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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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例如，按照某种经验主义的观察，“一个国家不可能连续经济增长30年”。这个“规律”，将被中国的官办经济轻而易举地终结，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再增长20年。
再如，按照各种合理的标准，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然而，中国在国际经济环境里是个顶级阔佬，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气势实在令很多人震惊甚至无法接受，想不通。这也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根源也在于中国搞出来的官办经济。
再比如，中国金融机构的坏账数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外国的估计，都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界限，任何常规财经理论都不允许这种令人发指的数据出现。按照某种猜想，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真相”，银行将被挤提打爆，中国政府立刻就会有大麻烦了。的确，麻烦很大，不过是相反方向的麻烦，中国人民拼命把钱存到坏账高得吓人的中国银行里，现在还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也在这么干添乱。这也是中国的官办经济造成的奇观。
再如中国的股市。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别的国家，股市无疑会是一轮超级大牛市。然而，中国的股市却是一个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从数值上只剩一半，被认为不可能的“千点论”真的成为现实了。如果除去发新股把股指带高的效应，实际上跌到三分之一。这种奇怪的情形，也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
如果要把这些奇怪的现象一直列下去，还可以列很长。我想应该可以说明一个概念了：中国经济是个超级怪异的东西。近年来，中外对此都有足够的教训与认识。一方面，西方的崩溃论不断破产，实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方法看待中国了，不能胡乱预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己也吃亏，不知道如何预测自己搞出来的官办经济，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损失巨大的缺电。
一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觉悟得算是比较早，知道官办经济的厉害与深不可测了。他们当智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个“宏观调控”的老套名词。不过，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应该叫“官办经济运行大法”，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为。
（二）官办进出口：从“十个大庆”到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1976年后，华国锋上台搞经济。当时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全国石油有富余，出口日本等国挣到不少外汇，华国锋很高兴。他推出了一个“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的经济计划。这里的核心是“十个大庆”，有了十个大庆，外汇不成问题，正好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要拉中国对抗苏联，遍地都是引进技朮的机会。现在有些人回头问，当时中国哪来的外汇引进技朮？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事实证明这个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的经济路线非常危险。引进技朮并没有错，任何派别都是赞成的。从1978到1980年，主要是由于引进花钱较多，有了外贸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当时10亿美元是个很大的数字）。预想中的“十个大庆”成了泡影，地质勘探数据不支持这样的幻想，国际油价也不高（美国人打击苏联的阴谋，因为苏联当时也靠出口石油挣外汇）。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汇了，搞了三年顺差。
这一段的石油出口战略遗留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为是长期协议。日本还把中国当作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似乎没有料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和日本开始抢油。石油价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国反成了第二大进口国。本来早就该涨高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几年萨达姆同志做活雷锋在“石油换食品”配额之外大量低价出口石油捞点私房钱，硬是打低了油价。
靠出口原材料挣外汇，是个人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可引进又要花钱。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决心，从8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外债，搞出口加工！说大规模，其实也就是一年十几二十亿美元。但这是对“没有外债”“姓资姓社”的一种颠覆，外资进来还想让它搞社会主义？
而且照现在的认识，就算不管姓资姓社，好多发展中国家这样搞不折不扣是灾难的开始。可见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旧的计划经济遇到了“工业化轻松阶段”后的麻烦，新的发展模式还不知在哪里，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中国“官办经济”的威力真正开始发挥了。
（三）官办经济威力初级分析小平同志搞的招数，从最大面上来说，其实不新鲜。开放一下，引进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债，引进FDI。这有什么新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不过呢，就象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上一样的课，考一样的题目，学习成绩差别就是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起上课（到国际经济环境里来捞食），经济成就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搞这一套，发展中国家都会被中国甩得老远的。基本上所有要抢的产业都被中国抢光了。开放引进出口加工这条道路对不对另说，至少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最远。如果要问中国是如何搞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那就要具体描述官办经济的威力了。
老毛同志是个超级牛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真的是无人能比。改造的结果，以中国政府为首的中国社会结构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结构。老毛在朝鲜干完美军以后，社会结构改造顺利地推进下去了。这以后的中国人民，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真象老毛所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最近有人怀疑是不是经济发展二十多年，组织性解体了。正好来个非典，一测试，嗯，中央发严令，下面坚决执行这一套，还是玩得转的。以前组织性更好，就算是全党全社会很多人觉得有问题的，象反右大跃进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坚决推下去。现在的组织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挡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实施了。
所以说老毛真的是非常厉害。以前中国人那种状态，短短二十来年，能够组织到这种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谁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达到这个组织程度，所以，老毛干的事，不仅仅是推翻了蒋家王朝，而是使中国人民达到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以前就是汉唐的好时候，组织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极盛时期面对游牧民族也经常吃败仗。组织能力一旦崩溃，立刻就是亡国的危险。老毛干成的事，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人文社会，只要有组织性，都是次要问题。
可惜的是，毛同志对经济很不了解，把这种组织性胡乱使用。结果中国社会这么好的资质，二十多年搞下来，文革结束后，相当多数据上和坏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惨了。
（四）官办经济——不懂具体经济的老毛同志这一节后面全文照贴以前写的“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老毛是个不懂具体经济的外行。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点，说有这样那样的成就，怎么能说老毛不懂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看人愿不愿意接受最合逻辑的事实。有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得不错，总会有些成就的，这么大个国家，成就列一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体到一些经济事务上来，老毛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无可辩驳的。只要肯承认毛同志也有不懂的东西，也会犯愚蠢的错误，那么没什么好争的。
如果按照应有的期望来看，前面三十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稍有概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稳定，从零开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业化，增长率都绝不会低。结果却是和印度差不多，工农业指标都大致可比，就是社会指标好些。可见印度以那么差的条件，那么差的社会指标都和中国发展得差不多，只能说中国那些年出了太多乱子。
前三十年搞经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一些内在缺陷，这个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不行。另一个老毛同志脱不了干系，只能归因于他，计划经济都干得不算好，出得乱子特别多。就是说仅论计划经济的成就，比苏联差远了，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比老毛表现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不争气，输给了老毛的继任者。因为苏联在计划经济上走得太远了，成就固然大，吃计划经济的亏也会比中国大。后面章节具体分析这些概念。
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本人1958年2 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 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年9 月20日至10月9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1958年1 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 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1957年只有535 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唐招数，只完成800 万吨，又胡搞出200 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陈云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