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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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的类别兵匪

　　　　三兵匪　　　　
　　　　在旧中国，有句俗语叫“好人不扛枪”，而扛枪的不是“兵”，就是“匪”。被称作“兵匪”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原先是兵，后转变为匪；另一种是指虽身为士兵，但其具有与其军人职守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不同之处，前者是以前曾经作过兵，后者名义上仍是士兵。　　　　　　　　
　　　　近世中国，各种战乱连绵不断，国无宁日。有人曾作过统计，仅从1921年到1933年，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候，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也有人作过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5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胜败兵家事不期”嘛！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找不到生活出路，往往沦落为匪，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员和主要骨干。　　　　
　　　　　　　　
　　　　缴获的土匪武器。　　　　
　　　　　　　　
　　　　军阀混战　　　　
　　　　　　　　
　　　　山东土匪　　　　
　　　　1、山东兵匪　　　　
　　　　齐鲁大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在疆场上征战冲杀的山东男儿几乎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因此，在民国成立之后的连年战乱中，那些拥有“雄才大略”的军阀政客们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东大汉，争相来山东招兵买马。结果就如记者们在报上所报道的：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　　　　
　　　　据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兵士、退伍兵士与难民结合而成，其中以定武军势力最大。当时的报纸也指出，山东境内的土匪，不是被遣散的民军，就是溃散的定武军。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　　　　
　　　　“今日杀，明日战，替官长做了一碗现成饭。官长日肥兵日瘦，半年军饷全刻（克）扣。你督军，我司令，装满腰包不嫌重。”　　　　
　　　　官长的剥削和压迫使得军队中不断发生“兵变”。据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则干脆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　　　　　　　　
　　　　这些加入土匪队伍的士兵，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比一般的土匪更加凶悍，所以当时的政府“很难用军队来剿灭他们”，而只好改用招抚、收编的办法。　　　　
　　　　例如，山东悍匪毛思忠，手下拥有的万余匪徒，原先属于被解散的张勋的定武军。他们熟悉地势，枪械又利，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派张敬尧为剿匪督办，集聚了四个省的劲旅会剿无效。后经官匪双方达成协议，将毛思忠的部队收编成一支“新编陆军”。　　　　
　　　　许多时候，军队素质极差，缺乏严格的纪律，不但不能保护民众，反而乘时局混乱，发国难财，成了比土匪更加凶残的“兵匪”。据说，汤玉麟的兵卒驻热河时，经常不发饷，官兵们的活路就靠勒索搜刮百姓。　　　　
　　　　　　　　
　　　　鲁军俘虏。他们常常是兵匪的主要来源。　　　　
　　　　　　　　
　　　　土匪军阀张宗昌　　　　
　　　　2、川黔兵匪　　　　
　　　　1923年，四川省的一二十名军阀，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大打内战，军队不仅无力剿匪，反而千方百计拉拢、利用土匪，许多官佐都是匪首出身，因而军纪废弛，士兵行为等同土匪。当时四川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于战争。因此，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1925年，蒋介石在致国民党军委会的建议中，对军阀的军队作了如下评语：“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虚报军额，吞没军饷。强劫税收，庇赌包烟，通盗运私，干涉民政，霸占机关。……人民畏兵甚于畏匪。”事实也确如蒋氏所言。　　　　
　　　　1923年，一向把贵州当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张汝骥、吴学显部进入贵州，赶走了驻当地的袁祖铭部。唐继虞命号称三路总指挥的滇军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率队到镇远驻扎。吴学显部是由收编的云南土匪组成，到达镇远后，匪性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平常在大街小巷上浪荡转游，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地县太爷因应付不了这帮“匪军”的军差，只好弃官潜逃。　　　　
　　　　后来，张汝骥和王洁修率队返省，黔东各县只剩吴部驻防，更是肆无忌惮地扰乱危害老百姓。在镇远驻防的彭管带、皮司令等部的几千人，向老百姓逼粮逼款，无休无止，有的士兵假银元当真银元用，没有人敢说个假字。更令人切齿的是，这些匪部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抢掠姑娘，大商号刘聚金家的三姑娘被逼得跳了河。　　　　
　　　　　　　　
　　　　土匪经常抢劫的集市　　　　
　　　　1923年冬季，吴学显部撤走，老百姓刚吁了一口气，不想，又有一个自称支队长的梁惠卿来镇远收编匪众，其部恶行不亚于吴学显部。东门口的一条街被其放火烧毁；文明书院被毁得只剩断壁残垣，所存书籍损失惨重。“民之畏兵，尤甚于畏匪”，是对这类军阀部队“匪类行为”的真实写照。（梁鼎、黄永锡：《镇远的兵匪之乱》）　　　　
　　　　更有甚者，有些军官为了鼓励士兵打仗卖命，不仅放任士兵奸淫抢掠，有的干脆让部下换上便衣，扮成土匪到民间去抢，使当土匪成为士兵的“第二职业”。　　　　
　　　　传说民国15年，吉林双阳一带，青草没踝时，土匪成群的起来兴风作浪，当地驻军一营长非但不去打匪，还把他手下的班长找来几位说：“明天换衣服，你们出去！”　　　　
　　　　班长们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换衣服干啥？”　　　　
　　　　“混到土匪里也行！占山为王也行！”　　　　
　　　　经这一提醒，班长们才开了窍，原来营长是让他们扮作土匪去抢劫。就这样，班长们各自带着手下高高兴兴地出去了两个月，每人回来时都带回了一堆白花花的大洋，还美其名曰“执行任务”，这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兵匪一家呀！”　　　　
　　　　3、河南兵匪　　　　
　　　　在豫西，“兵匪”尤其猖獗。这里先后涌现出了像刘镇华、张治公、孙殿英等名噪一时的“兵匪”匪首。　　　　
　　　　刘镇华是嵩山北麓的巩县人，辛亥革命以后他收编了嵩山一带的大小土匪，参加到“陕西军政府秦陇复议军东路大都督”张钫的部队里，后又分化出来，命名为镇嵩军。　　　　
　　　　　　　　
　　　　土匪出身的将领张钫　　　　
　　　　　　　　
　　　　军阀刘文辉夫妇　　　　
　　　　镇嵩军的三路标统分别是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他们都是揭竿而起的杆首山大王，都称老架子（总头目）。为了扩充势力，又都放出些“外队”。　　　　
　　　　所谓“外队”，就是把已编好的连长、营长，讲好条件，暗中给他们些枪弹，再放出去拉杆子，等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收抚回来。这样，连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的杆子，收回来可编为营长，营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回来可编成团长，部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这些“外队”到处烧杀、奸淫、抢掠、“拉肉票”、“下帖子”，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豫西山大王之多，就是因为以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这种恶风使然。当时人们有个口号形容镇嵩军的官长出身，说是“嵩山大学毕业”，这是讽刺凡是镇嵩军官长，无不是在嵩山上拉过杆子的山大王出身。张治公是洛阳龙门南衙村人，是著名杆首张黑子的侄儿。他在镇嵩军当第二路标统之前也拉过杆子。1917年，他随刘镇华入陕，驻省垣附近，当时陕甘两省鸦片烟很多，他就利用势力，用数辆“轿车”不断地从陕西运烟到河南卖，发了横财，成了洛阳县的头号大地主、大富翁。1925年，张治公升为镇嵩军第二师师长，随刘镇华参加了所谓河南胡憨之战。他们失败，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张治公则潜伏豫西，又做起放杆子的勾当。1926年间，刘镇华投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当了“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张治公就地收编的杠子并到刘部，刘叫张当了“陕潼护军使”，驻洛阳继续收土匪，同时收官匪。当时伊阳县民团统带王建昭所部，就被张收编为“陕潼护军使”属下的第九混成旅。　　　　
　　　　　　　　
　　　　刘镇华　　　　
　　　　以后，刘镇华又把张治公编成了一个军长，随刘去陕西，参加了围攻西安8个月的残酷战斗，遭到惨败，不得已，张治公又回转豫西把旧部下再放出去拉杆。另一方面他又投到西北军宋哲元部下当了“豫西剿匪司令”。他一面放匪，又一面剿匪，亦兵亦匪，一举两得，这可真到了兵匪一家、兵匪莫辨的地步了，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就只有遭殃的份了。（参见王凌云：《兵匪横行祸豫西》）　　　　
　　　　下面是援引自《民国匪祸录》中的“孙殿英祸亳一案”，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兵匪一家、兵匪难分情形的最真实的写照。　　　　
　　　　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的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流过，成为连结豫、皖的东西交通枢纽，故而众商云集，市面繁荣。姜桂题在亳州附近的豫、皖各县招募了许多子弟兵，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孙殿英。　　　　
　　　　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在姜桂题的部队里当过机枪连连长，投入毅军将领丁香玲部，不久即当上机枪连连长。毅军纪律败坏，豫皖一带百姓称“吊儿郎当混毅军”。而孙殿英从军前就在地方上赌博、贩毒，结识土匪、流氓；从军后，依然故我，继续与歹徒往来。1922年前后，孙殿英率部哗变，拉到河南省陕州、巩县、宝丰、鲁山一带，当了土匪头子，人数达万人以上，孙殿英自称旅长。他因当初曾驻过亳州，深知此地富庶，于是决定东下亳州。　　　　
　　　　亳州驻军这时是老安武军（原倪嗣冲部）第五旅，旅长华毓庵听说孙殿英有意东下，便打算收编该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带信要孙殿英速来。1926年冬，孙殿英杆匪长途跋涉到亳。城里官员士绅认为有一旅官兵加上警备团、商团、民团等武装，自不必担心，故未理睬孙殿英。却不料兵、匪双方早已暗中默契；华毓庵故意将该大部调往十河、双沟一带，仅留张拱臣一团驻防城北；一名老毅军将领的儿子李大瞎住县城内，与孙殿英夙为友好，此时特地派人送孙一车弹药；孙殿英在亳州的狐朋狗友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人，则勾结了当地匪徒百余人，埋伏在东门内的小巷里，准备接应；驻防城南的警备团长李传运在巡逻时，发现这批不三不四的家伙，却佯装不知，有意避开……　　　　
　　　　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夜，孙殿英指挥股匪攻城，枪声如炒豆子般炸响。城内居民认为有驻军防守，安全当不成问题，因此都十分平静。这时，早已潜伏在东门附近的匪徒即纵火焚屋，到处乱喊：“失火啦！”“孙殿英进城啦！”　　　　
　　　　附近居民惊慌失措地地拥上街头，见纵火狂呼的为首者是几个地痞流氓，便怨声斥责。不料，那伙人中竟有人当即出枪射击，打死打伤居民。于是人群大乱，波及面愈来愈广，许多地方都谣传土匪进城，准备逃跑。　　　　
　　　　县地方警备团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团长蒋逊之以及东台镇守卫军官，闻讯后立好召集队伍，保护自己的眷属匆匆起逃河南商丘。　　　　
　　　　　　　　
　　　　孙殿英　　　　
　　　　　　　　
　　　　山头飘扬孙匪旗　　　　
　　　　城外匪徒在城内歹徒策应下，攻入北关，大肆纵火抢劫。北关是亳州商业富庶区，本是匪徒抢劫重点，但由于城北尚驻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部分警备团、商团，匪徒不敢多停留，便突入城东、城西、城南各处，抢劫大商号和民宅。按说北关商业区因此可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