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下的粉红三角-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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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海因茨·海格 Date : 27…05…2005 18:51 Line : 626 Read : 86
'2932' 铁窗下的粉红三角
糯米醋搬
记实同志文学'《铁窗下的粉红三角》——BY:海因茨·海格
家庭/初恋
1939年3月,22岁的我进入了维也纳的一家医学院念书。
当时奥地利已经被第三帝国吞并,但我向来不关心政治,所以也没有
参加任何纳粹学生组织。
我父亲任职于政府,官阶不高。他是位很严于律己的人,总是要
求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我母亲在我和三个妹妹的眼里,简直就
是慈爱和善良的化身,我们与她无话不谈。虽然我父母都是虔诚的天
主教徒,但他们从小教导我们要尊重别人,不管他们的肤色、信仰和
观念是多么地不同。
自从16岁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只被同性吸引。我的同性
恋倾向并没有让我觉得与女性讨厌与女性接近。我与某些女同学保持
着很好的友谊,却始终无法象其他男同学那样想追她们。
几年来我一直把这种情感埋藏在心底,没有对其他人有过任何吐
露,但这种隐瞒最终给我带来了太大的压力,于是我终于向母亲道出
了心思,令我心慰的是,她的反应非常平静。
“我的孩子,”她对我说,“没有人能够让你在这方面脱胎换骨,
所以你要珍惜生命。如果你只能从男人那里获得幸福,这丝毫没有说
明你在哪一方面比别人差。找一个持久的伴侣,千万不要与坏人为伍。
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你永远是我的孩子,永远可以回到我的怀抱。”
母亲的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从那以后,我的心和她贴得更近了。
在大学里,我结识了一些同类的朋友。自从奥地利被并入德国后,
一些第三帝国的学生也开始加入我们这个小圈子。这时我认识了大我
两岁的福莱德。英俊健壮的他和我一见钟情,我们经常一起为将来作
打算,希望能够两情相守,永不分离。
1939年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一个穿皮衣的人来到我家,要求
我于两点钟去盖世太保总部回答一些问题。母亲似乎预料到了不祥,
她在道别时紧紧地抱住我,反复说道:“你要小心,孩子,一定要小
心!”
这一分别就是六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后来我
得知,我被捕后父亲多次向政府陈词请愿,要求把我释放,但总是遭
到拒绝。他甚至因为我的入狱而被迫离休,最后终于积郁难平,于一
九四二年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便条上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同
事、邻居和其他认识的人的讥笑。请原谅我,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
在盖世太保总部,我被带入一间审讯室,接受一位医生的盘问。
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后,医生突然问我:“你是个同性恋者,承认吗?”
“不,我不是。”我感到震惊他竟然问出了这个最令我害怕的问
题。
“别跟我装蒜,看看这个!”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
“你认识他吧?你们在一起干过肮脏事,是吗?”
照片上是我和福莱德挽着肩。我觉得五雷轰顶,浑身颤抖,只知
茫然地摇头。在此刻,我所珍视的与福莱德的亲情和我们对未来的幻
想,在一片质问声中已完全化为乌有。
医生把照片翻过来,只见背面写着“以永恒的爱与最深的情──
致我的朋友福莱德”,并有我的签名。这是我于1938年圣诞节给
福莱德的。
“是你的手迹与签字吗?”医生问。
我点了点头,眼泪簌簌而下。
“在这里签个字吧。”医生递给我一张文书。待我签完了名,他
对卫兵说:“把他带出去!”
我被带到了拘留所。当我要求给母亲打个电话时,卫兵说:“她
很快就会知道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随后我被迫接受了一次裸体体检,以确保我没有带任何器械。为
了以防我自杀,我的鞋带和皮带都被收走。
那一夜我被关入一间禁闭室里。当时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其中
一人是个抢劫犯,另一人因专门诱骗寡妇而被捕。他们问我是由于什
么原因进来,我当然闭口不提,但幸灾乐祸的卫兵却将我被捕的原因
和盘托出。
当这两位知道我是个同性恋者时,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对此愤
然拒绝。他们气急败坏,于是骂出了各种难听的话,言下之意是:虽
然他们有过不良行为,但起码还是“正常人”,我这种“畜生”根本
不配与他们关在一起。他们虽然这么骂,在当天夜里却一起发生了关
系,全然不顾我在场。
两个星期后我接受了审判,判决是“因触犯第175条而判监禁
六个月”。福莱德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审判中被提及,而只是以“另一
位被告”而代之。由于他父亲在高层进行了运作,他被列为“神志不
清”而免于审判。后来我又得之,福莱德的父亲为了不让我继续成为
麻烦,通过内部作出决定,使我永陷牢狱。
我被关入维也纳监狱,并从事洗涤犯人的衣服的任务。在这期间
我结识了很多被关押的犹太人和抵抗运动者。亲眼目睹他们的境遇,
使我变得成熟,变得坚强,使我能够面对漫长的牢狱生涯。虽然我当
时对他们所犯的“罪”不甚了之,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想问:我
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爱上另一个男人就对社会有害吗?法律是人定
的,但当那些人把我们这种爱斥为非法时,他们是不是为了压抑自己
心头的这种欲望呢?
当我即将服满六个月的刑期时,我被转入了集中营。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从监狱到集中营有着几天的路程。运送我们这些犯人的火车后面
拖的是一节节狭小的车厢,与我同一车厢的是两名因犯了抢劫杀人罪
而被逮捕的罪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历史津津乐道,但当得知我是因
为触犯了第175条而被逮捕时,对我表示出极大的傲慢,因为在他
们看来,虽然他们受到社会的谴责,但起码还属“正常”人。在运送
的几天内,我每天在他们的拳脚相加之下,被迫对他们进行口淫。在
他们看来,同性恋者只是一种性的动物,因此我肯定也从中得到了满
足。他们全然不知,同性恋者也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人,我们的性爱也
必须有感情的投入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
到了集中营后,犯人因犯罪性质的不同而在囚服上佩戴不同颜色
的倒三角图案:犹太人佩戴黄色三角,政治犯(主要是共产党人)佩
戴红色三角,普通刑事犯佩戴绿色三角,耶和华的见证人(一个小型
的基督教会)佩戴紫色三角,外籍民佩戴蓝色三角,吉普赛人佩戴棕
色三角。同性恋囚犯佩戴粉红三角,而且图案比其他囚犯的大两至三
厘米,使别人能够远远地认出。
在各类囚犯中,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囚犯所受的欺压最为
严重,因为这三类人往往被视为沾污了德意志血统。监狱管理除了党
卫军外,最低等级的管头一般从犯人中抽出,但这个位置永远也轮不
到犹太人或同性恋者。但即使在最低等级的囚犯中,同性恋囚犯仍然
是被看成“残渣中的残渣”,因为在其他囚犯眼里,我们连起码的做
人的权利都不配拥有。
抵达集中营时,卫兵用棍子赶打着我们到营房前的空地上,准备
集合。我们立正后,卫兵开始点名。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应了声,并
说明自己是因为触犯了第175条而被捕。卫兵一听说这个,就叫道:
“你这个臭鸡奸犯,过来,你这个操屁股眼的!”后面的卫兵立刻就
朝我狠踢了几脚,我身体不支,磕向站在前面的卫兵,但他马上朝我
的脸左右开弓,我被击倒在地上。但我还是马上挣扎着站了起来,但
前面那位卫兵急步过来,抬起膝盖朝我的阴部狠踢,我嘶叫着又倒在
地上。
“快站起来,不然你会被打得粉碎的!”站在一边的一名管头说。
我的脸仍扭曲着,但还是站了起来。卫兵恶狠狠地看着我说:“
这是你的入场券,你这个维也纳的臭猪,这下你知道谁来管你啦。”
接下来是淋浴。当时是天寒地冻的一月份,但我们必须早早地脱
光衣服,在外面站立了好长时间。卫兵来回巡视着我们,不时地用皮
靴踩我们的脚,谁要是呻吟起来,他就用皮鞭柄狠捅。
我们终于进了浴室,淋浴完毕换上了囚服,然后被带到囚室。我
们这侧的囚室关的都是同性恋囚犯,大约有250人。为了以防我们
夜里互相亲热或者手淫,我们睡觉时必须开着灯,并穿着裤子,手也
必须放在被子外面。卫兵总会来检查,谁要是违反规定,就会被带到
门外,在头上浇上冷水,在冰冻中站立一个小时。很少有人能够熬过
这种惩罚。
第二天的开场劳动在于“压压新来犯人的气”。开始时我们用推
车把雪从街的左边扫运到右边,在下午再把雪从右边扫运到左边,纯
粹是无用功。然而,为了惩罚我们这些同性恋者,卫兵想出了一个更
绝的办法。
我们被迫把大衣反穿,使有纽扣的这边穿在身后。用手来铲起雪
后,我们必须撂起穿在前面的大衣后部,用它来盛雪。这样我们把雪
从街道的左边送到右边,再从右边送回到左边。我们的手都冻冰了,
而且皮肤破裂后出了血。后来我从其他囚犯那里听说,他们曾在夏天
被迫用同样的方法来盛沙子和土。
●死亡之井
正式的劳动是采石。在冬天,我们必须忍受寒冷,夏天则必须忍
受炎热。运石的推车在轨上急速运行,一不小心就会撞到人。由普通
刑事犯担任的管头对我们更是皮鞭有加,因为卫兵要求他们对我们严
加管束,不然他们自己也有麻烦。很多囚犯因体力不支而死亡;有的
囚犯禁受不起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管头的虐待,故意让推车轧伤自己的
手或脚,这样就可以被送入病区而免于劳作,但在病区里,他们又被
迫成为医学试验的对象。
在我住的囚房里,大约有180名囚犯。他们当中有工人和店员,
有商人和技匠,有音乐家和艺术家,也有教授和神职人员。在入狱以
前,个个都是体面的公民,都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同性而被捕。他们当
中没有一个人骚扰过孩童和青少年(而普通刑事犯中则有这样的人)。
我想问,同性恋者对社会究竟构成什么危害呢?
在囚犯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但卫兵的频繁虐待使人几乎看
不清他原来长什么样。他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者,在粉红三角下
又佩戴着黄色三角,组成了象征以色列的“大卫之星”。他的双重身
份使他经受了双重折磨。他的父母在同意让纳粹“托管”财产后马上
被灭掉,但他自己在瑞士和葡萄牙仍有大批财产。纳粹听说到这个后,
对他更是“善待”。白天当苦力后,晚上他还被单独拉出,经受一番
拳打脚踢,然后被浇上冷水,在寒冬中跪立在室外。纳粹希望这番折
磨可以使他在有关文件上签字,这样他们就能够掠取到他在国外的资
产。他也很明白纳粹的意图,坚持说他只能到了瑞士后才会签署有关
文件。最后他终于被送走了,我希望他在瑞士的律师为他妥善安排了
一切,虽然这种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1940年2月,一位来自苏台德的60岁的牧师被送入我们的
囚房。当卫兵在浴里发现他遗忘的剃刀和削发时(削发为教士的礼仪
之一)时,他惨遭了一番毒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