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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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丝印厂，仲裁委作出裁决，要丰田厂先行垫付张家祥急需医疗费１８万元，丰田厂不服这一仲裁。
几次落空后，精疲力竭的张家祥又将志得利电子厂告上法庭。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０日和７月２８日，龙岗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被告律师认为原鉴定不具法律效力，应由司法机关重新委托有关专家鉴定，法官也建议原告撤诉。“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此案必须通过劳动仲裁法院才能受理。”而根据《劳动法》规定，张家祥若申请劳动仲裁，则早已过了申请时效。希望再一次落空，此时的张家祥已经万念俱灰、一筹莫展。
例子三江西金矿工人得了矽肺病。
１９８７年，江西农民朱淼生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去乡里开办的金矿当了一名工人。虽然累点苦点，几年下来倒攒下了一笔钱。１９９２年，他请人打下地基，准备盖一幢新房。然而直到今天，新房还是只是地基，朱淼生却已死去多年，前不久，家里为他迁坟时发现，遗体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那已缩成鸡蛋大小的肺块，仍如石头般坚硬，锤打不烂。
１９８６年，江西省修水县土龙山发现了金矿。当时朱淼生他们全使用干钻开矿。由于在高浓度的粉尘环境下作业，１９９３年就出现了第一批矽肺病人，后来发展到２８１个，疑似矽肺病人９９个，其中２５人已经死去。也曾有人因采金而富裕过，但矽肺病把他们再次抛进了贫困的深渊。他们跑到乡政府去讨说法，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自己在山上挖金得病，找哪儿也没用！”无奈之下，他们将乡政府告上法庭，结果每人得到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元的一次性赔偿。但这对于得矽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中国工伤事故的频发与增加，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吉姆？约翰逊在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８日发自深圳的报道上如此说道：
根据中国媒体透露的数字，今年大约有４万名中国工人的手臂、手和手指被机器压碎或切断。大多数工伤事故发生在拥有重型冲压设备的金工车间和电子工厂，拥有皮革切割设备的制鞋厂和手提包厂以及拥有高温燃烧机器的玩具厂和工业塑料厂。
在深圳医院的病房里，受伤工人告诉记者，工厂管理人员拆除了机器上影响产量的安全装置，让工人在不安全的设备上工作。一周苦干近百个小时的工人由于劳累过度而头晕目眩，一不留神就被机器切去了手指。
地方官员通常故意忽略可怕的安全状况，担心工厂老板将工厂迁往别处。他们将受伤的民工送回偏远山村，将工伤造成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贫困的内陆省份。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嘉威（音）说，小工厂老板对全球顾客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总担心被其他供应商取代，因此想方设法快速挣钱。该委员会负责监控大陆工厂的劳动条件。
中国媒体将浙江省阳康称为“切指城”。据报道，阳康有７０００家制造各种工具的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有大约１０００名工人被机器切断手指。
对年轻人而言，失去一只手无疑于厄运来临。在每年有２０００万名健康人四处找工作的情况下，工厂老板从不雇用残疾人。肢体残缺的工人往往陷入了孤苦伶仃的状况。
２８岁的孙宏远（音）说：“没有钱就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
工伤事故对农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中国实行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只得依赖孩子养老。
北京地质大学工作场所安全学教授罗云（音）说，一些工人宁可死去，因为这样他们的父母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赔偿金。
罗云说：“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死得起，但我们伤不起。’”
● 职业卫生立法势在必行
《健康报》社的王晶珠；是位相当热心于民工健康、呼吁职业卫生立法的记者，她写过多篇文章，揭露了许多民工被伤害的事实：
１９９７年冬，王晶珠随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调研组赴全国部分省市，目睹了从事各种有毒有害作业人员的工作现状，听到了要求以法律来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强烈呼声。
那眼神让人忘不了
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记者见到了劫后余生的罗茶花时吓了一跳，这位２２岁的年轻女子满头秀发已经脱光，严重的色素沉着使她的周身皮肤变成浅棕色。她说入院前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洗线路板，厂里没有谁告诉她“洗板水（三氯乙烯）有毒，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不久，她出现严重的皮肤损害，并发肺炎，被送到职业医院时，已奄奄一息。经过４个月十几次抢救，她虽然脱离了死神，但背着１０万元医疗债务，再看自己这模样，未来的日子真不知如何面对。
记者在这家职业病医院的死亡档案中还发现一份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资料：龙荣，男，未满１６岁，广西人，在深圳打工仅半个月即三氯乙烯中毒，浑身出现皮疹、感染、化脓。来院时高烧、严重肺昏迷，两天后死亡。该院院长黄汉林告诉记者是借别人身份证出来打工的，死的时候还不到１６岁生日。他两眼睁得大大的，那眼神让人永远忘不了。
据介绍，像三氯乙烯这样的有机溶剂在广东省职业中毒病例中占很大比例。这些进口化学原料多以商品名或代号出现。因不明其成分，往往出现了中毒事故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广东出现了７起二氯乙烷中毒，导致３６人中毒，９人死亡。而引起中毒的原料外包装上只有“ＡＢＳ５１４胶”字样。还有的企业老板故意向工人隐瞒原料的毒性。深圳辉开电子厂使用的美国壳牌正己烷标签上本标有“该化学品可致不可逆的肢体残疾”，厂方却把这些标签全部撕掉，使工人在一无所知、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甚至用正己烷洗手、洗饭盆，以至造成震惊全国的７６人正己烷中毒事件。
据了解，新加坡早在８０年代已禁止使用三氯乙烯，但目前在我国投资企业仍在使用三氯乙烯。近几年，三氯乙烯等有机溶剂在发达国家禁用，而我国的三资企业却在广泛使用。１９９０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对化学品的分类、标识、供货人的责任以及安全使用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难道国际公约在我国失灵了？劳动卫生专家指出，有关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进口有毒化学品一定要向当地职业卫生管理部门申报备案，提供包括内含成分、危害防护措施、自救知识在内的中文说明。
靠山“吃山”得不偿失
虽然是隆冬季节，贵州的山山水水却依然迷人，可当汽车驶入山坳时，记者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秀美的青山被削去了一半，露出了白花花的石头，大小烟囱林立，浓烟滚滚。
贵州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就有６４种，其中已有１５种居全国前５位。渴望富裕的农民靠山吃山，小采矿厂，小冶炼厂，小化工厂遍地开花。据统计，全省１１５万名厂矿企业职工中，有６０万人从事着有害作业，占５０％以上。
从周围草木上落着的一层厚厚的水泥尘，就能猜到这里一定有一家水泥厂。车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粉尘，操作工人连睫毛上都挂满了灰，简直成了“灰人”。有的戴着脏兮兮的口罩，更多的人干脆不戴，还有的人赤脚踩在水泥里干活，行家一看便知，这种已被淘汰的立窖烘制工艺粉尘浓度肯定超标。工人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最短半年就可能成为矽肺人，而像这样的小水泥厂仅遵义就有几十家。
花溪是贵阳市郊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全区却散落着许多职业危害相当严重的企业，经常发生安全事故的小煤窑就有８０多个，既损害职工的健康，又污染环境。在花溪公园不远处就建有一家黄磷厂，周围总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且黄磷属危险品，遇空气会自燃，无异于在旅游区安了一颗定时炸弹。该厂的负责人颇为得意地说：“我厂的产品出口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其实很多国家并不缺乏磷矿，但宁肯花钱进口，也不自己生产。这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
近年来，各地经济迅速发展，但职业卫生工作往往没有跟上，一旦谈到关闭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首先想到的是将损失几十万的财政收入或几百万的税收。然而这种以牺牲职工健康和环境为代价的创收又能维持多久呢？贵州全省目前在册的尘肺病人就有５０００多，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补助费不低于１万元，一年就是５０００万元。全国现有尘肺病人４０多万，并以每年１万的速度递增，对国家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收入要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７０％～８０％，像贵州这样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如何利用其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回报肯定比开办有职业危害企业丰厚得多……
王晶珠了解到的现象和提出的建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前瞻性，这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才刚刚提出，这是随着民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具体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责怪政府为什么事前没有想到要从工伤事故方面去立法。
不过，随着这工伤事故的增加，民工们用自己的生命在促成有关法律和规则的形成，这无疑也是一种进步，例如，在深圳最近出现了员工制的保姆，这种保姆不仅是某个雇主家的家政服务员，而且是深圳佳居乐家政服务公司的员工，与公司签订有正式劳务合同，是作为员工派驻到雇主的家从事家政服务的。据家政乐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与员工制保姆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就为他们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保姆负担三分之一，大约每月70多元，其余三分之二由公司负担，这样，不但雇主放心，保姆本人也有了依靠。”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一场家政行业的革命，有望解决业内的诸多痼疾。而这项措施的提出并开始推行，就是深圳、上海、北京陆续有保姆从２０层楼上、４层楼上、６层楼上摔了下来，却没有人为她们支付医疗费而造成了许多的后遗症后的一种“觉醒”。
４１岁的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杨柳乡西城村农民，家境贫困。１０年前丈夫因病去世。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患过急性心肌炎，至今还拖欠着医疗费，小儿子打零工糊口。２００２年６月，经保姆中介所介绍，周岱兰来到上海普陀区一户姓丁的人家做保姆。
１２月２４日７点多钟，她收拾好了客厅，然后把水壶放在炉灶上烧水。周岱兰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客厅的玻璃窗好久未擦了，她就爬上窗台，一只脚踩在外窗台上，一只脚踩在室内的凳子上，左手拿着抹布擦外面的玻璃，右手拉着窗棂。正擦着，突然炉子上的水开了，声音传到她耳朵里，她心里一慌，脚下一滑，就从四楼摔下楼去。
不省人事的周岱兰被雇主送到医院急救。医院当即为周岱兰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和肝脏修补手术，让她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还得做手术方可摆脱终生瘫痪的危险。
在抢救过程中，雇主一家始终守在医院，近６０岁的女雇主流着泪给医生跪下，请他们一定将周岱兰抢救过来，并且在第一时间先垫付了６０００元手术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雇主共支付了约２万元医疗费用。即使如此，周岱兰的手术费还欠２万元。接下来的腰椎手术，估计要花费４万元，雇主表示已无能为力……
周岱兰只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中介公司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中介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在现行的《劳动法》中又没明确规范，所以周岱兰的摔伤不算工伤，不受劳动法保护。《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工伤待遇的规定》的适用对象也不包括保姆。
据上海的一位律师说：上海有几十万保姆，全国的数字更高出几十倍，类似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发生。但在立法层面上，却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可以参照，这是一个社区保险的空白。
有鉴于此，深圳的做法肯定是具有先导意义的、让保姆也享受社会保障的好举措。
在北京，从２００４年的８月１日开始，施工人员能够上意外保险了，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进步。根据这项规定，施工人员因意外死亡的，每人赔付不得低于１５万元，因意外伤害致残的，按照伤残等级标准赔付，赔付款在１万元至９万元不等。如此一来，民工们就用不着为了自己的伤残没完没了地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