是主观主义知识论的反对物。
他为了证明知识的客观价值,不惜于把人类性向“机械化”方面规定,以反
对西周春秋时代传统的信仰。因此,他在知识活动的领域上,错误地否定了
人类的感情(六情)作用,以强调他的物仪或思维尺度。他说:
“必去六辟(僻)。嘿(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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