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3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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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一方面肯定“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旅”，分一方面也善意地批评了国民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认为国民党“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究有改变的必要。”并且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些意见，对正在绝望中反省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也拜访了孙中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答应李大钊“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苏俄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使孙中山对时局、对革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逐渐认识到苏俄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具有辛亥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新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是一支新的伟大的革命力量。这一切都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孙中山决心同苏俄合作，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这种伟大的勇敢的转变，使他晚年的政治生命闪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孙中山永远追求进步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中共“三大”

　　　　“二大”后，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这次会议虽然是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相应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员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表示怀疑。这次会议后，除李大钊、陈独秀等骨干参加国民党外，大多数党员未加入。因此，两党合作实际上进度不大。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根据马林的提议正式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暨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是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决议虽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但对促进中国共产党制定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正式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谭平山等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制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他们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相反，陈独秀和马林等人主张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加入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看法强调民主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克服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实现国民革命，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使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中降到从属的地位，从而使共产党失去了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也为后来革命的失败埋下伏笔。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共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辛龙组成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辛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从而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由于大会受马林、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对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估计不足，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问题，都没有明确地解决。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定的。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1922年的远东会议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要想取得打倒军阀的胜利，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敌人极其强大而残暴，不但有封建军阀势力，而且有帝国主义势力。而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强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党一次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等开始认识到实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军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但国民党的状况又令孙中山颇不满意，认为：“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如果没有新生力量的注入，一扫国民党的暮气、涣散，国民革命难以成功。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又使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可能。

　　　　从1922年9月起，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工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有53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国民党改进事宜。他指定成立由茅祖权、陈独秀、覃振、丁维汾等9组成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他审定的由汪精卫、胡汉民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8月，孙中山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并有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10月，应孙中山之邀，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并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10月24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负责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筹备翌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在广州办理党员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及区分部组织。

　　　　1923年底，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形成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国民党改组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孙中山书“天下为公”横批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165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等重要议案；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共产党人；选举了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

第313章　民国（9）（）　
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革命内容。在民族主义方面过去只提反满，现在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民权方面过去只是抽象的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这就根本上适应了新的历史潮流之要求。在基本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相一致，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各个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但是，应该指出，新三民主义在理论上和纲领上，毕竟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是有不同的，特别是二者在宇宙观、领导权、革命阶段的区分和革命彻底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是中国革命高涨的新起点。

　　　　创立黄埔军校

　　　　历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方军阀打倒另一方军阀，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要进行国民革命，就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早在1922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接受了马林关于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1923年10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将筹办军校列为重要决议案之一。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筹办军校，原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24日。孙中山派廖仲恺、邓演达等七人组成“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月6日设立了军校筹备处，确定以广州黄埔岛为校址，并聘请苏联军事顾问。

　　　　周恩来旧照黄埔是个小岛，位于广州东郊、珠江南岸，面积约6平方公里。这里距市区约20公里，离虎门数十公里，是从海上通向广州的要冲，为历史上军事国防和对外贸易的要地。孙中山因为这个小岛四面临水，与城市隔离，地当枢要，便于兴学讲武，所以决定将军校办在这里，并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习惯上称“黄埔军校”。

　　　　筹建工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帮助下开始进行。首先要定下来的是，由谁来当校长呢？本来孙中山打算亲自兼任，学校将成立时，改派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对此却有很大的意见。本来，无论在党还是在军，与程潜比起来，蒋介石都算是后辈，可他不愿居程潜之下，嫌官小无权。于是，他擅自发给教职员一笔离职津贴，声称学校不办了，自己私自溜回上海，以此要挟孙中山。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静江、戴季陶都为蒋介石撑腰，三番五次地找孙中山说情。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称：“校长一职，非蒋莫属。”孙中山也因为在自己被陈炯明叛军包围的时候，蒋介石特意从繁华的大上海跑到永丰舰上，表示共存亡的决心而一直很信任他，见此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蒋介石如愿以偿，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可孙中山哪知道，这个一向标榜为“忠实信徒”的人，却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呢？更有着巨大的个人野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在广州和其他地方，积极为军校招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苏联为了支持这所学校，也派遣政治、军事人才到中国。被聘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乃至政治制度的拟定，都仔细过问。1924年后，加伦等十几名苏联顾问又先后到黄埔军校担任了军事、政治教育工作。其中有行伍出身的，有从武备学校出来，一直升到将军职位的；都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和在军事院校的理论进修。这样，苏联顾问不仅能够组织课堂教学，而且能够通过实践讲明其基本原理，是办好军校难得的人才。在财力和物力上，苏联也给予了很大帮助。

　　　　黄埔军校旧址四方英才齐集军校后，1924年3月27日，举行了入学考试。报考生有1200多人，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现广东省博物馆内）为试场。经过严格的选择后，正取学生350名，编为第一、二、三队，备取学生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