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第2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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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渐渐有了龙阳之好，蹇硕就是他一力提拔起来的。

　　　　刘宏很害怕，要是自己百年以后，新帝幼小，何皇后势单力孤，皇权毫无疑问会旁落。

　　　　他希望自己子孙繁茂，这个儿子来得好迟啊，连名字都取名为刘协。

　　　　当然，他也不会轻易宣布太子的人选，要是自己能活得久一些呢？要是新皇子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快速成长起来呢？

　　　　“你说说！”赵云吩咐道。

　　　　“是，主公！”贾诩不慌不忙，说了一段话。

　　　　赵云暗自惊呼，毒士就是毒士，果然名不虚传。

　　　　戏志才眼里露出的是深深的忌惮，能在片刻间想出这么好的主意，他自忖自己就做不到。

第一百零六章　以佛教对道教？（）　
刘辩出生于汉灵帝熹平五年，父亲是汉灵帝刘宏，母亲是来自南阳郡宛县的宫女何氏，所以刘辩是庶出。

　　　　皇子刘辩出生后，何氏母以子贵，被封为贵人，宋皇后被废两年后又晋升为皇后。

　　　　在刘辩出生之前，灵帝的皇子们都已夭折，所以皇子辩出生后没有养在皇宫中，而养在道人史子眇的家里，不敢叫他的刘辩本名，称他为“史侯”。

　　　　因为史道人有道术，何氏想凭借他的道术保护皇子辩。

　　　　这些事情，熟悉历史的赵云知晓，戏志才并不清楚，贾诩也是经过一番调查才清楚。

　　　　既然灵帝都没有给自己唯一的皇子封王，整一个子虚乌有的史侯，很可能对刘辩不上心。

　　　　相反，王贵人出身高贵，尽管不是大世家，在冀州也算是一个豪门，进宫就是美人。

　　　　她所生的儿子肯定就是嫡出，而不是刘辩一样的庶出。

　　　　“主公，在高层，有一群人信奉浮屠！”贾诩眼睛眯缝着。

　　　　“你的意思是让那些光头对付道家？”赵云哑然。

　　　　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

　　　　“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

　　　　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

　　　　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

　　　　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

　　　　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

　　　　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

　　　　他们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

　　　　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

　　　　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

　　　　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而现在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视作方士之类。

　　　　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独立，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

第一百零七章　等我再现之日，佛教当为我助力（）　
其实，在内心里面，赵云对佛教很是排斥。

　　　　前世，见佛门之士，不事稼穑，完全依靠信奉佛教的大众进行布施，活得非常滋润。

　　　　那些和尚们出则别摸我，入则挨轰plus，除了表面上不吃荤腥，生活相当优渥。

　　　　固然戏志才对贾诩忌惮，而贾文和对自家主公的博学更是钦佩。

　　　　他综合了各种信息，甚至亲自到寺庙去参观，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群光头。

　　　　按说贾诩世居凉州，靠近西域，接触佛教应该早一些。实则不然，他本身就是半个儒生，家境贫寒，佛教则主要走高端路线。

　　　　更兼凉州民生疲惫，不管是上层还是老百姓，生活都不甚安宁，不管什么教派，在这里的影响都没多大。所以，中原人眼里，他们和蛮夷差不多。

　　　　赵云心里没底，他委实不想让那群外来的和尚把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现如今道家不仅支持刘辩，更有甲子年的黄巾起义。

　　　　佛教与儒、固有相斥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倾向。

　　　　佛教初期藉道教之不小，也受到儒学一定的影响。

　　　　但反过来看，佛教对道儒也有所帮助。如早期佛经翻译有不少词语直接来自黄老之道，如“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

　　　　道教之太平经也有用佛词语的，如提及布施、好生等。而康僧会等力图用佛教教义来阐述儒学，在现时儒家正统大受冲击的情况下，这无疑帮了其大忙。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适应性极强，它为求自身之生存与发展，初乃依附黄老道以行世，蓄力待机，等到条件成熟方破土而，出力求独立传播。

　　　　这是佛教入华之初能被接纳并逐渐培植自己根基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迎合中国儒家思想，最初在中国传教的高僧，都极力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佛经，说明儒佛的一致，使在儒家思想的旗帜下使佛教得以生根、开花和结果。

　　　　历代皇帝乐于利用，君主既要像儒家那样的统治思想，大力吹忠孝仁义等三纲五常思想，以利于中央集权。

　　　　同时，帝王需要一种学说或宗教，让民众诚心向善，安居现状，知足常乐，而佛教的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等教义可以承担此任。

　　　　佛教关于人生无常，满布苦痛的说法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适应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同时，佛教所谓彼岸世界的光明自在和涅槃境界的高尚无我，又使人们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生的幸福，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寄托。

　　　　更甚者，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也曾被下层劳苦大众利用来作为反对历代王朝统治的武器。

　　　　现在的佛教逐渐趋于本土化，教义仪式适合国情，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系由人而成佛，该教主张人人可通过修行而神化，该教崇拜多神而非一神，这些均与中国国情相符合。

　　　　中国自秦汉以降乃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国皇帝以神的姿态君临全国，它不允许在自己之上有更高的权威。

　　　　一切学说或宗教，包括儒在内，都必须有利于君主树立天子之权威方得以生存和发展。

　　　　中华民族由于自身具有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故襟怀广阔，对于各种外来优秀文化均取宽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在中国很少发生迫害或消灭异教徒的现象。

　　　　中国佛教首先是流行于皇室及贵族等上层的，如西汉末博士弟子之受大月氏王使口授佛经，东汉明帝之遗使迎回天竺僧，明帝之弟楚王英之信佛等。

　　　　因佛教初入即与道士方术相合，而当时之求神仙和长生，只有上层才有可能去讲究。

　　　　至于一般民众之信佛，最早则在东汉末年，见于三国志刘繇传中有关笮融事佛的记载中。

　　　　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它所传入之国度又是自身具有高度文化的中国，故必须走一段迂回曲折的传播道路。

　　　　佛教初依附于道教、后依附玄学，在依附之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和尚们实行多神信仰，佛教本来就不是只信奉天主的一神教，虽崇奉释迦牟尼为教主，但又认为佛陀不止一个，人人皆可成佛。

　　　　它输入中国后，受到中国本土宗教信仰特点之影响，多神崇拜之趋向更加严重，不仅佛教内部实行多神信仰。

　　　　而且佛陀及众菩萨又往往同道教诸神甚至中国历史名人，被并列在一起加以崇奉。

　　　　佛教制度组织松散，它本就比较温和、松散，没有规定只供奉一个神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