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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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于片面：汴梁位置适中，原为北宋旧京，漕运方便，但却无险可守，易于四面受敌，其城又低于黄河水面，时有水灾威胁；长安、洛阳却曾是几代都城，但又久罹兵火，损坏惨重，要重新建城必耗资巨大，颇费百姓供亿；北平虽有元代城池宫阙，然要定都，也还须经过一番改造，尤其刚为亡元之都，也觉不大吉利。明太祖也曾想定都濠州以为中都，并在洪武二年至八年（1369—1375年）间一度动工修建了城池宫阙，但因耗费甚巨，人民苦不堪言，曾经暴发了工匠的反抗起义；加之刘基等人的坚决反对，不得不停下来。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年）才终于以应天府地势伏越，虎踞龙盘，有长江天堑，且地近江南财赋之源，正式定应天府为“京师”。京师虽定，但为了防御蒙古，加深北部边防，明太祖仍未放弃迁都西北的打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继续派太子朱标“代天子”巡视洛阳和长安。朱标回朝后，献上绘制的关、洛地图，并提出己见。可惜不久，朱标突然病逝。朱元璋极度悲伤，加之年事已高，再也无力过问迁都之事。不过，他为对付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还是做了一定的安排。主要是在封藩诸子时，有意地分为前方、后方两部分，以北方沿长城线为前沿，封辽王植、宁王权、燕王棣、谷王、晋王、代王桂、秦王等，分驻广宁、大宁、北平、宣化、太原、大同、长安等处，并配以重兵，广建卫所，给予制诸卫的兵权，他们凭借长城险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军事据点，其主要任务就是防御蒙古贵族的南下，故又称“塞王”。建文元年（1399年），经过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朱棣终于击败建文，攻占京师，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明成祖为防止出现第二次，又大力推行削藩政策，先后对原封诸王削的削，迁的迁，废的废。比如迁宁王于南昌，迁谷王于长沙，使他们再也无力同中央抗衡。但是，削藩却使北方边防陷于空虚。为充实北部边防，真正防御蒙古贵族的南侵，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进而有力地控制北方和东北地区，维护全国的统一安定，在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即采纳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建议——迁都北平。首先下诏，升北平为北京，暂称“行在”，由皇太子主持。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相应的原京师改称南京，正式实现了明太祖主张的南、北两京之制。他所以要迁都北京，主观原因是由于此地是其亲自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所谓“龙兴之地”；而客观上则由于北平“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关口不下百十”，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的优越环境条件。为此，于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命工部尚书宋礼等分各赴各地督民采木，烧砖造瓦，并征集各地工匠、军士、民丁，准备“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但由于“靖难”之役对北京的建筑破坏较重，加之对越南和蒙古瓦剌部的连年反击战，以及为徐皇后营建昌平的长陵，使北京城池宫殿的建造推迟了十几年。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先做西宫，“为祝朝之所”。八个月后，西宫建成，为营建全部宫殿腾出了地方。十一月，经过群臣商议决定，次年六月全面施工。“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主要分为京城、皇城和宫城三重。京城也称内城，基本上取用元大都城旧址，北墙南移五里，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南墙则由今长安街南推到今前三门处，东西城墙则由元大都的土城墙包砖而成。内城共有九门：南有崇文、正阳、宣武，北有德胜、安定，东有东直、朝阳，西有西直、阜成。皇城在内城中央，共有六门，东有东安，西为西安，北为北安，广场南端为大明门，承天门左为长安左门，右为长安右门。宫城又称紫禁城，是北京城的中心。永乐四年始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峻工，也把元大内旧址稍往南移。城周长六里，城墙高十米，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共有四门，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紫禁城内分两部门，前朝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皇帝召见百官议事的地方。从乾清门往北为内廷三大殿，即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是皇帝、皇后居住的地方。两侧为东、西六宫，是妃嫔们居住的地方。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围绕纵贯南北的一条中轴线建成。其主要建筑均在中轴线上，由南往北有正阳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钦安殿、玄武门；后有景山、地安门、鼓楼等。并按“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在宫城左边建太庙，祭礼祖先；右边建社稷坛，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分祭天地日月。总之，其建筑特点是南北相望，东西对称。整个工程动用了数十万工匠和上百万民工，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努力，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北京宫殿终于落成。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南京、北京并称两直隶。从而大大加强了北方的军事力量，对于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宁，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改土归流
自古以来，在我国云南、贵州、四川和两广地区，就分别聚居着苗、瑶、彝、壮等少数民族。它们之间，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都比较落后。自元朝起，政府开始在这里设立了土司制度，以进行管理。土司制度，包括土司和土官两种。土司，是属军事系统管辖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和长官使司等，其长官分别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这些官职均由各该少数民族的头人担任。他们名义上接受了中央皇帝的封爵；但实际上仍是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其统治者世袭相承，统治方式极其残酷和落后。土官，则是属行政系统管辖的，是按照汉族地区的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县等各级政权机构。其长官则分别为土知府、土知州和土知县等，也均由中央皇帝委任各该少数民族的头人分别担任。其所做所为，实际上同土司无异。这种土司制度，是在当地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中央皇朝在军事征服或政治臣服后，又一时无力改变其原有制度的情况下，而实行的一种权宜之策。但随着全国和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土司土官制度，便日益暴露出其消极、保守和落后性等弊端。它既妨碍着本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又阻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特别是，这些世袭的土司土官有很强的独立性，不是相互争夺地盘，便是联手对抗中央，甚至不断发动战争搞割据叛乱。这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统一扰乱了明王朝的统治秩序。
第230章 明朝（10）（）
贵州，古称罗施鬼国。三国时，其首领火济，因随诸葛亮出征孟获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历经隋、唐、宋之朝都归顺于朝廷，元朝时开始设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前元宣慰使霭翠见云南已平定，开始投降明，仍被授予宣慰使，领所部居水西，称贵州宣慰使，隶四川。其思州宣慰使为田仁智，思南州宣慰使为田茂安，皆隶湖广。明成祖永乐初年，田仁智之子田琛与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各继位。永乐八年（1410年），田琛因争夺沙坑地，同宗鼎结下了怨恨。并在原宗鼎的副使，现任辰州知府黄禧下，对宗鼎发动了武装进攻。宗鼎大败，携家出逃，其弟被杀，母也被掘棺戮尸。宗鼎到朝中进行控诉。成祖几次下诏制止，并让琛与宗鼎同赴朝自辩。二者又均抗旨不遵。田琛甚至公然派人潜入京城教坊司，探听虚实，伺机叛乱。不久，阴谋败露。于是，成祖一面派遣行人司行人蒋廷瓒为特使，前往调查；一面派镇远侯顾成率兵压境。终于顺利地把田琛和田宗鼎二人押在京师。田琛强辩道：“思南原为思州地，当还我！”并历数了宗鼎的若干罪状。成祖当即予以严斥：“思南旧归明玉珍时，你为何不敢取为己有？今日再说又有何用？赶快回去，治理好你的本土。如再挑动兵端，我当剐你！”田琛等阳奉阴违，归后继续同宗鼎仇杀如故。朝廷屡禁而不能止。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成祖开始密遣镇远侯顾成，率校士数人，先后潜入宗鼎和田琛的驻处，将二人秘密逮捕，城中依然寂然不知。忽一日，顾成出面揭榜谕示：“朝廷以二凶犯成日仇杀，荼毒百姓，特遣使问罪。今首恶既擒，余者不问。敢有作乱者，族诛。”众人都服服帖帖。待将田琛和田宗鼎械送京师后不久，田琛之妻冉氏竟又招诱台罗等寨的苗族头领普亮，继续做乱，妄图迫使朝廷释放田琛。宗鼎也因揭露黄禧曾同其祖母通奸，而其祖母则又揭出他曾亲手缢杀生母的罪行。成祖既怒田琛及其妻的反复无常，又恨宗鼎之乱伦，立即命刑部将二人处以死刑。不久，顾成也阵斩了苗普亮，叛乱全部平定。
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下诏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说：“（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已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于是，正式废除思州、思南二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三司等官，除治理贵州本宣慰司外，又统辖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六府，以及普安、永宁、镇宁、安顺四州等。原金筑安抚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龙里、都匀、毕节、安庄、清平、平坝、安南、赤水、永宁、兴隆、乌撒、威清等十五卫，普市千户所等，均隶属于贵州布政使司。以蒋廷瓒为左布政使，负责具体工作。
永乐十四年（1416年），又设贵州提刑按察使司，在中央户部、刑部各增一贵州司。从此，贵州便同其他省区一样，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直隶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将原来的土司、土官，改由中央直接任命的流官管理。这就成为了改土归流的开始。
万历十七年（1589年），四川播州宣慰使、苗族头人杨应龙反叛。播州，古为夜郎国且兰地，汉属郡，唐改播州。僖宗时，南诏侵占播州。太原人杨端募兵收复其地，受到播人敬重，被拥为播地头人。五代时世有其地。宋为遵义军。元授宣慰使，封播国公。洪武五年（1372年）归顺于明，统领黄平、草塘二安抚司，以及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长官司。万历元年（1573），杨应龙继承其职。万历十二年（1584年），以进佳美大木，授都指挥使。应龙性雄猜，默兵嗜杀，见蜀兵弱，朝廷每有征伐，都用土司兵，逐渐骄横。万历十七年（1589年）应龙借口贵州巡抚叶梦熊，力主“播州所辖五司改土归流，悉属重庆”而起兵谋反。其妻叔张时照飞文奏于朝。叶梦熊也请发兵出剿。而四川抚、按均都主张安抚，故一直放纵。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应龙才被逮至重庆，对簿后，依法当斩。应龙请用二万金赎罪，并有意率兵援朝抗倭，因此朝廷中给予释放。刚出兵，事已罢，退回。下诏逮捕，则拒不出。张时照又奏于朝，才决定命川安抚王继光会同总兵刘承嗣，分兵三路征剿娄山关。次年，在白石大战中，承嗣兵败，死伤大半。继光罪罢，撤兵。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总督贵州。次年，至四川，先剪除应龙的支党，使之处于孤立境地，然后命重庆綦江太守王士琦单骑赴松坎晓谕。终于迫使应龙“面缚道傍，泣请死罪，膝行前席，叩头流血”。朝廷一方面因考虑到倭未靖，故想缓应龙而专力对倭；另一方面，也因为应龙往日曾有功于朝廷，给以宽大处理。但应龙怙恶不悛，继续拉拢诸苗，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兵，又大掠余庆、大阡、都坝等地。次年，则流劫江津，势力大增。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又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继后又侵略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部3000人追剿杨应龙。不幸又在飞练堡中误中敌计，国柱、廷栋都战死。綦江也陷落，守将战死。江东之被罢免，继以郭子章代之。并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赐剑，便宜行事，决意进剿。
李化龙到任后，首先革除不听命的各大帅，或逮治，或革职。然后，大集诸军，化龙先令水西兵防守贵州，以断诸苗后路，接着，化龙又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