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上]_[清]_袁枚-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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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匀斯Γ�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上述诗论于《诗话》中部分是单独成条，直接阐述；大多则是结合选诗生发。诗论的美学思想是《诗话》的选诗标准，它又是在评论选诗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因此《诗话》内容的基础正是大量的选诗。袁枚曾说过：“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答彭贲园先生》）可见其撰写《随园诗话》与选诗之密切关系。《诗话》的选诗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袁枚《随园诗话》等著作印行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尽管身后毁誉交半，但《诗话》“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广为流传，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性灵派诗人更奉之为诗学圭臬。
《诗话》在袁枚生前就已同其它三十余种著作一起自费付梓印行，并得到毕弇山尚书、孙稆田司马“为资助刻”。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稍后还有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批本随园诗话》，其批语多为对《诗话》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绍，间亦表示对《诗话》观点的看法等，虽文字粗疏，见解不高，但可资参考。此外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上海图书集成局印《随园三十六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诗话》。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的由顾学颉先生校点的《随园诗话》上下两集本，此书据乾隆随园自刻本校订、标点排印，于１９６０年５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２年９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顾学颉先生又于文末附录了《批本随园诗话》中的批语及有关跋语、资料，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本子。　
　　
《随园诗话》　　上　　（清）袁枚　　著
　　
前　　言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钱钟书评本书“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第195一1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失为公允之论。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
　　《袁枚全集》校点本《随园诗话》，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参校了《随园三十六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顾学颉校点本等多种版本。本书采用简体横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点本为基础，并参校民国十二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本（本书按语简称“民国本”），对全书重新校点，精益求精。但“校书真觉扫犹多”，金无足赤，差错与不足之处，期望广大读者指正。
　　王英志
　　1999年10月
卷　　一
一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二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三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