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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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兄妹上学，家里供不起。
回到全县最偏远的乡下，我的思想很复杂，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宿命般的生存方式使我的心酸楚生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临摹惟一一本从同学处借来的石膏像起步，我开始自学绘画。
１９９３年春，我背上画板和行囊，怀揣借来的满是汗污的５００多元钱，告别家乡，踏上了漂泊的路。
我的目的地是昆明。
那趟车需要在贵阳转车，车很挤，我是不吃不喝从怀化一直站到贵阳的。在昆明下火车后是傍晚，走出火车站，面对华灯下的陌生的高楼和车流、人流，我第一次感到远离亲人和家乡的孤独。一阵茫然后，我随一个拉客的服务员去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前三天我在昆明城里兜了几圈，感到新鲜。第四天我按计划上街摆地摊给人取痣——我们村有个人在外头就是靠取痣谋生的。但我忽视了一点，我的外貌给人的印象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加上年龄不大，是不适合做这一行的。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收入微乎其微。后来我换了一种方式：画像。看的人照样多，但看一下问一句也就走了。当时的昆明还很不开放，一个外地人要想立足真是太难了，奔波几天一无所获。
每餐我只能拿出一块钱买两个包子回旅馆就着白开水吃。晚上，躺在旅馆的床上，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面对生存的危机，我连打劫的念头都有。后来，在街头画像时我结识了一个姓陈的川籍美工。叫他陈哥，陈哥说准备在附近的晋城镇开一家工艺店，知道我不仅能画还能写也能刻，便要我一起干，我答应了。
陈哥带我到他那间准备开张的店里，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云南籍退伍军人老胡和一河北籍残疾人老曹。老胡原来是卖跌打药的，老曹则是街头地摊摆象棋残局的。两天后老胡走了，剩我们仨。晋城是座古镇，那时房子都很陈旧，我们的店面也是间老木板房子。地方不大，只能说惨淡经营，幸好我们经营的项目多，装潢、招牌、广告、绘画、书写、雕刻，有时老曹也出去摆一下残局，三人总算能将就度日。慢慢我对陈哥有了了解，他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后来因表现不好被开除，已在外浪迹多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转眼半年过去了。这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是同村一个在北京当兵的伙伴写来的，信中说他最近回家知道我哥已离开人世，死因不明。我只觉得头轰地一声，两眼一黑，差点昏倒。
我含着泪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踏上了归程，一跨进家门便泣不成声。我来到一片荒丘上哥的坟头，长跪不起，长哭不已。哥走了，他抛下了我们，包括两个雏女，一个两岁，一个一岁。哥生前担任民兵营长，为了给清贫的家以补贴，他买了放映机。哥是在去外地收账的归途中惨死的。头部有七八处伤，随哥同去的本村一个青年回来居然说，哥是被鬼魂迷住，不小心摔死的。而公安局的勘验结论却是他杀。这名青年劣迹斑斑，恃仗有五兄弟，不务正业，偷盗行恶，曾受过哥的责骂，后来得知他与主管此案的一个副局长居然是亲戚。
案子悬着没有任何动静。为了讨一个说法，我踏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从县里到州里，从州里到省里，从省里到北京。有时是我与父亲一起去，有时是我一个去，有时是父亲一人去。我们卖了耕牛和一些值钱的东西，为节约开支还背着被子带着干粮，风餐露宿、披星戴月……
后来我背起行囊，重新飘泊，先后去过深圳、东莞、广州、海南、浙江等地，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有一次，在广州找工被骗，被诈去至关重要的５０元。为了省１元坐公交车的钱，我只好从一个叫棠下的地方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火车站赶火车，并从广州一直饿到家里。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又无田无土（此时已从凤凰迁至麻阳老家），只有租种田地，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而且常有人登门索债。面对一张张愁苦的脸、嗷嗷待哺的嘴，我只有借了车费又走出家门。
人才与劳动力市场２００１年春节后，我告别一家老幼，背着两万多元的债务，再次南下广东，这次经一名初中时的老师介绍，进了他所在厂做绘图员。在这里，我学会了电脑，后来又任了厂报编辑。上班时间虽长，但工作稳定多了。心中堆积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便拿起搁置了多年的笔，诗文陆续散见于国内数十家报刊，２００２年夏在东莞发起并创办了大型诗报《行吟诗人》，近万言的《南方行吟》推出后反响强烈，并已有诗作被收入《２００２中华诗歌精选》等选本。我一边默默地工作，换取不高的工资，省吃俭用，养家糊口和还债；一边坚持写作，努力地调整自己，让自己一步步从苦难的阴影里走出。一些曾经耿耿于怀的事情已看得很淡，如初恋女友离去当初是伤心至极，如今却平静如水。
陶天财：《南方打工备忘录》
２００１年，我到福建，经人介绍进了一家矿泉水瓶厂。别的女孩能做的事，我才干了１１天就受不了。于是辞工出去，好像外面可以捡到黄金一样，纯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脓包。如今工作不干了，抽好烟喝好酒，十多天工资三下五除二用得精光，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游游荡荡。
真正产生偷的念头，是在一个月以后的事。那天一大早，我刚从一个同学的厂宿舍寄宿起来，空着肚子在工业区的街上闲逛，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欣赏上班路上的人群。大概是在十来分钟以后，街上的行人稀少起来，只有几家卖早餐的店铺拉开了卷帘门在做生意，我往前走到一家银行的门口，不远的地方有一辆单车停在那里；我上前看看，没锁，篮子里还放着新鲜的茄子和西红柿。
于是，一场残酷的思想斗争开始了。我想，从这车的款式和篮子里的蔬菜来看，车主一定是个女的，而且刚好这时候银行开门了，一个妇女正在银行里不知存钱还是取钱。我的心咚咚直跳，告诉自己说：干吧，凭这车七成新的货色，少说能值五六十元钱，有了这些钱该多好，起码能解决一个星期的温饱了——再说，她一个女人，即使发现了，又怎么追得上，喊也没有用。这年头谁都不会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想到这里，我心一横，拖过那车骑了上去调头一蹬，箭一般地跑了。
人心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这次的侥幸得手之后，我变得更加贪婪，以至于从此把这偷鸡摸狗的事当成了一份职业来干。我想，有了钱就好办了，一天搞３辆，两天搞６辆，一个月下来一万八千不就是到手了吗？打工，打什么鸟工，累死累活才他妈三四百块钱。想归想，后来有一次在一个商场门口作案，车刚骑出去不到５００米，一辆摩托车追了上来。我拐弯进了一个胡同，把车一丢，匆忙躲进一幢住宅楼的垃圾房，才算捡回条小命。从那之后，我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两个哥哥不再理我，亲戚朋友指桑骂槐，走在街上好像每个人都在防备着我似的。而平时里，只要有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从面前路过，我准会吓出一身冷汗。
三个月狼狈不堪的日子过去了。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我忽然想起了白发苍苍的爸爸妈妈，想起千里迢迢来信鼓励我好好做人的老师，想起我春去秋来不曾见面的初恋情人——我决定洗手不干了；于是，我收拾行李，再次来到广东，重新寻找我的人生价值。
到了东莞之后，翻出牛仔包里那本皱皱巴巴的高中毕业证，一个人坐车去虎门××人才市场。
我绕过拥挤的人群，看见两个美工忙得不亦乐乎，脸上大汗淋漓，手上龙飞凤舞。为了打发时间，我就凑上去看，随口问道：“喂，兄弟，你们这里要人不？”其中一个抬起头看了看我问：“会写毛笔字吗？”我心中一喜，这正是我的特长，以前在县里还拿过奖呢。我直截了当地答道：“当然。”“那太好了，”那个小伙子给了我纸和笔：“墨汁和颜色在这里，你先写张广告试试看。”
原来，他们这里刚好招美工，差不多５分钟左右，那个小伙子拿着我写的广告找他们老板娘看了看，说ＯＫ，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
我第二天上班时，很是为５００元的底薪，奖金１００到３００不等的工资高兴了一阵子。后来才知道高兴得太早了。老板娘给了张字条给我，上面写的是每天的工作任务：星期一至星期五，信息类广告每天６０张，４个２m×４m的宣传栏每天要更换内容；星期六和星期天，信息类广告每天４０张，现场招聘广告有多少做多少。４个宣传栏照例不变。意思也就是说，每天下来要写超过８０张广告，而且按照要求：每张工种信息不低于６条，每条信息不低于１０个字。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另外两个美工来自湖南，为工作量太大发牢骚说：“这活路不是人干的。”
第二个月发工资，扣去办暂住证费用和５０元罚款，我领了３４５元，老板娘说我的字写得没有他们两个湖南的好，而且有一次看见我把“人才市场”的“人”字写出了头，像个“×”字，所以奖金扣发。我笑笑说：“老板娘，我以后会改的。”老板娘抱着双手说：“你知道了最好，不然我随时要你滚蛋。”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墨水打翻在地上，把晾在一旁的广告弄脏了，刚好被老板娘撞上了，她非要我把那些广告弄干净。我说那我重新写一遍吧，她说不行，还随手拿了我脱在旁边的衣服（天热）去擦。我没敢吱声，眼睛一下子绿了瞪着她。结果，她当然没有擦干净那些广告，而我那件衣服却成了抹布了。事情的结局，罚我的款：１００元。
这事情说小不小，但在我心里却产生了一种抵抗情绪。明里暗里，我们（包括两个湖南美工）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招工住处泄露给那些前来求职的打工一族，他们就时常塞来一包香烟，或一瓶可乐什么的。而这其中十之八九都是家庭贫穷、文化低下的年轻人，往往是受了“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流行语的影响，背起一个牛仔包就上了火车的。一般说来，我们所掌握的住处都是比较可靠的，其中包括招工的时间、公司的名称、工种类别、电话号码和乘车线路等，如果方便，我们也会给水火之中的老乡或朋友，写个详细的地址和电话，让他们能够更快地去接洽和进厂，然后自己也替他们高兴。接下来的两个月，听说公司营业额比以前少了２万多。
“写字匠”这份工作，我一共干了９个月。
时间是公平的，带着报复心理的我，以自己从事的工作之便，并不矛盾地帮助了数以百计的求职朋友（其间我４次被罚款，多次被老板娘骂尽了祖宗十八代），使原来并不光彩照人的我，还原了过往岁月里丧失殆尽的最初的良心。所以，在我最终被炒了鱿鱼的时候，我心里多少有点感激。打心眼儿里，我想对那个老板娘说：真的谢谢你！
● 内心的苦闷向谁诉
既然他们是诗人，那就听一听他们用心灵唱出来的歌声吧！
黎启天的诗——《大哥炒了老板的鱿鱼》
大哥最近很忙
摩托车后扬起灰尘
正午我在交通灯下遇见他
漆黑的身影爬过斑马线
“数月前就炒了老板鱿鱼”
他很快就把尴尬从脸上摘掉
“千万，别——”
他让目光逃向远处
他的语言在红灯下止步
“让妈知道了，不好！”
“……其实，这比上班还辛苦”
一支烟灭了红灯还亮着
但他必须坚持，每日
准时早出晚归
方舟的诗——《疯子》
我跺了一脚就地震了／然后很多伤者／以沉默对我发泄怨恨
我不是有意的我说／我愿意加入援救队／为自己的那一脚赎罪
别理他这个人是疯子／——警察说／这以后我当真疯了
疯了的我在街头／为死伤者唱歌／歌声引来围观的人群
他们有的叫好／有的扔石头／有的面无表情
原来他们也疯了／所以选举我／成为演员
咀嚼这些诗句，是否能品味出内心深处那淡淡的一点苦涩与哀愁？
在这些诗人中，我看出似乎黎启天与方舟的“能量”较大，黎启天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质的“南粤诗会”，方舟呢，也帮助不少人排难解纷，是个热心肠的“鲁仲连”式的人物。
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
方舟告诉我说：“那大约是１９９６年，接到举报，我作为记者，陪同劳动局去检查那个台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