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3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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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的纪念章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对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
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200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行的爱国斗争。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6月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渐渐平息了下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渡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他们所遏制不了的。
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发起组很快与北京的李大钊和已去广州的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确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小组随即通知各地小组各派代表两名出席会议。
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静静地举行。出席会议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武汉）、毛泽东、何叔衡（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由陈独秀委派）；马林、尼可尔斯基（共产国际）也列席了大会。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浚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董必武像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日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第311章 民国（7）（）
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
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后来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建议去嘉兴南湖，她在那里读过书，游人不多比去杭州近便，众人称善。
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账房先生代租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中共“一大”会址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沏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二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要求党进一步提出明确、具体的革命纲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斗争。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了九国公约，确认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原则。并达成解决山东县案条约，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规定中国必须“将胶州德国旧租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及其他合法职业。”会议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独霸的优势，却又造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并为美国实现其控制中国的计划创造了条件。
华盛顿会议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