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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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和水都有本原。”皇上的学问是十分渊博和高明的，希望能够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皇上真正的本原。
东宫讲官缺职，孝宗亲自提升杨万里为侍读，宫中的官吏们因为得到一个正人而相庆贺。过了些日子，在读到陆宣公奏议等书的时候，杨万里都根据原意加以发挥，进行规劝，提出警戒，太子深深地敬重他。王淮做宰相，一天问杨万里：“宰相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杨万里回答说：“人才。”又问：“谁是人才？”杨万里立即开列出朱熹、袁枢等六十人的一份名单送给王淮，王淮先后提升任用了这些人。杨万里历任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夏，发生了大旱灾，杨万里又应皇帝的命令上书朝廷，书中说：“大旱已经两个月了，然后再要求大家发表意见，不是太迟了吗？可是又只要求上自侍从，下到馆职这阶层的人员发表意见，范围不是太小了吗？这次之所以会发生旱灾，是因为上面的恩泽没有流到下面去，下面的情况没有通达到上面来，所以天地之气相隔绝而不通。”因此他分条罗列了四件大事献给皇帝，言词都非常恳切。后来迁秘书少监。这时正值高宗驾崩，孝宗想守三年丧，因此创立了一个议事堂，命令皇太子参预管理政务。杨万里上书孝宗，竭力规谏，而且又上书皇太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踏上危险的境地，懊悔还来得及吗？与其连懊悔都来不及，还不如推辞而不让自己处于这个境地。希望殿下三番五次地推辞，而一定不要答应去管理政务。”太子听了，毛骨悚然。高宗还未下葬，翰林学士洪迈不等集体商议，就独自决定把吕颐浩等人列入配飨的名单送给孝宗。杨万里上疏批评反对，竭力主张让张浚参预，而且指责洪迈这样做无异是指鹿为马。孝宗看了杨万里的奏疏很不高兴，说：“杨万里把我看成怎样的皇帝了！”因此把杨万里以直秘阁的身份外放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知州。
南宋车船（模型）光宗即位后，召杨万里为秘书监，杨万里进宫回答皇帝的问话时说：“天下有看不见的祸害，僭越的人并非权臣，而比权臣的僭越还厉害，扰乱国家的并不是盗贼，可是比盗贼的扰乱还厉害，这不就是说的朋党吗！因为希望激怒人主的没有比朋党更逼切了，想把天下人才搞光的也没有比朋党更厉害了。朋党争论的产生，其始发生于士大夫中，而它的祸害却遍及于天下。前面发生的事情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希望皇上能在您圣明的心中树立一个君主的统治标准，客观地、公正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并且能多看看周围的实际情况，不让他们培植私党，一旦发现，就打散他们，是君子，就任用；是小人，就放废，都不要去过问他是属于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又说：“古代的帝王，固然也有人知道把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但是却不知道臣下在窃夺他的权柄。大臣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大臣手中去了；大将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大将手里去了；外戚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了外戚手里；近臣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了近臣手里。窃权这件事，最难防犯的，不就是近臣吗？！因为他们并不是公开盗窃的，而是在私下偷偷地干的，开始是私下偷偷地窃取，到最后必至于公然窃夺才肯罢休。这样的事不是很可怕吗！”
绍熙元年（1190年），杨万里借为焕章阁学士去接待陪同金国贺正旦的使者并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当时正值孝宗日历编成，参知政事王蔺依旧例请杨万里为此书作序，而宰相却去请礼部郎傅伯寿作序。杨万里以失职为由竭力要求去职，皇帝派官向杨万里进行解释，勉励他继续留任，恰巧要把孝宗圣政这本书送进宫去，杨万里就担当了这个责任，他恭敬地捧着这本书进献给皇帝，但是皇帝还是不高兴，于是外放杨万里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中议论打算在江南各郡使用铁钱，杨万里上疏陈述使用铁钱的不方便，又不按诏书的命令执行，违背了宰相的意见，因此改调为赣州（今属江西）知州，杨万里不赴任。后来他要求去礼部，结果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从此以后就不再出来了。
宁宗即位，召杨万里去临安行宫，杨万里辞谢不去。不久升为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杨万里以年老为理由要求告退，结果是进杨万里为宝文阁待制后退休了。嘉泰三年（1203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并赐给他衣带。开禧元年（1205年）又下诏，杨万里又辞谢不去。第二年，升宝谟阁学士。去世的时候83岁，赐光禄大夫。
杨万里为人刚直而急躁褊狭。孝宗开始时爱他的才，以此问周必大，周必大没有说杨万里的好话，因此没有得到重用。韩胄掌权，想网罗天下知名人士作为他的羽翼，曾建立了一个南园，请杨万里为这个南园写一篇记，许诺让他到中书省、门下省去做官。杨万里说：“官我可以不做，文章是不写的。”韩胄很恼火，改命别人写了文章。杨万里在家里赋闲了十五年，都是韩胄掌握国家大权的时候。韩胄专权僭越日甚一日，杨万里十分忧愤，怏怏成疾。家里的人知道他是忧虑国家的原因，所以凡是从京中来的邸报中关于政局的信息都不告诉他。忽然有一个族中的子侄从外面来，讲到韩胄用兵的事情，杨万里痛哭失声，大呼拿纸来，他在纸上写道：“韩胄是奸臣，专权误国，目无君上，玩弄兵权残害人民，阴谋危害社稷，我空有这颗脑袋，却是报国无门，惟有一腔孤愤！”又写了14个字和妻室、子女告别，放下笔就去世了。
杨万里精于诗歌，曾著易传流行于世，光宗皇帝曾为杨万里写过“诚斋”二字，因此学者称杨万里为“诚斋先生”，谥号“文节”。
正直大度的黄裳
第197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35）（）
黄裳，字文叔，隆庆府普成县人。幼年时便聪明过人，能写文章。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登进士第，调任巴州（今四川重庆）通江县尉。这时，黄裳更加努力读书学习，所作文章诗词比同辈人都高出一筹，人们见了都说：“已经不是以前的黄文叔了。”
当时，蜀中地区供应军队粮饷，名义上是用和籴的办法，实际上却是向百姓索取。黄裳写了一篇赋，名叫汉中行，以此劝讽总领此事的长官李繁，李繁读后，为此取消了和籴的办法，百姓感到便利。黄裳改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录事参军。因四川制置使留正的推荐，召黄裳入朝答对，论讨蜀地兵民大计。迁为国子博士，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宰相进拟别的官吏，皇帝问黄裳在什么地方，得知黄裳的母亲去世，赐钱七十万。服丧期满后，又召黄裳入朝。
当时，宋光宗赵登皇帝位，黄裳入朝回答皇帝的提问，说：“我朝中兴以来（指宋室南迁）的规模和平日的守成不同，不论是出攻还是入守，都应当依据便利的形势，不可不确定国家的行都，以防万一。富裕国家，增强军队战斗力，应当求实际的功效利益，为此不能不严课吏治。安定国内，防御外面的侵略，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以应付突发事件，不可不建立经济、军事重镇。”黄裳讨论行都问题，认为就便利的形势而言，没有比建康（今江苏南京）更合适的了。谈到吏治，认为应建立一定的品级格式，以检验官吏的治民功效，计算其资历以使官吏的职务趋向稳定。谈论军事重镇，认为从东南的吴地（今江苏南部）直到西面的蜀地（今四川），东面绵延达万里，重要的城镇有汉中（今陕西汉中）、襄阳（今湖北襄阳）、江陵（今湖北江陵）、鄂渚（今湖北鄂州）、京口（今江苏镇江），为五大军事重镇，应该派将相大臣前去守卫，五镇强，则国家安固。除黄裳为太常博士，进为秘书郎。
后来，黄裳迁任嘉王府翊善（官名），讲解春秋经文中的“王正月”三字的意思说：“周代的王，就是现在的皇帝。王不能对诸侯发号施令，便不足以称为王。皇帝如果不能统领地方郡县城镇，则皇帝便不足以称为皇帝。现在的郡县，就是古代的诸侯。周代的王只因为不能号令诸侯，所以春秋必定要写‘王正月’，这是为了统一诸侯所应共同遵守的历法。现在我朝所统辖的国土，和祖宗相比还不到十分之四，然而仍跨有吴、蜀、荆、广、闽、越等200个州。指挥我们的百姓的，便是200个州的太守；指挥国家军队的，是九个都统，如果不能统御他们，那怎么能够制驭天下？”嘉王问：“什么是九都统？”黄裳说：“唐太宗十八岁时便兴义兵，平定海内的祸乱。如今大王的年龄已超过了他，却还不知道国家的九都统是怎么讲，你怎么能不加紧学习呢？”
过了些日子，嘉王提拔东宫原来的属吏吴端，吴端找到嘉王表示感谢，嘉王在接待吴端时，行为都合于礼仪法度，黄裳乘机讲授左传一书中的“礼有等衰”四字，问嘉王说：“刚才接待吴端深得礼仪之道，是这样吗？”嘉王说：“是的。”黄裳说：“为诸侯王的学习新东西，正应当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现在大王在处理事务时能区别对待，这便是懂得了‘礼有等衰’的含义。嘉王听了以后，更加想学习了。于是，黄裳画了八幅图进献给嘉王。这八图是：太极图、三才本性图、皇帝王伯学术图、九流学术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最后以百官图结束，各自陈述其中要旨。黄裳总是进言说：“学习的办法，是应当用心去体验。大王应当以自己的心为严厉的教师，对自己的心有一丝一毫不安的事情，都不要去做。”而且还征引前代危亡的事情以为借鉴。嘉王对别人说：“黄翊善的话，别人接受不了，只有我可以接受。”他日，嘉王从重华宫经过，宋孝宗问他在读什么书，嘉王一一作了回答。宋孝宗说：“数量不觉得多了一些吗？”嘉王回答说：“讲官讲的非常清楚明白，我学起来很有兴趣，并不觉得多。”宋孝宗说：“黄诩善这个人非常真诚，他所说的话你要认真听取。”
黄裳长期在王府任职，每年到嘉王的生日诞辰，黄裳都要讲诗以讽谏。开始，黄裳曾经制作浑天仪、舆地图，加上有关的诗词文章，想使嘉王看了以后学业进步，懂得学习如同天地自然的运行一样没有停息。展开地图，就知道祖宗的疆土有一大半被异族攻占，至今还未收复。后来，又以嘉王所讲的三部经书写了三首诗，进献给嘉王，嘉王非常高兴，设酒款待，并亲手书写了黄裳的诗，然后赐给黄裳。一次，嘉王在皇宫中侍宴，在宴席上从容地为宋光宗朗诵酒诰，最后说：“这是黄翊善教给我的。”宋光宗很高兴，下诏慰劳黄裳，黄裳说：“臣比不上朱熹，朱熹研究学问达四十年，如果把他召致到宫中，便会对国家政事有所裨益。”宋光宗高兴地接受了黄裳的意见。黄裳每次劝进，必定援引古代以证今天，以事实说明道理，凡是可以开导嘉王之心的，便无所不言。
绍熙二年（1191年），黄裳迁为起居舍人。上奏说：“自古以来，皇帝不能听从臣下劝谏的，其原因有三个：一是有私心，二是有胜心，三是有忿心。办事情不出于公道，而固执地以自己的意见去处断，这叫私心。私心一旦产生，就对劝谏的人感到不满，便想办法要胜过他；胜人之心一产生，则劝谏的人便成了仇人，便要想办法驱逐他。因私心而生胜心，因胜心而生忿心，忿心一产生，则处理事情必然有不合于道理的。比如潘景这个人，本来是个平常之才，陛下本来也以平常人待他，只是因为台谏之臣不断攻击他，以致陛下更加庇护他，事情与形势相激，遂搞到这种地步。应该按照事情本身做静静的观察，使自己的心没有偏执，那样便听到台谏官吏的谏言，没有不感到高兴的，而没有想胜过对方的心思，待台谏之臣的心没有不诚恳的，这便没有加上忿心的意思了。”
绍熙三年，试用为中书舍人。当时，宋朝的军队和国防逐渐松驰，黄裳上疏说：“寿皇（指宋孝宗）在帝位30年，抚恤国家将士，将士常常因为不能以死报效为恨。陛下如果能留心国防，三军将士哪个会不感激而愿为陛下所用呢？”又认为：“刑、襄一带居于吴地和蜀地的中间，地势平坦，如果全国人进攻襄阳，占据江陵，派兵驻守，则吴地和蜀地的联系便会被切断，这是现在边境国防上最让人担忧的。应该分驻扎在鄂诸的军队一到二万人屯驻在襄阳和汉水之间，以强形势而加固该地区的防卫。”当时，南宋朝廷正安于和平，典裳的建议多半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