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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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到达故地，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和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建立了震国。大祚荣自立为王。起初，震国为防备唐朝的讨伐，曾不得不依附于突厥。神龙三年（707年），唐朝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大祚荣派遣中子大门艺入侍。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宣劳，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大祚荣成为唐室藩臣。从此，这里的专称渤海。玄宗在大祚荣所部设立忽汗州，渤海统治者同时也是忽汗州都督，唐宝应元年（762年），第三世王大钦茂被晋封为“国王”后，渤海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历世诸王的继袭均经唐廷册封，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其间除大武艺之世一度与唐发生冲突外，对唐始终和好。
渤海的疆城，初限于部分故地，“方二千里”，经大祚荣、大武艺父子两代扩充，逐渐扩大，第十代宣王大仁秀号称渤海国中兴之主，他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境宇至“方五千里”，其地南接新罗，东临日本海，东北与黑水为邻，西同契丹接壤，西南与唐交界，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苏联部分地区。首都初在“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建国初期有编户十余万，人口数十万，后期人口增至300万，有“海东盛国”之誉。
渤海的典章制度仿效唐朝，中央置中台、宣诏、政堂三省和忠、仁、义、礼、智、信六部；地方则设府、州、县；武职亦仿唐十六卫之制。渤海与唐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唐在青州设有渤海馆，专门管理渤海贸易。唐玄宗时，渤海曾赠唐貂皮一千张，唐用锦、绢帛、金银器皿回赠，渤海全面吸收唐朝文化，不断“遣诸生到京师太学，习古今制度。”在国内发达地区，仿照中原教育模式，自上而下地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有些留唐的学生参加了唐的科举考试，其中的佼佼者还在长安中了进士。他们把唐的文化和制度带回了渤海，渤海文人都用汉文作诗，来往公函都用汉字。诗人裴被日本的同辈尊为诗坛“领袖”，王子大某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的称赞。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佛教在渤海境内得到广泛传播。在生活习俗方面，渤海人也向中原看齐，以致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丧葬喜庆、体育娱乐各方面都与汉人接近并趋于一致。温庭筠送渤海王子的诗曾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可见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唐朝大同小异。
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粱、后唐朝贡，保持着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直到辽天赞四年（926年）被契丹灭亡。
回纥的兴衰
唐初，漠北九姓铁勒之中，回纥是其中的一支。它在摆脱突厥统治的反抗斗争中逐渐壮大。回纥部落联盟由九个部落组成，即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素、药勿葛、奚耶勿。以药罗葛部为首，驻牧于仙娥河和温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在薛延陀之北。
贞观初年，首领菩萨以五千骑击破东突厥颉利可汗兵十万，虏获大批突厥部众。二年（628年），突厥内部大乱，薛延陀首领夷男率领七万余家与回纥等部配合，击败了颉利中汗为首的东突厥统治者，于漠北郁督军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建立薛延陀政权，回纥依附于薛延陀，首领菩萨自号颉利发，设牙帐于独东水上。贞观三年（629年）向唐朝贡。这时的漠北以薛延陀和回纥最为强大，夷男死后，薛延陀统治者率兵侵扰唐境，破坏社会生产。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内乱，唐朝派兵出击，回纥乘机联合各部，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占据它的部众和地区，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同年，吐迷度派遣使节到唐回鹘宝髻长裙女朝，请求内附。太宗至灵州（今甘肃灵武县）、泾阳，接受其归附，在薛延陀、回纥及其他铁勒部众及地区分别设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酋长被委任为都督，刺史及长史、司马者为数达数千人，统一归属燕然都护府管辖。唐在回纥地区开辟交通大道—“参天至尊道”，置邮驿68处。
东突厥在灭亡后十年左右，默啜可汗又建立了后突厥政权，经过东征契丹，向北征讨铁勒所掠夺的地盘，，最后占领郁督军山。回纥诸部再次遭受突厥的奴役，一部分回纥部落迁移到河西走廊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之间，未迁的回纥人附属于后突厥。开元四年（716年）在唐廷的帮助下。留居未迁的回纥在伏帝匐带领下杀掉默啜，代替默啜的默棘连可汗大兴复仇之师，向土拉河岸进攻，回纥南奔投唐，唐将其安置在大武军之北，再次与汉族融合，直至天宝时期，吐迷度的第六代孙骨力裴罗时期，在唐的协助下，一举消灭了后突厥，占据了突厥故地，统一了漠北。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天宝三年（744年）受唐册封为怀仁可汗，将牙帐迁至鄂尔浑河流域的哈喇巴喇哈逊（黑虎城）。
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叛，并在以后保卫北庭收复轮台、西州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交往中，回纥经常以马匹交换唐朝的丝织品和茶叶，往往达数万匹。回纥商人来唐经商者也不下千人，他们中有些人与唐人通婚，长留长安。唐朝也曾先后三次以宁国公主、襄穆公主、安定公主出嫁回纥可汗。
贞元四年（788年），回纥改名回鹘，取义为“回旋轻捷如鹘”。自八世纪中期至九世纪三十年代，是回纥最强盛的时期。此后，因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走向衰落。居住在回鹘西北的黠戛斯人乘机进攻，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可汗被杀，政权瓦解，大部分回鹘西迁，小部分依附于黠戛斯和东边的室韦、奚，另有一部分投靠唐朝。
西迁的回鹘分为三支，一支迁至葱岭以西，一支迁至河西走廊，一支迁至西州（今吐鲁番）。迁至河西走廊的回鹘人，牙帐设在甘州，这一支通常被称为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因此时河陇被吐番占领，所以河西回鹘依队于吐番，后又归附张议潮，随着吐蕃的衰落，回鹘力量强大起来，进一步控制了河、兰两州，扼制住西域与内地交通的孔道，又打败了瓜、沙地方势力。西夏用兵河西，攻占甘、凉、瓜、沙等州以后，河西回鹘隶属于西夏。迁至西州的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不断向西发展，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都城在今吐鲁番以东的喀喇和卓。
唐代的盐铁官营
唐初不重视盐税，对于盐池盐井，沿袭隋朝，实行“与民共之”的制度，允许人民自由开采，朝廷只是在部分盐池设监进行管理，海盐地区则可以以盐代租。但此后对于食盐另行征税的作法已逐渐开始。睿宗末至玄宗初，已分别在蒲州盐池和关内盐池设立了盐池使。分别由蒲州刺史及朔方军度使兼领。开元九年（721年）河中尹（蒲州刺史）姜师度，调集士卒开拓已干涸荒废的安邑盐池（在今山西运城）水道，置为盐屯，使官府和百姓都获利很大。同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求朝廷收回盐铁利权，实行盐铁官营，以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朝廷派将作大臣姜师度及户部侍郎强循等人，“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但由于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的条件并不成熟，而且由中央直接征收盐税的办法也遭到反对，所以不久即下令停止。规定各地盐税仍照旧有办法由州县负责征收。根据史料记载，此后朝廷在池盐地区或置盐屯，仿照屯田办法。征发人民充当屯丁；或采取租分给有力之家的办法，按定额征税。此外对于西南地区的一些盐井也采取了规定相应课额，并按月征纳的作法，对于池、井的管理和课税也都要通过州县。
第145章 隋唐（33）（）
安史之乱爆发后，一些地区的赋税征收陷于瘫痪。为了应付浩繁的军费开支，朝廷决定在所控制的地区内实行盐铁专卖。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命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这是盐铁置使的开端。第五琦立榷盐法，于产盐地区招游民及业盐者为亭户，免其杂徭，专业生产食盐。所生产的盐以每斗十钱之价，尽数交纳官府，由官府加价至一百一十钱出售。亭户并由政府置监院进行管理，严禁盗煮私卖。从此，征税变为专卖，政府收入大增。代宗时，刘晏任东南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为了使盐铁专卖得到更广泛的实施，他在改革漕运的同时，还“上盐法轻重之官”，对榷盐法作了改进。鉴于专卖设置官吏过多会有扰民之弊，故刘晏在盐法规定，只在产盐地区设官“因旧监置吏”，将从盐户手中贱价收购到的盐加价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转贩各地，对其所去之处不加限制。这种作法，历史上称为商运商销的“场专卖法”。为了保证官盐畅销无阻，刘晏还严禁州县用置堰埭的办法向过境商人征税。对于江南、岭外距产盐区远处，盐商少到，则于其地置常平盐仓，在盐少时好平价售与百姓，以防止盐商利用盐荒抬高盐价。此外刘晏还完善了专卖成场、监、院产销与管理相结合的系统。在实行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唐中央政府的盐利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刘晏初任盐铁使时，江淮盐利只有十四余万缗，但到代宗大历末年（779年前后）已增加到六百余万缗，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从此，盐利成为两税之外，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收入。刘晏任使时，还以盐利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漕运经费，从而保障了漕运的通畅，促进了二者的结合与发展。
德宗建中时期（782年前后），朝廷与藩镇的战争接连不断，为了增加民赋以供军，朝廷大幅度提高盐价，使江淮海盐与河中两池（安邑、解县）的榷价都达到每斗370钱。同时由于战乱，唐朝对于专卖的管理放松了，商人也趁机抬高物价，私盐充斥市场，“官收不能过半”。百姓困于盐价之高，只好淡食。以后军费日增，盐价也愈贵，民间甚至有用数斗谷换一斗盐。尽管朝廷派出了更多的巡史以缉捕私盐，但犯法者却越来越多。贞元末盐铁使李琦将盐利“尽入私室”，并用作对皇帝的贡献，使榷盐法遭到更大的破坏。顺宗即位至宪宗元和初期（805—808年）杜佑和李巽相继任使，对于盐法进行了大规模整顿。将江淮盐价减到每斗350钱，河中两池盐价，减到每斗300钱。并恢复了各地的常平盐仓，取消藩镇私自向过往盐商征税的堰埭，并对私盐加以惩治，还规定盐利归于度支。盐铁歙上报盐利必须以实估等。经过这次整顿，盐法重新得到贯彻，盐利也连续数年达到或超过了刘晏时期的水平。此外元和中宪宗平定河北藩镇，也曾一度在其地置榷盐使及榷盐院，实行榷盐，但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恢复，榷盐也很快被取消。
唐代后期，唐朝廷与藩镇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盐专卖的实施也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朝廷由于对藩镇作战之需，致使盐价不断上涨，私盐由此日益猖獗。尽管朝廷为此制定了愈来愈严酷的刑法，仍无法阻止盐户与商人的私籴犯法活动。同时商人或仰仗藩镇，或勾结官府，“少纳榷价，多得羡物”，成为朝廷盐政收入不断减少的一个原因。为此，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曾建议改行官销，由州县主持卖盐，但遭到韦外厚等人驳斥，商销法才得以继续实行。另一方面，藩镇势力日益发展，利用各种方式截留盐税，与朝廷争夺对于专卖的经营权。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削弱，中央政府的能控制的地区逐渐减少，盐税收入大部分入藩镇之手。宣宗大中末至懿宗咸通中（857年以后），由于对南诏作战及镇压庞勋起义，唐朝已丧失了江淮的大部地区，能够控制的产盐地唯有两池，但僖宗中和元年（881年）以后，两池也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据，仅“岁贡盐三千车”，表明中央政府对与京师附近地区的专卖经营权也不能控制。不久朱全忠攻入关中，天三年（906年），他被唐廷授以“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之职，标志着唐政府专卖主权已彻底丧失，专卖活动也已彻底结束，盐铁处权已完全转移到五代军阀的手中。
二帝四王之乱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李宝臣在世时，曾与李正己、田承嗣、粱崇义结好，并商定，欲将士地传给子孙。田承嗣死时，李宝臣向代宗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