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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上]_[清]_袁枚-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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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诗论于《诗话》中部分是单独成条,直接阐述;大多则是结合选诗生发。诗论的美学思想是《诗话》的选诗标准,它又是在评论选诗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因此《诗话》内容的基础正是大量的选诗。袁枚曾说过:“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答彭贲园先生》)可见其撰写《随园诗话》与选诗之密切关系。《诗话》的选诗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袁枚《随园诗话》等著作印行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尽管身后毁誉交半,但《诗话》“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广为流传,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性灵派诗人更奉之为诗学圭臬。
《诗话》在袁枚生前就已同其它三十余种著作一起自费付梓印行,并得到毕弇山尚书、孙稆田司马“为资助刻”。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稍后还有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批本随园诗话》,其批语多为对《诗话》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绍,间亦表示对《诗话》观点的看法等,虽文字粗疏,见解不高,但可资参考。此外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印《随园三十六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诗话》。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的由顾学颉先生校点的《随园诗话》上下两集本,此书据乾隆随园自刻本校订、标点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顾学颉先生又于文末附录了《批本随园诗话》中的批语及有关跋语、资料,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本子。 
  
《随园诗话》  上  (清)袁枚  著
  
前  言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钱钟书评本书“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第195一1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失为公允之论。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
  《袁枚全集》校点本《随园诗话》,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参校了《随园三十六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顾学颉校点本等多种版本。本书采用简体横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点本为基础,并参校民国十二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本(本书按语简称“民国本”),对全书重新校点,精益求精。但“校书真觉扫犹多”,金无足赤,差错与不足之处,期望广大读者指正。
  王英志
  1999年10月
卷  一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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