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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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抗战。
万家岭大捷——挥戈除小丑，弹落阵云黄
武汉陷落
“万家岭大捷”并不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的脚步。至1938年10月中旬，武汉外围第二防御阵地各要点多已为日军占领，武汉已处于三面被围的境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已达到消耗日军的目的，加上在汉之重工业及政府各机构均已西迁重庆，广州已于10月21日沦陷，武汉得失的重要性已较前减弱，因而决定放弃武汉。10月24日开始全线转移；日军于25日占领武昌，26日占领汉口，27日占领汉阳。11月1日，冈村宁次在卫兵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踏进了武汉城，他将司令部安排在第9战区司令官陈诚的官邸。
但日军也为占领武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日军第2军伤亡9600人，第11军伤亡21886人，连同海军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而据日军战史透露的信息和日军被俘人员交代，日军伤亡人数各师团约在30…40％之间，伤亡总人数约为10…12万。
占领武汉，日军的攻势达于极限。武汉会战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完全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完全成为空想，抗日战争以后便逐渐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明知这是一个泥淖，但是却已无力自拔了。
黄土岭伏击战——炮击“名将之花”
“扫荡”与反“扫荡”
1938年1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陆军部作战指导纲要》，确定侵华日军的作战方针是确保占据地区并使之安定，恢复河北、山西北部，山东省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其主要交通线。为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提出“牛刀子战术”，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虽“小”，但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来进攻。日军向华北、华中增派部队，以主要兵力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抗日军民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扫荡”，彻底清除的意思。日军为彻底清除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力量，采取了种种残酷方式。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体战”；此后又实施了“治安强化运动”、“清乡运动”等，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
在1939年和1940年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达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扫荡”华北的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的至七万人的达27次。“扫荡”与反“扫荡”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敌后抗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为维持大规模、连续“扫荡”，日军华北部队每个士兵平均每年作战三百天以上，疲于奔命。而八路军、新四军战役兵力、火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伏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在反“扫荡”作战中，涌现了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人物。
在反“扫荡”作战中，还有像炮击日本“名将之花”这样的著名战例。
黄土岭伏击战——炮击“名将之花”
从雁宿崖到黄土岭
1939年10月下旬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第26、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向晋察冀根据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摧毁军区后方机关，分割北岳根据地。
涞源盆地位于涞水源头，太行山、恒山、燕山三山环抱，四周有数条隘道，是北国南下中原的“噤喉”，历代均为兵家要地。11月2日，日军辻村宪吉大佐率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大队1500余人，从涞源出动，分3路向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寻歼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指挥机关和部队。
从涞源到银坊只有这一条道，一过内长城，都是光秃陡立的石山。从白石口到雁宿崖一段，两面是插入云端的高山，中间是一条宽仅四五十米的河套。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部杨成武决定集中兵力在雁宿崖附近伏击向白石口——银坊一线的进犯之敌。其部署是：以一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截击由插箭岭、灰堡方向前进之敌，使其不能接近伏击战场；曾雍雅的第3支队和梁正中的县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诱敌至雁宿崖伏击区；唐子安的第2团，纪亭榭的第3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侧山崖上，消灭敌军主力；陈正湘的第1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准备堵击敌人的退路。
11月3日拂晓，我三个主力团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7时许，日军500余人被诱进入峡谷。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包围于上下台、雁宿崖村附近地区。16时，第1、第2、第3团向被围日军发起总攻，经激烈白刃战，至17时30分，全歼日军。此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过村大佐以下530余人，俘日伪军20余人，缴获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及部分军用品。
独立混成第2旅团堪称日军精锐，不久前，其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被我359旅在一次伏击中击毙，这次又遭惨败，更是恼羞成怒。11月4日凌晨，旅团长阿部规秀不待集结于易县、满城、完县、唐县等地日军出动配合，即亲率第2、第4大队1500余人，沿辻村宪吉的旧路，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歼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及第120师主力。
晋察冀军区决定在黄土岭地区再歼来犯之敌，以第120师特务团、第25团作为预备队，由杨成武统一指挥。此外，以军区第20团、第26团、第34团牵制易县、满城、徐水和平汉线上的敌人。
黄土岭位于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处，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利于设伏。起初我以游击支队缠住日军，使敌无法摆脱，又无法求战。阿部规秀经过思索，决心尽快寻找主力决战，不再与八路军的小股部队纠缠。11月6日清晨，阿部按照原定路线挥师东进，直插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地域。聂荣臻发现日军的企图后，决定不再对敌进行小部队骚扰，而让他们“平安”地到达黄土岭，同时命令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l、第3、第25团和游击第3支队，第3军分区第2团，第120师特务团等部包围进入黄土岭一线的日军。
11月7日清晨，天下起了细雨。由于6日晚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活动，阿部规秀放弃了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意图，率部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企图返回涞源城。日军十分谨慎，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但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潜伏的数千名八路军。下午15时，日军完全进入了八路军伏击圈。此时，八路军各部突然发起猛攻。
阿部不愧为“名将之花”，身陷重围依然临危不乱，指挥日军兵分两路，向寨头和黄土岭方向实施突围。
日军指挥部设在黄土岭一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7日16时许，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团长陈正湘发现一群身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正用望远镜观察战况。陈正湘判定，小院可能是日军指挥所。于是，他立即将配属于第1团的分区迫击炮连调上来，把目标指示给炮兵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边的小院子里腾起一股股烟尘。望远镜里再也看不见人影。
日军因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几次拼命突围都遭到八路军迎头痛击。11月8日上午，日军空投下十多位指挥官以及弹药、给养，准备突围。在得悉日军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地派出重兵，分五路对我进行合击时，八路军遂主动撤离黄土岭，转移到外线作战。
黄土岭战斗，毙伤日军9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黄土岭伏击战——炮击“名将之花”
“名将之花”凋谢
在八路军向日军指挥所的炮击中，其中有一发炮弹正打在日军指挥官群中，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当场被炸成重伤，日本陆军省当年11月21日公布的材料写道：“阿部中将……在这座房子的院前，下达作战命令的一瞬间，敌人的一颗迫击炮弹飞来，在距中将几步远的地方爆炸。炮弹碎片给中将的左腹部和双腿以数十处致命的重伤”。3小时后，阿部规秀死去。
阿部规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青年时期曾在关东军服役。1937年8月，升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同年12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39年6月1日，调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2日，晋升为陆军中将。阿部规秀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的盛誉。
在日本陆军省发布阿部规秀阵亡公告后，东京各大报纸在醒目的位置报道了阿部规秀的死讯。《朝日新闻》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登了三天。这篇悼文写道：“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这次阿部规秀将军的牺牲，使我们知道，将士们是很奋力作战的……”11月27日，侵华日军在张家口召开了“追悼”阿部规秀的大会。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在花圈挽联上写着：“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东京为阿部规秀之死降半旗致哀。
阿部规秀中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击毙的第一个日军最高指挥官。为这一胜利，八路军总部为参战部队发了贺电。全国各报纸纷纷报道。不久，杨成武又收到八路军总部转来的蒋介石发给朱德的电报：
朱总司令：
据敌皓日（19日）播音，敌辻村部队本月江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
中正
不久，彭真让杨成武给抗日刊物《新长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瞧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
百团大战——对日军的“挖心战”
攻击前的形势
1936年8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按照军部的意志，确立了日本“南北并进”的国策，即同时实施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的对外政策方针，侵占中国，攫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军队连续发动闪电攻势，在短短70天的时间里，先后打败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号称世界陆军第一强国的法国，几乎占领了整个西欧。希特勒在欧洲取得的辉煌，给日本施行南进政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当时，英法政府为了全力投入欧洲战场，并使日本对欧战保持中立态度，准备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美国重新开始了所谓“美日谅解”活动，东方慕尼黑的危机再次出现。日本认为南进时机已到。
为使中国成为“南进”的后方基地，1940年5月，日本陆军省制定了在1940年年底前，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日军双管齐下，政治上加紧对中国政府的诱降，军事上加大中国政府的压力。
1940年5、6月间，日军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襄宜战役，6月12日攻占鄂西重镇宜昌，控制入川门户；接着又封锁滇（云南）越（越南）国际交通线。攻占宜昌后，日军以之为基地，两个月内对重庆等城市进行了4000架次的持续轰炸，仅重庆一地就遭到日机3300多架次的袭击，投弹量为2500多吨，其中约2000吨落在重庆市内，炸死炸伤5500多人，造成要进攻重庆的气氛。同时，日军还在开封和黄河北岸及山西南部的三角地带集结重兵，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截断我西北交通线。
另一方面，日本加紧了对中国政府的诱降。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初期的大溃败后，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也积极酝酿妥协投降，与日共同反共。他一面加紧策划反共高潮，制造“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等种种谣言，攻击八路军，欺骗群众，挑拨国统区人民与共产党的关系。一面又通过宋美龄、戴笠等与日秘密谈判。在谈判中，蒋方代表一再表示，国民党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华北驻兵等。在这种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