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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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的规模仅次于大兴城，并大体遵循大兴城的制度，总体布局亦也分为宫城、皇城、郭城三部分，只是宫城位置不似大兴城在城的北部正中，而是因地制宜地置于城西北隅的高地。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洛阳城的郭城也不似大兴城为横长方形，而是南广北狭的竖开方形。城内纵横各十街，分为103坊。每坊东西南北各广300步，坊内有十字街，四面开门。城内有丰都、通远、大同三市为集中的商业区，为了贸易的便利，三市都依傍可以行船的河渠。大业元年五月，又筑周200里的西苑，内植嘉木异草，放养珍禽奇兽。
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建都城大兴于先，筑东都洛阳于后，两城均出于相同的设计思想，其在布局方面的相似是必然的。但是，洛阳城的政治地位终究是不能与京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两城在某些方面的不一致，也可理解为是设计者有意而之所为的，以表示洛阳城与大兴城在等级上的差别。
隋灭唐兴，唐代仍以洛阳为东都。高宗显庆年间，因隋城更加营造。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东都为神都。中宗复位后，仍复名东都。
唐代对洛阳城在布局方面没有大的改动，其主要的变革与长安城一样，仍是在宫廷建筑方面。乾封二年（667年）在禁苑之东、皇城之西南隅建上阳宫，宫之正门为提象门，正殿名曰观凤殿，门皆东开，制度十分壮丽。高宗末年常居此宫听政。上阳宫西南又有西上阳宫，两宫夹水，驾虹桥以通往来。
通过对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先后勘查了宫城、皇城和周围小城的平面布局以及街道、里坊、市场的位置，并对一些地点进行了发掘。
城郭以夯土筑成，城垣基址宽15至20米，东城墙长约7312米，南城墙长约7290米，西城墙长约6776米，北城墙长约6138米。全城设有八个城门，东、南各三门，北面二门，西面无门。南面居中的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一门有三道。定鼎门大街是城内的主干大街，现存宽度121米。
宫城城垣为夯筑，内外砌砖。东宫在宫城东南隅，自为一城。宫城北面有陶光园，西北面有九洲池。皇城南面西侧的左掖门一门三道，两侧为砖壁夹柱的结构，每侧有十三根立柱，是上架过梁建筑形式，其上筑门楼。左右两侧的门道内有车辙痕迹，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左入右出”制度。
含嘉仓城在宫城的东北隅，长方形，东西约615米，南北约725米。城中粮窖密集，已探出的粮窖就有259座。已发掘的六座粮窖中出土了有调露、长寿、天授、通天和圣历年号的刻砖，并明确记录了仓窖的位置、储粮数量、入窖年月及管理者的官职、姓名等。
三下江都
南北朝时期，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下，江南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并且逐渐赶上北方。杨广为晋王时曾任淮南行台尚书令，参与指挥平陈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曾亲见江南的富庶。
杨广谋取帝位后，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在其建元的当年，即大业元年（605年）二月，命宰相杨素和将作大匠宇文恺，每月征发役丁200万人，开始修建东都洛阳，大兴宫室、楼阁、湖山、苑囿。同时，炀帝又征发河北、淮北百万民工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疏通了连接淮河与长江间的运河——邗沟。两项运河工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为了能及时南下“赏花”，炀帝又诏令江南各州大量营造龙舟凤船，黄龙赤舰，楼船巨舫。通济渠通航以后，炀帝在当年八月，开始其登基后第一次出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的“巡幸”。
隋炀帝与萧皇后，率后宫三千粉黛，自东都显仁宫出发，先乘小朱航，渡出洛口，再登上龙舟。炀帝所乘之龙舟，为四层楼船，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最高层设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共设120间居室，皆以金玉装饰，雕画绮丽；下层则为宫宦内侍的居室。皇后所乘坐的叫做翔螭舟，与皇帝的龙舟相较，规模制度略小，然装饰工艺则一般无异。嫔妃所乘的浮景舟为三层水殿，共有九艘，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舟翕、黄篾等各种名号的舰船。其数达几千艘，分别由名号不同的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等乘坐。诸船皆招募水工纤挽，总共用挽船士8万余人。其挽漾彩舟以上者，即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皆身穿锦衣彩袍，以青丝缆挽船。船队卫兵亦分乘大小不同的战舰护航，其数又有数千艘，挽船则不用人夫，而由兵士自引。船队一行，龙旗舞彩，画肪相连，长达200余里。岸上又有骑兵夹河护行，旌旗蔽野，水陆相照，奢侈华丽盛极。
炀帝驱船队南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者，皆要求百姓献食贡物，往往一州供至数达百车，都是山珍海味。炀帝及其嫔妃却视同草具，吃不完就抛置水中。沿途还设置了四十余所离宫，都是近日赶造装修的，供炀帝一行憩息。
炀帝到江都后，整日与后妃们游山玩水，又命吏部尚书牛弘、内史侍郎虞世基等，议定舆服，仪卫等制度，命何稠为太府少卿，监造车服。何稠智思精巧、参酌古今，所制兖冕统绣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制成，又作黄麾36000人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等，皆极尽奢华，以随炀帝之心愿。每次出游，卫士各执麾羽，填街塞路，绵亘20余里。就这样，一直骚扰到江南春暮，桃柳将残，大业二年三月，炀帝下诏自陆路北归，并且一切仪制，比南下时更加华丽。四月下旬，行抵伊阙（今河南伊川），陈列法驾，备具千乘万骑，入于东京。总算结束了这次劳民伤财的南游。事后，炀帝颁达赦书，豁免本年全国租赋。实际上，这一年老百姓承负的劳役、赋税远远超过于常年。
大业六年（610年）三月，炀帝又准备第二次南下进行江都巡游。此次南巡，因萧皇后未与同行，其人数、规模皆比不上第一次。但炀帝到江都后，又想东游会稽，遂命征发大量江南丁役，凿通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直达余抗（今浙江杭州市），运河长达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可通行龙舟。炀帝在江南逗留有年余，又以征高丽王入朝，未能应命为由，准备发兵亲征高丽。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驱涿郡（今北京西南），经通济、永济二渠，全程三千余里。炀帝命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台四司的官员数千人随船步行，以听候选补，不得自行处分。炀帝一行，逶迤五十几日方才到达涿郡，沿途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达十之一二，百姓民工死者更是不知其数。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末农民战争已经遍及全国，隋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然而炀帝仍沉湎于纸醉金迷之中，并且准备第三次南下江都。而此时，原来的龙舟已经在杨玄感之乱中，被焚毁无遗，炀帝当即令，江都再重新营造。江都通守王世充，素来奉君为恶，一经奉旨，立即督工赶造，仅用半年，就赶造了龙舟及各式新船数千艘，制度、装饰比旧船更为华丽。炀帝闻讯大喜，七月即率皇后、妃嫔及文武官员南行，其仪仗也比第一次更为繁盛。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进谏道：“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亟还京师，安抚兆庶。”炀帝大怒，将赵才拘于狱中。又有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当天就被在朝堂上杖杀。奉信郎崔民象及王爱仁等，先后谏阻，均为所杀，这就使他人不敢再谏，就这样，炀帝一行登龙舟，在夹岸官员的护卫下，第三次下江都。途中正值盛暑暴热，炀帝又采纳翰林学士虞世基的建议，命沿途百姓，掘柳来献，沿堤栽种。江都通守王世充又献上五百名吴越女子，充作殿脚女，牵曳船缆。船队行至宁陵、睢阳一带，因河道淤塞，使龙舟搁浅。炀帝大怒，下令查究当年开河时役夫的姓名，共捕得五万余人，皆以活埋了事，并将开河总监工麻叔谋腰斩。
炀帝到江都，仍沉湎于酒色之中。江、淮地方官员来谒见者，他只是问其献礼多少，礼多者则被迁为郡丞、太守，礼少者则被罢免。别如王世充原为江都郡丞，因献铜镜屏风，就升为江都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因献异味，迁江都郡丞。因此郡县官吏更加竞相盘剥搜刮百姓，以充贡献，江淮民众生计断绝，饥馑无食，仅以树皮草叶充饥，甚至逼得人人相食。但此时官府仓储却很丰盈，然吏皆畏法，不敢擅自开仓赈济。因此，此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遍布了大江南北。炀帝在江都也不敢再四出游玩，整日泡在宫中，醉生梦死，作威作福。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原炀帝最为宠信的宇文化及兄弟与司马德戡等在江都发动兵变，结束了隋炀帝罪恶的一生。
炀帝性爱游玩，他执政期间，除三下江都外，几乎没一年不外出巡游的，曾三上涿郡，二至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游河右，并在长安与洛阳之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不仅要有庞大的宫人、侍从、卫士等各色随从，动辄十余万人，而且沿途要修建行宫、馆舍，地方百姓要供应他们食用，稍不如意，就会有生命危险。炀帝的游玩队所到之处，如同蝗群过境，对当地民众来说，丝毫不比遭受洪涝、大旱等灾差，甚至就连他们没有到达的地方也要承受相应的负担。可以说隋朝的覆灭，有一半是被炀帝“玩完”的。
三征高丽
第117章 隋唐（5）（）
自魏、晋、南北朝至于一直到隋朝时，朝鲜半岛上存在着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其中以高丽为最强，是五六世纪的东方强国之一。高丽原称高句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隋高祖杨坚受禅时，高勾丽曾遣使入隋称贺，高祖授其王大将军号，并改封其为高丽王。自此，每年遣使入朝贡献没有断过。然高丽与新罗、百济之间，“每相侵夺，战争不绝”。隋平陈后，国势大振，高丽王因此很恐惧。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高元联合辽东部落，率众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高祖闻讯，感到受到大辱，不禁大怒。命汉王杨谅为元帅，率领水陆30万大军讨伐高丽。但因战线太长，后方运输跟不上，造成六军乏食，加上水军遇风，陆军遇雨，军中疾疫流行，以至无功而还，但征师死者十之八九。此时高丽王也惶惧，遣使入朝谢罪。由于当时国家强盛，朝野皆以国威受挫，应向高丽报复，却只有刘炫认为辽东不可伐，遂作扶夷论劝讽。高祖下诏：“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并厚待高丽使臣，由此罢兵，待高丽如初。二国从此修好。
炀帝即位后，便凭借高祖时遗留的强盛国力耀武扬威，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北巡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时，会见突厥启民可汗夫妇及吐谷浑、高昌二国的使臣。行至云中郡时，（今山西大同市），又有高丽使臣来访，炀帝对高丽使臣表示要征高丽王入朝，否则他将与启民可汗一道巡高丽国土。这无疑是一威胁和恐吓的信号。但高丽王高元并未理会炀帝的恫吓，屡次征调都未到。炀帝不禁动怒，竟欲征辽。当时的吏部侍郎裴矩也提出，高丽之地，在汉代是汉之三郡，西晋亦为中土所有，征高丽只是收复故土。这样就为炀帝征高丽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鎏金仿古银簋大业四年（608年），隋朝开始了远征高丽的准备工作。鉴于汉王杨谅征辽失败的教训，解决转运线太长是关键的问题，炀帝征发一百多万劳动力，开挖了永济渠，南通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西南郊），用运河水运军粮、器械。在涿郡设临朔宫作为出兵的总部。炀帝还下令广置军府，大造兵器，充实军马，兴造战车、战船等。大业七年（611年），炀帝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乘龙舟，沿运河直抵涿郡，同时下诏征天下民丁，都到涿郡集中。所征之兵，有江、淮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镩手30000人。并命令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工甚急，匠役只得终日泡在水中操作，自腰以下皆腐烂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又下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战车五万辆；征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征江、淮以南民夫及其船只将黎阳、洛口等处仓粮运至涿郡，运粮船队长达千余里。在备战过程中，以山东兵民负担最重，常有数十万民夫奔返于运粮途中，车牛一去不返，丁男大量地死亡。牛车征完，又征发人丁鹿车，二人共推一车，运粮三石，由于道途遥远，粮未运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