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七年抗战亲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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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当要塞失守，等于让日军打开了进逼武汉的大门。最高统帅部震惊无比。白崇禧连夜驱车赶往武汉，要向蒋介石讨个公道，他瞪着血红的双眼，大声地责问：“薛蔚英贻误战机，致使马当失守，该当何罪？”
蒋介石无话可说，十分为难。照军法规定，薛蔚英犯了渎职罪，难以宽恕。然而，蒋介石考虑他是黄埔一期生，区区500多学生中，目前已大多为国捐躯，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了。
怎么办？蒋介石见白崇禧兴师问罪的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便避开了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低头思考着良策。
白崇禧见蒋介石犹豫不决，知道他对中央军始终袒护着。便又说道：“委员长，韩复榘为何能杀？你杀他时没有半秒钟的犹豫。而现在要按军法处置薛蔚英这个小小的师长，你却下不了决心，这是为什么？”
“这……”蒋介石不知道怎么说。
白崇禧十分生气，他不顾后果地揭穿蒋介石心中的秘密，气愤地说：“你无非是心疼他是黄埔系的吧？如果军法面前不能人人平等，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蒋介石心底的秘密被揭穿了，但他还是不吭声。
马当失守（3）
白崇禧不依不饶，发着火说：“一个薛蔚英，已把偌大的武汉闹得沸沸扬扬了，他们说委员长如果不果断处决薛蔚英，你恐怕什么部队都指挥不动，连你身边的卫兵也指挥不动了。如果对这种人姑息迁就，那就是养痈成患，这也是一种潜伏的危机。”
“算他倒霉！”蒋介石挥挥手，别过脸说，“立即枪决，决不姑息！”他伏案写了一道手令：
薛蔚英贻误战机，立即执行死刑！
蒋介石忍痛斩马谡，一声枪响，结束了薛蔚英的性命。
蒋介石办完这件事后，打电话将陈诚叫来。陈诚接到电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进门便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校长，你好，有什么事要吩咐学生的吗？”
“好什么？好个屁！”蒋介石一头的恼火泄向陈诚。他训斥道，“你是第九战区的司令官，负责整个保卫武汉的作战指挥。当初我再三交代，马当地位重要，无论如何要派一员赤胆忠心的将军去坚守，你也向我保证说，马当的防务固若金汤，起码可以守三个月，结果不到三天就被敌人占领了，你怎么向国人交待？”
陈诚低头垂手，一声不吭。等蒋介石训斥完了，他悄悄地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下达了夺回马当的战斗命令，命令如下：
香山马当为皖赣门户，其得失影响于今后作战之胜败甚巨。着罗总司令卓英，督率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及第十一师等部，务速恢复香山马当阵地而确保之。并规定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各赏洋五万元。如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凡我官兵务必奋勇争先，以歼灭当面之敌。仰即督励所属一体属遵，是为至要！
命令下达后，罗卓英、李韫珩和第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这才紧张起来，罗卓英带着精干的班子，坐吉普车来到彭泽开设指挥所，指挥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和第十一师，向马当反击。
花了几年时间，好不容易构筑的马当钢筋水泥工事，在中国军队手里没有珍惜它，更没有发挥它的防御作用。现在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后，它却成了鬼子手中最坚强的盾牌。中国军队连续反击十几次，伤亡很大，屡攻不克，只得放弃。相反，日本人利用马当工事，为前进的基础，稳扎稳打地向彭泽大踏步推进。中国军队挡不住日军的强大攻势，步步退让。日军占领了彭泽、湖口、逼近九江。
冈村宁次唱大戏（1）
九江与武汉近在咫尺。日军逼近九江，武汉岌岌可危。蒋介石到了火烧屁股的危急时刻，又把陈诚叫到办公室。
陈诚对马当失守十分内疚。一进门便低着头说：“校长，马当失守，卑职用人不当，请求处分。处分无论多重，学生决不埋怨。”
蒋介石本来有一腔怒火，可是，见陈诚诚惶诚恐的模样，心又软了下来。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马当失守，我急白了头。今天，我要再向你重复一遍，武汉对于我们十分重要，它北连河南，南接湖南，是长江中游的大城市，也是中原的心腹地带，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武汉是中国的肚脐眼，如果肚脐眼被人家占领了，离心脏还有多远？讨厌的是武汉四周都是水，无险可守，不是久战之地。所以，半年前我就确定了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是把进攻武汉的敌人消灭在武汉外围，你理解了吗？这个方针你怎么忘记了呢？”
陈诚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回答说：“卑职知道要战于武汉远方，但是，部属太麻痹了，我要检讨。”
蒋介石挥挥手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说了，下一步一定要死守九江，九江如果再丢了，我一定拿你是问！”蒋介石指着地图说，“我们在九江方向有60个师60万人马，就兵力而言，超过敌人多少倍，九江守不住，你找不出任何理由的，你还有什么意见？”
陈诚保证说：“校长，学生如果再守不住九江，就不回来见校长了。”
陈诚坐车离开武汉，来到九江以南的星子县莲花洞，他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第二天，他召开了作战会议，第九战区师以上军官都来了。会议一开始，陈诚就沉着脸说：“诸位，委员长万分生气啊！他昨天给我一个下马威，今天我要不要给你们一个下马威呢？诸位都是戎马几十年的军人了，打了败仗该怎么办？薛蔚英枪决，李韫珩撤职查办，都是你们的镜子。也许，在座的诸位明天就是别人的镜子。打不好仗，你们心里难过不难过呢？你们也许脸老皮厚不知羞耻，可是我是难过得已经两顿没吃饭了。”他扫了大家一眼，见几个师长吓得筛糠似地打着抖，知道点到为止，不宜再训斥了。否则，会影响大家的战斗情绪。于是，他口气缓和了许多，吩咐参谋处长刘云汉传达战斗方案及各师的战斗任务。
陈诚在制定九江防御战斗方案时，接受了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充分利用九江的水网地区及山区特点，在九江至德安铁路沿途设置三道防线。考虑到庐山至隘口是山区，射击视线不良，防守的重点要放在一、二道防线上。
刘云汉说罢方案，陈诚接着说：“这个方案之所以要设三道防线，完全是贯彻了委员长的指导思想。前几天，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个仗绝对不能像淞沪战役那样打了。日军的企图是要找我主力决战，尽早结束战事，目的是迫我投降。我们如果以百分之百的兵力来保卫武汉，那就正中敌人的下怀。敌人就是要我们那样做。因此，保卫武汉的战斗只能用百分之六十的兵力，留下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为今后打持久战。”陈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这仗很难打，既要保卫武汉，不让敌人进武汉，又不能拿出全部兵力，不可拼得太猛，更不可磨洋工，消极防御，必须要打出一个高水平的保卫战。”他扫了一眼众军官，抬抬手说，“请诸位对方案评头论足一番，务必发表高见。”
“这个计划太保守，形象地说，是豆腐渣方案，不堪一击。”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他当头一炮，继续说，“你们听说过徐州会战没有？徐州会战中的临沂保卫战，所以打得漂亮，方案的指导思想是打出去，以小部力量守城，大部分出击。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来个三面夹攻敌人。我认为，守九江的方案纯属被动防御，就像足球守门那样，呆呆地等人家进攻，太没意思了，叫人打得没劲。”
陈诚解释说：“临沂保卫战确实打得不错，但是，最后临沂不是被敌人占领了吗？临沂保卫战根本不能作为我们的样板，更不能照搬照套。”
“临沂确实最后被敌人占领了，但是它达到了消灭敌人主力的目的，有军事学术价值。如果九江纯粹消极防守，最后九江也丢了，敌人主力也没被消耗。”汤恩伯反驳道，“我认为九江防御方案不成功，一旦实施了就是敌人的活靶子，”他面向大家，大声地说，“诸位也可以评论评论嘛！”
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接着说：“我十分赞成汤司令的意见，设三道防线的打法不可取，理由很简单，敌人有飞机大炮，战前他们对三道防线狂轰滥炸一番，三道防线被他们打了个稀巴烂。”他打住话头，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竖摆在桌子上，用拳头轻轻一碰，香烟就倒下了，他比喻说，“大家看到了吧，这盒香烟就是我们的防线，人家用飞机大炮轻轻一击，我们的三道防线就完蛋了。”
坚守三道防线的部队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所以，陈诚客气地对张发奎说：“张司令，此次要唱主角的是你，你对这个方案谈谈看法。”
张发奎被他点了将，慢慢地站起来，被陈诚按住了，对他说：“张司令是老前辈、老革命了，还是坐着谈吧。请你谈谈你的高见！”
冈村宁次唱大戏（2）
“我与汤司令、霍军长有同样的感受。打仗总不能同下军棋似的，排成一条线同敌人对着干。要设法让敌人钻进我们的口袋，打歼灭仗才行啊。”张发奎又是一个反对者。
陈诚不放弃自己的方案，说：“看来我要解释一下，这三道防线并非是三道木头人组成的呆板的防线，可以互相交替掩护，可以机动歼敌，总之，是步步为营，层层抵抗。”
会议没做出什么结论就结束了。陈诚坐吉普车来到武汉，将讨论的情况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作了汇报。蒋介石又对整个方案作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是：
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藉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对峙，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四个月，并将第九战区主力编成第一、第二兵团，将第五战区主力编成第三、第四兵团。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担任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取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的正面防御；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八个师，担任大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及大别山之间布防，遏止第六师团西进。
部署调整后，蒋介石向全军发表训令，号召全军奋起打击日军的狂妄气焰，保卫武汉。
几乎不约而同，中国军队调整部署时，日军也在调整他们的部署。7月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先后调集了九个师团另三个旅团和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约25万人，编成第十一军和第二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指挥，分别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合击武汉。
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恶魔。他是十足的“中国通”。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队长。中国的孙传芳、何应钦、阎锡山等，包括后来发迹的许多大小军阀，都是冈村宁次的学生。1915年，陆军参谋总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战史处参谋冈村宁次到青岛搜集资料。这是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的野心和灵敏的嗅觉，他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回国后不久，他被调任驻扎在小仑的步兵第十四联队，职务是少佐大队长。小仑位于九州，是日本通往中国、朝鲜的小港口，这里常有中国商人来往，尤其中国的渔民比较多。冈村宁次一有空就去找中国人聊天，不到半年，他完全学会了讲中国话。1922年，冈村宁次返回参谋总部工作，安排在第二部中国班。主要任务是到中国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第二年，他被调任上海，担任谍报武官。两年后，冈村宁次调回东京，担任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军衔也同时晋升为大佐。1928年5月，冈村宁次率联队随师团开赴青岛，与中国军队作战。7月，他被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的战史课课长。1932年2月，他被提升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曾经作为日方代表，数次来南京同中国外交部谈判。几次见过蒋介石。这年6月，他调往东北，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曾与何应钦商谈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他又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掌管情报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研究和制定对华政策。到职不到两个月，就以商人身份秘密到中国，以旅游为借口，在沈阳、大连、旅顺、北京转悠，尤其在南京住了两个月。目的是通过和中国人交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