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记者向两个蹲在楼角吃饭的男子表明身份要了解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时，两人显得非常害怕，在确信四周无人后才小声告诉记者，他们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一直在包工头樊景文的手下干活，可是自从干上活就没有拿到过工钱。两人告诉记者，工地上除了木工好歹要到了工钱外，其余的民工都没有拿到一分钱。前年春节时，不少人都是空着手回家过的年。两人还告诉记者，在丹东市劳动局那里还有30多个没拿到钱的民工。
记者随即来到丹东市劳动局，只见20多个男子正蹲坐在一楼的大厅长椅上愁眉不展。他们告诉记者，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大部分民工的工钱就没有拿到，而且他们的工资还被人以罚款的名义层层扣减。民工秦鹏气愤地告诉记者，去年他总共干了１３８个工，应该挣到６９００元，可实际只发给他１１００元，剩下的钱经过扣除后，最近他被告知只剩下２７００元了。
丹东凤城的林音全告诉记者，他是２００２年４月份来的，至今只拿到４００元，而按照工作量他应该挣到１６０００元。前几天他被告知，他的工资只有3000多元，其余的全被扣除了。２００２年临近春节时，包工头樊景文告诉他，丹东二建方面刘祥歧的一些工程款还没有拨下来，只给了他几套房子抵押。樊正在准备卖房子，目前还没有现金。后来在樊景文的积极争取下，施工方刘祥歧同意民工每人从工地上运走３０袋水泥当作工钱。
２００２年腊月二十七，林音全拉着水泥四处叫卖，费尽周折，老林总算将３０袋水泥卖掉，得到２００元，而此时已经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了。无法赶回家和家人团聚的老林躺在招待所里，听着外面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不禁潸然泪下。更让老林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家后得知家里的房子和全部家当在一次大火中被烧毁，他已经倾家荡产。
工资仍需等待
为讨要工钱奔波了１０７天的民工王俊山向记者介绍了他的艰难经历，气愤不已。他告诉记者，鸿利工地上民工大部分来自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人数达２００多。２００３年１月，８６名民工就拖欠工资一事向丹东市劳动监察大队申请行政仲裁，要求返还工资款。监察大队在下达处罚通知书后，要求二建公司１０日内还款，但二建拒不履行。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６日，丹东市监察大队向振兴区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于１０月１３日强制执行，并向二建下达行政裁决书，但该公司仍拒不执行。最后法院称如拒绝履行就拘留法人代表，二建才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将拖欠一年之久的１６万元工资款交给法院，民工们总算有了一点希望。
但是这些民工代表却对二建公司随后提出的要求表示不能理解。二建公司刘祥歧称，领取工资的必须是民工本人。不能代领。然而，大部分民工因无法等待已委托同伴等候结果，自己则返乡且多在外地，往返一次需花费大笔费用。眼看就要到手的工资，却因二建的一个条件还得颇费周折。
当记者在工地采访民工时，突然出现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戴着墨镜的人不停地盯着记者，他就是二建公司的刘祥歧，并请记者到办公室谈谈。
走进路旁简易的办公室，记者发现屋内坐着五六名男子，刘祥歧将他们轰到门外。刘祥歧称，鸿利公寓是由丹东二建承建的，他是负责人。一些工程已经分包出去，樊景文就是其中之一。提到出现拖欠的问题，刘祥歧称，他总共给了樊景文１０７万元，其中多给１６万元，是樊景文自己把钱消费了，没有给民工，现在樊景文已经逃跑了，无法联系。
包工头控诉施工方
当记者拨打樊景文的电话时，语音提示电话已欠费停机。许多民工告诉记者，他们均受雇于樊景文，工资都由樊景文负责，虽然出现了拖欠的问题，但他们都很同情樊景文。
丹东人展宁告诉记者，自己从２００２年９月份开始就在樊景文手下干。樊景文对工人非常好，他不像一些包工头那样发工程款时自己先留一部分，而是全部发给工人。工人们没有钱，他就四处借钱，甚至将家里的房子卖了。现在樊景文正在外面为工人四处奔波，因为着急上火，听力都受到影响。几位民工都非常理解樊景文，还四处凑了３０元钱给樊的手机缴费。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了樊景文。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樊景文，还没开口讲话，便掩饰不住激动和悲伤而大哭起来。
樊景文告诉记者，自己以前不认识刘祥歧，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并在刘的劝说下接手鸿利公寓土建工程。为了筹集款项，樊景文先是将刘祥歧以１７．２万元抵给工程款的一套房子勉强以１２万元卖出，钱不够，樊又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把亲属的房票抵押了１０万元，再加上家中的存款等总共３０万元全部投进去，而在这期间，刘祥歧却又向樊借了２２０００元现金。
樊景文告诉记者，至今为止， 刘祥歧只给了自己三套房子抵现金７１万元。樊景文好不容易才以５０万元将房子卖出，全部发给工人开了工资。去年春节时，为解决民工回家过年的钱，樊景文央求刘祥歧同意民工运些水泥换钱以抵工资。樊景文告诉记者，在两年的时间里，刘祥歧只给了２７０００元现金。而按照将要完成的工程量计算，刘祥歧还拖欠工程款２５万元。
为了解决民工的工资，樊景文每天往返于律师事务所和相关部门之间。“我们的民工现在都吃不上饭了，我只好为他们赊来了大米。一些民工很同情我，很理解我，现在一些民工已经出去要饭去了。”说到伤心处，樊景文再次泪流满面。
暴力事件接连发生
既然明知丹东二建是造成拖欠工钱的直接因素，为何不找刘祥歧直接解决问题呢？几个民工听罢连连摇头，显得非常恐惧。民工们告诉记者，刘祥歧和他的几个打手在工地上非常霸道，说打就打。自２００２年８月份以来，在鸿利工地上至少发生了六七起暴力案件。
黑色记忆之一：网上逃犯当更夫，民工被殴后突亡
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的民工白金山因为迟迟没有拿到自己的工钱，便一直在工地内等待。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晚８时左右，白金山在一楼与喝酒归来的工地更夫丁发产生了口角，丁发不分清红皂白将白金山打倒在地，连续殴打２０多分钟，期间丁发用膝盖猛撞白金山的腹腔等部位，旁人劝开后白金山被带到二楼躺下。晚上１０点多钟，一民工惊醒后发现，白金山已经一动不动，经１２０急救人员现场确定，白金山已经死亡。
１２月１６日中午时分，合作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将躲在一工棚内的丁发抓获。丁发承认了１５日晚酒后打人的事实。经警方调查，曝出惊人内幕，原来３９岁的丁发竟是在逃已久的网上逃犯。丁发１９８１年因盗窃枪支被判刑６年，后又因多次盗窃被判刑，２００２年丁发因砍伤他人被劳动教养两年，现为在逃人员。
（黑色记忆之二、三略）
黑色记忆之四：话不投机，民工鼻骨骨折
负责鸿利公寓楼门窗装饰的是５１岁的梁启发，本来与刘祥歧只是脸熟认识而已，双方没有合作关系。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下午３点多钟，梁启发在工地上遇到了刘祥歧。没说上几句话，刘祥歧突然挥拳打向梁启发，在被人制止后，刘祥歧从工地上喊来一名男子，并叫嚣：“给我打，出事算我的。”梁启发的儿子上前质问刘祥歧，也遭到殴打。刘祥歧仍不肯罢休，又打电话喊来五六名男子，将梁拖到自己办公室继续殴打。
此时刘祥歧对梁启发称，自己的手机和一张两万元的欠条与梁厮打时丢了，让梁赔偿并写下欠条。梁启发在拒绝后又遭到打手们的殴打，无奈写下了同意赔偿刘祥歧手机损失费３８００元的欠条。此时梁启发的身上及屋内的地上已经沾满鲜血，刘祥歧让梁启发去水井旁清洗一下，回来后继续逼其写下两万元的欠条，直到丹东市公安局开发分局商旅派出所三次出警一个多小时后，暴打才被制止，事后经医院诊断，梁启发的鼻骨骨折。
黑色记忆之五：讨要工钱竟遭殴打
丹东市元宝区的单义峰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向刘祥歧讨要工钱，最后遭到一顿暴打还被迫写下了数千元的欠条。单义峰是工地上负责钢筋工的包工头，提起往事，仍心有余悸。据单义峰介绍，２００２年中秋前夕，为了给工人们要笔工钱过节，单义峰找到刘祥歧要来６５００元，随后全部分给３８名民工。
“十一”时单义峰再次找到刘祥歧要钱，不料当即遭到刘祥歧的骂。“十一”之后，单义峰在工地上莫名遭到了刘祥歧的打手尹安东和另一男子殴打，并被强迫写上了“单欠尹６５００元”的欠条，要求半个月内必须还清，否则后果自负。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正在家里的单义峰被尹安东派来的３个男子叫到了一浴池内，此时浴池内除了尹安东外还有七八个打手。尹安东让单义峰按照欠条还钱，遭到拒绝。屋内的七八个打手一拥而上，拳头雨点般落下，单义峰的头被这些人粗暴地撞向墙壁。单义峰被打得血流满面，殴打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第二天，单家的人连忙借来了４０００元钱交给对方，其余款也在凑齐后被对方取走。事后单家报了案，但害怕遭到报复，当警察核实情况时，单家人选择了沉默。
在如此的状态下，尽管第一线的包工头是好的，民工们还是拿不到工资，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工程款不到位的问题，而且要面对一场即将来临的暴力：想要钱吗？不怕死就来要吧！有哪个民工敢于同养着一群打手的承包方去“理论”呢？
除非他是霍元甲！
讨要工钱为何如此艰难
熟悉内情的记者们，向我介绍了建筑工程承包的诸多黑幕。孙超说：“开发商欠‘大包’的工程款，‘大包’欠‘二包’的材料费，‘二包’欠‘三包’的包工钱，‘三包’又欠民工的血汗钱。民工无法继续工作就被撵出工地，于是工地停工。开发商无法收回巨额投资身背重债，四处躲避。在一些地方，每当民工的血汗钱讨不来的时候，这个‘恶性循环’就开始运转。更为惊人的是，有时，一个上千万元的项目，竟然没有规范完整的承包合同。我们连日来同劳动监察部门在调查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深切地体会到，建筑市场的混乱局面让人吃惊。业内人士告诉我们，这种混乱状况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无法解决。”
有一位在“大包”手下工作１０年的施工队长向他们透露了若干内情：
甲方开发商将工程包给乙方建筑商后，大包工头通过熟人找到了承建商，想在工地上找点活干，并支付了一笔“中介费”后，在承包商的默许下，他们进驻工地开始在某栋建筑中施工。因为有熟人关系，“大包”未与承建商和开发商任何一方签订正式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一口价”一平方米给５３０元。于是，大包从外面找来了同样是外地人的３个“二包”，他们分别负责这栋主楼的“主体”、“抹灰”等工程。而每个“二包”得到工程后，又找来“三包”分别承担“钢筋”、“瓦工”、“木工”、“管理”和“水电管线”等工程。但是这位施工队长说，不但“大包”与承建商和开发商没有签订合同，“大包”与“二包”、“二包”与“三包”、“三包”与民工们几乎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协议或者合同。
结果，意外的情况发生时，大家都傻眼了。工程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开发商与这个“大包”闹翻了，把这个“大包”和所有“大包”手下的人撵出了工地，自己与“二包”直接再达成口头协议，让“二包”带着人继续干。虽然工程款项高达三四百万元，但是没有书面合同，被撵出工地的工人们只好找自己的班、队长，班队长又找到工头，工头层层往上找，除了刚刚开工时得到的一些款项外，垫资开工的“大包”再也无力支付四五十万的现金，加上原来的工资，干上一年，工人们不但没领到工资，还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这样，他们回家过年的钱就没有了。
无法拿到“血汗钱”回家的民工们之后找到当地城建和劳动部门，希望帮助自己讨要工钱。但是，这项调查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进行不下去了。问及原因，调查人员说，因为无论是“大包”还是“二包”，没有一个人有资质证明的，他们用老百姓的话说都是“黑包工”，追究开发部门和建筑部门的责任是一个方面，糊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