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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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张广泗等，但张广泗轻视讷亲不懂军事，又不服位出已上，故诸事推诿，“阳奉而阴忮之”。张广泗所用向导良尔吉为泽旺之弟，平时与阿扣关系暧昧，为莎罗奔充当耳目，将清军动向随时报与莎罗奔知道，更使清军陷入困境。后岳钟琪奏劾张广泗误用奸细良尔吉，讷亲亦劾其劳师靡饷，清廷遂于是年九月改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总统金川军务，把张广泗、讷亲革职。十二月杀张广泗、讷亲。
傅恒到军前，杀良尔吉、阿扣等人，切断叛军内应，又增调邻省兵力，尽撤各地守碉、攻碉之兵，与岳钟琪等制定集中兵力，直捣中坚计划。时乾隆帝因金川用兵二年，连诛二大臣，耗饷近千万，用尽全力却未能成功，命傅恒撤兵。傅恒因金川旦夕可破，弃之可惜，仍请进兵。乾隆帝决计罢兵，寄谕千言，命速班师，而傅恒不及奉诏，已与岳钟琪分兵两路，连克碉寨，直扑莎罗奔老巢勒乌围。叛军慑于清军兵威，且粮食将绝，险阻尽失，遂致军心动摇。莎罗奔从前曾随岳钟琪入藏平叛，素服其治军有法，后岳钟琪督川陕时，又奏给莎罗奔印信，至是遂向岳钟琪请降。岳钟琪亲率十三骑至叛军营中，示以诚信，莎罗奔等顶经立誓，投降清军。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带领喇嘛、头人等焚香跪迎大学士傅恒等。傅恒赦其死罪，命仍为土司。是为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役。
乾隆皇帝礼冠上的顶珠乾隆中叶，莎罗奔老，其侄郎卡继为大金川土司，不断侵犯邻近土司。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郎卡出兵攻掠小金川及革布什扎土司，四川总督开泰传谕劝阻，郎卡不听，仍侵犯邻境不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大金川周围九土司之兵会剿大金川。时九土司中与大金川土地相邻、兵力相当者，东有小金川，西有绰斯甲布，其余皆弱小。阿尔泰未能利用小金川等制约郎卡，反以苟且息事为本。郎卡遂与绰斯甲布土司联姻，又以其女嫁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为妻，于是三部联合，其余土司难与抗争，只得俯首听命，郎卡死后，其子索诺木继土司职，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诱杀革布什扎土司，而与他有“攻守同盟”之约的僧格桑也率小金川之兵攻扰鄂克什、明正两土司，并公然与清军为敌。清廷命阿尔泰率军进剿，阿尔泰按兵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半载不前，清廷遂将阿尔泰赐死，命大学士温福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次统兵前往镇压。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僧格桑割地求援于大金川，索诺木派兵授助。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春，桂林克复革布什扎，温福进占资里及阿喀，逼进小金川。五月，桂林派部将薛琮统兵3000，带五日粮，欲截小金川后路，不意反被其困于墨垄沟。薛踪派人向桂林请援未果，致使全军覆没。清廷将桂林革职拿问，以阿桂署四川总督，代统其军。十一月，阿桂率部连夺险隘，直捣叛军巢穴，十二月进抵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依索诺木。清军乘胜进兵，占领底木达，俘泽旺，传檄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不应。十二月十三日，清廷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舒常、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兵进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军六路大军会攻大金川。索诺木增筑碉垒，据险抗守，严密十倍于小金川。温福重蹈张广泗复辙，采取“以碉攻碉”之策，建碉卡一千余座，所率二万余人大半分散于各碉。是年夏，温福屯兵大金川东都木果木，每日置酒高会，不听诸将之劝，致使军心浮动。索诺木唆使小金川头目煽动降卒复叛，作为内应，又于六月初一日夜袭陷提督董天弼底木达大营。初二日，索诺木派兵占据要隘，切断清军粮道，温福仍骄傲轻敌，不加戒备。初十日，叛军突袭木果木清军大营，攻占碉寨，抢夺炮台，温福仓惶应战，中枪而死，各卡清军相继溃散。海兰察等闻警赴援，收拾残兵万余人。是役，清军被歼3000余人，提督马会、牛三界，副都统巴朗、阿尔纳素，总兵张大经等皆战死，小金川再度落入叛军之手。
第267章 清朝（21）（）
清廷闻知小金川之败，遂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富德为领队大臣，富勒浑为四川总督，再调健锐、火器二营兵2000，索伦兵2000前往助战。阿桂受命后，整饬队伍，激励士气。重新集结两万大军，分兵三路直扑美诺。十月二十九日，清军各路齐进，转战五昼夜，于十一月初四攻克资里，收复鄂克什，进占美诺。收复小金川全境后，阿桂统军乘胜挺进大金川。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月至七月，清军数路进击，连克要隘，直逼索诺木老巢勒乌围。索诺木见清军大兵压境，只得鸠杀僧格桑，献其尸及妻妾于军前，请求罢兵，阿桂不许，督兵继续进攻。乾隆四十年（1775年）八月十五日，清军直捣勒乌围大寨，四面炮轰，又以地雷炸裂塞墙，次日黎明，清军攻占勒乌围，莎罗奔、索诺木等逃往噶拉依。阿桂等兵分两路：北路自勒乌围夺大金川上游，南下主攻；西路据河西辅政。十二月，清军逼近噶拉依，明亮等克拢寨，进后独松隘口。二十二日，清军向噶拉依发起进攻。乾隆四十年（1776年），正月，索诺木之母、姑、姐妹等投降清军，而索诺木、莎罗奔等仍在官寨中冒死顽抗。阿桂督清军筑长围、断水道困之，辅以火攻、炮击，历时四十余日。二月初四日，寨中水尽粮绝，索诺木、莎罗奔只得率大小头目等二千余人跪捧印信出降。四月，押索诺木等于京师。是为第二次平定金川之役。
两次金川之役前后共五年，费银七千多万两。事后，清廷在噶拉依设总兵，勒乌围设副将，又以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并召募大批内地汉民前往该地屯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乾隆帝禁书修书
清王朝统一中国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雍正帝儿子清高宗弘历在位的时候，国力强盛，财政富裕。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鼎盛的程度。公元1757年，原来已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乾隆帝派兵两路，进攻伊犁，平定了叛乱。准噶尔平定以后，原来被准噶尔俘虏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兄弟逃回新疆天山南路，起兵反清。乾隆帝又派兵征讨。大小和卓木在当地残酷压迫人民，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痛恨，纷纷起来支持清军。清军顺利地平定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公元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理。
乾隆皇帝的甲胄乾隆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公元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那套丛书名称就叫做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
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隔二年，就有二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公元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镇江、扬州。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有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乾隆皇帝下江南
清政权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稳固发展局面。乾隆帝弘历看到其祖康熙六次南巡的盛况“盛典昭垂”，也欲效法，于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年）先后六次南巡。
第一次南巡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乾隆帝陪皇太后渡过黄河至高家堰，经淮安，三月抵杭州，渡钱塘江，祭祀禹陵后，又在杭州召见地方人士。回途中经过苏州、南京，亲往明太祖陵祭祀，并阅视兵阵。四月渡过黄河，于泰安祭祀东岳庙，五月回到京师。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举行第二次南巡，经过直隶、山东、江南等省，召见在原籍的大臣史贻直、梁诗正、钱陈群，及致仕老臣沈德潜等人。复至嘉兴石门阅兵，驻杭州十余日后返回。经苏州、南京、徐州，抵达曲阜，祭奠孔子。四月回到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开始第三次南巡，渡过黄河视察清口、东坝、惠济闸等河工。三月到达浙江，亲赴海宁观看海塘，又于观潮楼检阅福建水师。四月返回，再渡黄河。命庄亲王胤禄奉陪皇太后仍走水路，自己登陆至徐州，查看黄河各处堤坝。五月回到京师。三年后的乾隆三十年（1765年），举行第四次南巡。二月抵达杭州，指示修筑海宁石塘。归途驻跸江宁、德州等地。第五次南巡于15年后方举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出发，三月到达海宁观潮。归途中于南京招试举人。赐内阁中书等职。五月回经涿州，遇一僧人献幼子，口称为弘历之孙，因父妾陷害流落乡野。乾隆帝令一同归京，审出系乡童所冒，将僧人处死。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乾隆帝举行最后一次南巡，先后于泰安祭祀少昊陵、曲阜拜谒孔庙。三月至海宁，巡视海塘后返回。
银碗乾隆六次南巡的目的，其称为：“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其实与康熙六次视察黄河堤坝大相径庭。自乾隆十六年至五十年，河南黄河八次决口，乾隆却一次也未到过河南。途中虽也附带查看了一些黄河工程，颁布了数次减免赋役诏令及赦免人犯、截漕平粜谕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生产、维系人心的作用，但他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游赏江南山水，正如其自称：“江南名胜甲天下，”南巡可“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
乾隆南巡中的奢华铺张，给沿途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和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