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正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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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开始得很好——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她在两个女人的尸体上踏了过去，获得了成功，攫夺了权力。
大清洗（1）
武后对事情总不会忘记。褚遂良虽然去了，但对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的夙怨还没有了。她还记得有人反对她册立为后，有的人不置可否，有的超然局外。许敬宗把一切事情都奏明给她，大臣的一切她无不知道。比如说，长孙无忌就是超然局外的，一言不发。他不屑于涉身政事，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编辑《武德贞观二朝史》。还有些人置身事外，不肯参加合作。武后最恨的就是思想独立，最不能容忍的是别人和她的意见不同。韩瑗和来济都是元老重臣，耿介刚正，忠言直谏，不懂谄媚逢迎，不知道遇事立即与武后意见一致。高宗这
个丈夫，天生的优柔寡断，毫无魄力，不但对武后没有帮助，简直是武后的累赘，正当春秋鼎盛之年，虽然看来还不像一个已经朽废的破船，但是已经各处松散吱嘎乱响了。武后喜爱秩序规律，而她看来，朝廷上却是杂乱无章的一团。
现在到了武后巩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由自己控制的政权的时候了。曾记得武后讲那个悍马的故事，还有铁鞭子、铁锤子和利剑吧？现在她要用那根铁鞭子，要把全朝廷鞭打成个新样子。像马戏团里一样，她先要摆出个架子，把鞭子劈啪打几下儿。
侍中韩瑗是将挨这第一鞭子的，这因为武后的真正用意是要消灭太尉长孙无忌。但是无忌是皇帝的肱股，最有威望的人，不容拉拢为己用。武后并不插手就去对付无忌，这是她政治手腕高妙的明证。因为无忌是众望所归的重臣，必须先把别人消灭，让无忌孤立起来。
韩瑗给了武后第一个机会。他竟敢奏请高宗赦免褚遂良的罪。因为褚遂良遭受贬谪，韩瑗的良心上始终不安。等待了一年之后，他以为作为一个朋友，作为朝廷的侍中，当朝廷对贤能之士处置有失公正之处，他应当奏请矫正，申雪冤屈。太宗时代的政风，有些仍然存在，贤良之臣对于国事，对于朝政，乐于固执己见。如有必要，即使冒犯君主，失去官位，亦在所不惜。
一天，韩瑗细心缮成一本，上朝奏称：“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政风败坏之征。遂良殚毕生之力以事先王，廉洁自矢，光风霁月。先帝引为知己，视同兄弟。遂良不言则已，言必公忠体国，荩言谠论，先帝受益亦多，是以临终选择，以受遗诏。此事陛下尽知，固不待臣之哓哓也。臣承恩充侍中，夙夜警惧，深恐小有不慎，贻大患于来日。今正义不行，贤臣远谪，臣纵欲默默，岂可得乎？”他接着又从历史上引证实例。他说国家之衰亡，政治之腐败，皆因为疏远贤直忠谏之臣。古代贤主明君莫不奖励伟论，渴望忠言。因此深望高宗皇帝效法先王。他结论称：“遂良虽有忤君之罪，然已受有一年之苦。陛下其怜而赦之乎？”
韩瑗也许不知道武后正坐在帘后，也许根本并不在乎。他奏完之后，皇帝说：
“你说的话我很敬佩。只是我以为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我知道遂良为人正直，不过对我过于无礼。他对我如此大不敬，我贬谪他难道错了吗？”
韩瑗斩钉截铁地回奏说：“臣意不以为然。一国之兴，在于选用忠良之臣，在使忠良之臣能在其位。问题是究竟陛下需用奴才，还是需用人才。所谓一蝇之微也会使白布玷污。如今臣深惧小人之势长，君子之道消矣。”韩瑗一时失口，竟引用不得体古语，“《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
引用周朝亡国的褒姒，这个典故太不妥当了，话说得太不机敏，不够圆滑。这似乎是公开侮辱武后。朝议之时，武后不声不响，不过她的缄默倒更为凶险。韩瑗的命运算是注定了。
高宗怒吼说：“你下去吧！”
韩瑗十分沮丧，回家之后，修本辞官，但是皇帝不准。他这次求高宗赦免褚遂良，反倒使褚遂良立即被贬往更远的地方——广西桂林。虽然唐室组织机构依然如故，看来唐室的灭亡，已经开始了。
次年，韩瑗、来济，被控结交燕王忠，图谋造反。因为武后定了一个庞大计划，要把反对她的人完全罗织在内。她记得前太子燕王忠，在十三岁时被废，孤苦伶仃，无人照顾，生母出身卑微，义母王皇后又死去，情形极为特殊。心想利用燕王忠，诬他僭图王位，以他为中心人物，设计一个阴谋，把韩瑗、来济，一切与自己相左的人，一网打尽。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只要妨碍自己野心的，都归入燕王忠一党，都算是叛国奸贼。于是，此后几年，在朝廷的政治上，都以这个孩子为中心，将忠良之臣，罗织株连。可怜燕王忠还不满二十岁，惨遭迫害，恐怖万分，只觉得一条性命，朝不保夕。
韩瑗流配琼崖，在广东海南岛，夷民之地，蛮烟瘴雨之乡；来济则流配百越。
此种流放，皆由皇帝随意决定，无需许敬宗特别提供罪名。罪名也许确实可靠，也许子虚乌有，如果确实可靠，燕王忠自然无法逃命，韩、来二人也势必斩首处死。罪证确凿与否，并不关重要。有证据也罢，无证据也罢，许敬宗知道武后全力支持他。韩瑗流配之后，许敬宗就升任了侍中之职。
不幸，这还不算呢。许敬宗接着煞费苦心，诬构案情，最后坚称这个阴谋造反的领导人物是褚遂良，在广西桂林发动的，并且说这就是韩瑗位居侍中之时，为什么要将褚遂良送到桂林的理由。后来褚遂良更遭远谪，远离了皇权的文教之邦，到了爱州（即今越南河内）。遂良修了一个表，简短而动人，追叙当年高宗在太宗灵前即位之时，痛哭失声，伏在遂良肩上。遂良自恨有忤圣意，请求高宗赦免他的罪，准他安度晚年。表奏上去，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一年之后，遂良病故，葬在爱州。两子也贬在爱州，也先后病故。王皇后的舅父柳姡б苍谠囤睾笊ド硪煜纭Ｕ舛际欠炊晕涫喜崃⑽屎蟮慕峁Ｕ庖舱帽硎境鑫涫弦还岬氖滞螅炊运牟坏蒙浦铡ｑ宜炝迹找阒艺曛浚υ诠遥孤淞烁鋈绱似嗖业南鲁 �
还剩一个对手（1）
韩瑗、褚遂良、来济，都在武后的钢鞭之下粉碎了，只剩下长孙无忌孤零零的一个人。无忌也感觉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继续致力编《武德贞观二朝史》。全书共八卷，杀青之后，皇帝赐绸两千匹。
现在刀刃儿向长孙无忌落了下来，这位太宗皇帝的肱股之臣，大唐帝国的开国元老。当然，除去无忌之外，武后还要把几个人消灭的消灭，罢斥的罢斥，例如将军于志宁，也是太
宗皇帝的旧臣，始终不向武后附和。武后谋害忠臣，总以那个莫须有的燕王谋反为借口。许敬宗继续不断在他那虚无缥缈的想象中捏造那个谋反案。在次年春天，高宗永徽四年，许敬宗呕尽心血找出了一个长孙无忌参与燕王谋反案的证人。原因是，无忌有一个友人魏季方，因被控贪污被捕。许敬宗现在官居中书令，兼大理寺卿，而大理寺内官员全系敬宗党羽。审案时，判官说，如果魏季方咬定无忌同谋犯罪，魏的罪就可以从轻发落。魏也许受了贿赂，不过出卖好人，他却不干。用刑之后，魏仍然拒不招认，并且企图自寻短见。已经在身上自刺数处，即将死去，许敬宗一看无法从他身上获取证据，眼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于是向高宗奏称，魏季方已经招认，叛党的魁首不是褚遂良，而是太尉长孙无忌。
高宗大惊，命许敬宗的心腹侍中辛茂再行侦察。虽然魏季方那个垂死之人已经不能说话，侦察的结果完全一样，证明无忌犯罪，完全属实。
高宗说：“辛茂愚蠢无用，所奏不可听信。舅父绝不会做此等事，他又何必呢？”
许敬宗回答得很快。他说，皇帝也看得出来，无忌数年来一向置身事外，凡事退后，实属心存不满。以前他曾经倡言立燕王为太子。燕王被废后，他颇不自安。并且他一向与武后为敌，如今心中恐惧权位将失，所以潜谋造反，拥立燕王，以便自己大权得保。
高宗心里难过，贬斥无忌就如同自断左右手。他犹豫不决，不肯下诏逮捕。自己叹息说：“我家不幸，亲戚当中竟会出这种事！”
可是许敬宗不断催促高宗立即逮捕长孙无忌。他提醒皇帝说，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做宰将三十年，百姓服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如今阴谋败露，恐怕被迫之下，朝夕起事。事情急迫，不可延缓。再者，皇帝当以国法为重，亲戚之情为轻才是。
高宗说：“让我再仔细想想。”但他连亲自召见无忌的勇气也失掉了。当夜，有武后在旁，他下诏逮捕那位唐朝开国元老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流配黔州。并且下令保留无忌的官爵，在往黔州去的路上，地方官仍当以接待朝廷一品大员之礼相待。
一个大臣一旦失宠，流谪在外，也就不难收拾了。次年，许敬宗从大理寺派大理正袁公瑜往黔州去。袁公瑜就是以前为反对废王皇后，在无忌府邸会议后，立即向武后之母杨夫人告密那个人。袁公瑜奉命要向无忌取得株连别人的供词。当然无忌严词拒绝了。
袁公瑜向无忌说：“你为什么不自缢身死呢？你死之后，我总会想办法在你的供词上替你签名的。”
事情已然无可避免，情势也已经山穷水尽，太宗皇帝的内兄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就接受了袁公瑜的意见，自缢身死了。关于大理正袁公瑜所奏呈的无忌供词一事，据说袁公瑜在从京城启程以前，就把无忌的供词全部预先写好了。
袁公瑜这次出京，也受命去找韩瑗，打算用收拾无忌的办法一样对付他。幸而韩瑗已死。袁公瑜令人打开韩瑗的棺材，验明正身无误才回京。韩瑗和无忌两家都流配岭南，成为奴隶。
燕王忠这时才十八岁，被罗织莫须有的冤狱，自己一无所知。被废为庶人之后，也被流配在无忌遭害的黔州。亲眼看见几年以内发生的一桩桩的事，连朝廷重臣长孙无忌都难幸免，于是自己恐惧遭害，惴惴不安，常改穿女服，夜间睡觉则时换床榻，借以躲避刺客的暗杀。他的恐惧越来越厉害，常有恐怖的噩梦，从床上惊起。远在异乡，孤苦伶仃，无人问寒问暖，更兼惊恐惶悚，昼夜不安，于是日形憔悴。在继母武后眼里，他这条命显然还不无用处。因为他一旦死去，谁还能被诬控为一名图谋王位的王子呢？
在武氏执政五年之内，太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都死了。来济初贬为台州刺史，后突厥入寇，来济领兵拒敌，愤怒失望之余，冲入贼阵而死。燕王忠的冤狱完全是许敬宗的伪构，而太宗皇帝当年开国的元老大臣都死在此冤狱之下，老将于志宁也在内，李唯唯诺诺得以幸全。朝廷上把忠直刚正之士都已肃清。在位的都心怀畏惧，知道非在武后面前奴颜婢膝，不足以苟活。武后的亲信小人许敬宗、李义府都飞黄腾达起来，对武后一味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武后已经把大唐的天下牢牢地控制住。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皇帝（1）
高宗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羽翼都剪除了。武后并不是把大权抢去的，大权是从高宗手里轻轻滑落的。在朝议的时候，高宗遇事不能决断，甚至于弄得茫然摸不着边际，这时武后对当行当断之事表示明确的意见，这算是她的过错吗？她渐渐参加朝政，与群臣议事，意见表达得条理清楚，结论下得坚定不移。在这方面，她的确于事裨益不小。在这种情形下，高宗知道群臣和她的意见日形接近，日趋一致，对她的指示都遵命办理。现在再也没有个像韩瑗、来济遇事劝阻的人，再没有像那样坚持己见的人。朝政自然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是过于顺
利了。朝廷上很“联合一致”，没有提出异议的声音，无须制伏不肯妥协的人，没有一个人向武后陛下说声“不”。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还有另外一些人，共同结成死党，通力合作。这群狐朋狗党完全是贪污腐败，唯利是图，抢人田产，夺人妻子，只是不直接犯上作乱而已。而李义府的巧取豪夺，尤为远近闻名。他母亲死后，出丧时送殡的行列竟达数里之长。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呢？皇后愿意看见向她唯命是听的人有权有势，富贵荣华。但是这种权势荣华都是由皇后随时予夺的。
高宗皇帝三十二岁时，越发衰弱多病，朝廷情形也越发不可收拾。从高宗永徽五年，他就时患头晕，并有关节炎，不断地头疼、背疼。两年之后，又两臂麻木，时病时愈。常常不能在朝廷上接见群臣，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