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2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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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嚼着片茶干儿又嗞儿了口酒：“老肖想再喝酒恐怕不容易喽……所以说人啊……”
“别兑水了，捞点儿稠的成不成？”我急了。
老周看着我，“我警告过你小子，易红水深着呢！弄不好……”他咕咚一下，连酒带话都咽了，然后叹了口气，“好了，说正经的，这可绝对是内部机密，老肖交代的材料里有一条，他在易红的茶馆买过一饼三十万块钱的普洱，其实那块茶饼顶多值千八百的，那三十万就是给那叉叉叉送的礼，人家的原话，我也不知道是谁，咱就叉叉叉吧。这事儿当时也查过易红，后来不了了之，多好解释啊，普洱嘛，别说三十万，三百万的也不是没有。现在这事儿怎么又翻出来了，接着易红就不见了，然后就死了……”
我闷闷地出了口气：“这些烂事儿听着就恶心。”
老周和我碰了个酒，笑着说：“你都‘奔四’的人了，怎么还跟‘愤青’似的？不想听烂事，那让我打听啥？指望我给你打听出一纯情故事，可能吗？”
我笑了一下，跟他碰酒，“对不起，哥哥，我错了。感激不尽！”
易红背后幽暗复杂的关系，我并不了解，也从不想了解。我一直觉得她和我一样，希望我们之间保持一种很纯粹的关系。
老周看我有些魂不守舍，幽幽地说了句：“贤弟，恐怕易红这档子事儿，不是那么好开交的……”他给我满上酒，“你可别糊涂，犯不着惹麻烦！为谁都犯不着，为啥都犯不着！”
我当然不想惹麻烦，可要是麻烦来惹我，我能怎么办？
好在接着老周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新聘的大夫明天可以上班了。从年前就开始嚷嚷着来，一直拖到三月底，总算是来了，我正好躲两天。
黄酒醉人也挺厉害，醒过来已经是近中午了。我从家里走到路口，把那辆破桑塔纳从平时停车的小饭店院里开出来，老板娘问我去哪儿，我反正也没方向，就先送她了。车沿着北环向外开，路边出现了连绵的麦田和油菜花。
开着车窗，温热的风一阵阵扑在我的脸上，被春阳蒸腾出的土地的味道混着汽车的尾气也扑进来，塞得满当当的102路小巴蹒跚着从我车边驶过。车玻璃上能看到一只挤扁了的蛋糕盒子。一辆挂着大红横幅架着大喇叭拉着花花绿绿饮料方便面箱子的卡车跟着从我身边驶过，老板娘到前方不远的路口下车，她娘家门上有“ 会”。
我和易红一起赶过会。
赶会在过去，本来包含赶集买东西、看戏、串亲戚等诸多内容。现在只有农村的腹地在“会”的日子还能形成集市，而那些原本是某某庄后来成了某某区的地方，只剩下到日子去有“会”的亲戚家喝酒一项内容了。我想，这是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在，再过上一二十年，估计连“会”这个词都没人记得了。
我以前也被人拉着说是去赶会，其实就是凑份子去人家里吃午饭。那天易红一大早打电话让我陪她去赶会，我笑了，说：“告诉我地方，下班我自己去。”
她说：“现在就得出发。”
老周知道一定会跳，可我还是让小护士推了所有的预约，跟着她走了。易红开车走了两个小时，带我去了归洛阳管辖被嵩山抱着的一个村子。到了我才知道，她家原本是那个村的。
“如今家里已经没人了，”易红打开后备箱，让我把一箱酒搬出来，她拎着一箱饮料夹着几条烟，“爹娘跟着我妹在外面呢……”
蜿蜒的石板路两边摆满了摊子，用扩音喇叭录的叫卖声反复放着，我和易红一路看景儿也被别人当景儿看，最后来到一户人家，易红说这本是她家的宅基地，给了当年的邻居。那家的婶子接了东西就到大门外招呼人来看老易家学戏的闺女回来了，带着老斯文个女婿。我没解释，只笑笑，散烟给众人。村子里留的都是五六十往上的老人，年轻力壮的都在城里。
堂屋里铺着黄色的地板砖，可抽烟的爷们儿还是大口朝地上吐着痰，用脚底板踩灭烟头，鞋在地板砖上搓来搓去，留下一道或白或黑的印记。青蓝的烟雾在我头上缭绕，板凳竹椅都是矮的，坐下去和蹲着的人视线一样高。
易红在门口站着，那根独辫的辫梢在手指里绕来绕去，这动作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些电影里的农村姑娘。婶子在一个大澡盆里刷洗着宽大的海带，后来这海带出现在午饭的每道菜里，她对着易红问东问西的。从她们的问答里，我大概听出来易红有一个书念得很好的妹妹。
“还不是你供她，念恁些年学，容易的？得多少钱？学戏苦得很，老话说，‘戏是苦虫，不打不成。’那是容易学哩？”
易红的脸红扑扑的，她咯咯笑着说：“学会就好了。”
我才感觉出易红长得有些村气，这种团圆脸儿是豫中平原上常见的农村姑娘的脸型，人再瘦脸也是大的，骨骼在那儿呢，最好是胖嘟嘟鼓胀着丰满的脸蛋子，风吹日晒弄得黑红黑红的。那是另一种文化眼中的健康和美丽。
“学成哩，给婶儿唱两句。”婶子笑着。
易红嘿嘿地朝我笑，没心没肺傻大姐似的，站在堂屋当口，扯着嗓子就唱：
猛想起，二月二龙抬头，梳洗打扮上绣楼。公子王孙楼下走，绣球单打平贵头。绣球打着薛平贵，薛家辈辈是王侯。寒窑受罪十八载，王宝钏今天我做了皇后。
她唱得真好听，不是她平时说话的声音，她很会用假嗓，嗓子捏得尖尖的，很脆很甜。因为曲调铿锵节奏又快，颇有几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
大家都拍巴掌叫好，院子里也叽叽嘎嘎挤来了孩子，一个老汉拨开众人，拎着把绳捆索绑的胡琴过来，院子当中搬张凳子一坐，吱嘎拉起来竟也动听。他朝易红一点头，易红身形一动，如同在舞台上一般，轻移莲步扭捏上前，“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那一声优美高昂的拖腔一出，院里院外喝彩声一片。
回去的路上，我开车。易红好像还在兴奋之中。“……嗯啊哎呀嗯啊哎哎哪啦啦呀……我的元帅呀，你莫笑我荒唐啊……”她牵着我衣服的袖子，声情并茂地唱着，连眼光都是爱娇的，央求的。眼角微微上挑着，眼波随着咿呀婉转的哼腔四散流淌。我脸木着，突然说了声：“我爱你。”一辆货车鸣着笛呼啸而过，我不知道她听清楚没有，她问：“你说什么？”我直直地看着前方，把着方向盘，说：“我爱你。”她扑哧笑了，笑了一半又收住了。像是怕我羞恼，看着我的脸轻声唱起来：“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接口和她合唱，两个人都笑了。易红就这样把我严肃的情感表达消解了，举重若轻，不落痕迹。说那三个字的时候，我是严肃的，严肃而且忧伤。她穿件宽大的格子衬衣站在农家院子里傻乎乎唱王宝钏花木兰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忧伤了。忽然想起第一次在老茶馆见到她时的感觉，脑子里回响着幽暗侧幕里打出的锣鼓点，哒哒哒忒……第一印象的准确，往往让人不由得相信冥冥中存在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她真的是个戏台上的女人。她要呈现什么样子，一定会做得很彻底，清纯，明艳，练达，朴拙，娴淑……从发型服装到言谈举止，甚至音色和语速都会随之作适当的调整。她是一条溧亮的变色龙。她是条无心的变色龙。这个比喻不准确，变色龙变色凭的是本能，当然是无心的，物竞天择的结果。比喻都是拙劣的。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就泡在忧伤里。这是我结束青春期之后从来没有过的。当她眼波流转地对着我咿呀着戏文的时候。我竟然觉得心疼起来，鼻子有些酸。浮云一样在心底来而复去的那点对她的恶意，突然被狂风扫荡了。我觉得心里干净而柔软，盛满美好的情感。语言太粗糙笨重，怎么能表达那一刻我内心复杂而微妙的感受呢？
可我忍不住想表达，我找到了意思最近似的话，我说我爱你。
这三个字制造了世界上难以计数的误会。
为此，我很感激她超凡脱俗的理解力。她丝毫没有因为我表达时的一本正经而认为我会愚蠢地认真起来，从此躲闪回避我，也没有患上金钱带来的过敏症以为我别有用心而猜忌我。她完全领会了我的善意，同时过滤掉了我的轻率。
我和易红的关系从那次“赶会”后发生了变化。除了诊所之外的其他地方，我们偶尔也会见面。有时候，我还会在某些聚会中，以她的心理医生兼朋友的身份出现。别人会怎么想，我懒得管，顶多把我说成易红诸多情人中的一个。在我的概念中，我们不是情人，人家非要这么说，我理解成抬举。好像也没谁怀疑易红和我这样缺乏资源的男人之间会有点儿什么。
我依然不知道她心里对我怎么样，我倒是经常牵挂她的。一次她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她在高速路上，四十分钟就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打她的电话，不在服务区。一个半小时，还是不在服务区。
我准确地知道了“煎熬”两个字下面那四个火苗一样的小点儿不是自来的，生理上的感觉，整个内脏都在火烧火燎地疼……二十分钟后，她打过来电话，呼呼的风声，她堵在高速上了，一辆大货车翻了，警察正在清障，她的手机没电了，她借后面车上人的电话打的，“冷死了，我不说了，前面动了，再见。”
应该放心了，可我还是开车到了高速路口收费站，傻子似的站在冷风里等。我不是想搞感动惊喜那套把戏，她可能根本看不见我就过去了，我只是想站一站，让冷风把刚才心里的火气刮干净。
风里蒙蒙的有些雨意，其实是水汽浓重的雾霭，天快黑了，这种天气，高速路已经关闭，只有下来的车辆，晃着大灯默默地滑出收费站。
我看见了她的车，但我没有出现。半个小时后，她打通我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刚从诊所出来，准备去饭店等她。
我一直没有告诉易红这件事。我怕她觉得沉重。当然，我也怕自己表达的情感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我此刻很后悔没有告诉易红这件事情。
如果她还活着。我会说吗？
我又把车开到了高速路口外的转盘处，那晚我就站在不远处的路边。阳光下路边的红叶李开着满树粉粉的小花，蒙了尘，叶子和花原本娇怯怯的样子就没了，风一过，簌簌地落下碎纸屑一样的花瓣。
我骗不了自己。她要是没有死，我多半还是不会说。
电话响了，老周的，他有些鬼鬼祟祟的：“你那儿说话方便吗？”
我说方便。
老周说：“易红的老公刚才找到了诊所，他要见你。你见吗？”
五 戏之二
我和易红的丈夫在一家叫“巴西山度士”的咖啡馆里见面。
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下要了杯咖啡。他早就等在那里了，深蓝西服本白衬衣宝蓝领带，头发也是整整齐齐，我猜他在保险公司或者银行上班。我猜得没错，他递过来的名片上，红色银行徽标和广告语大而醒目，他在洛阳下辖某县的分理处工作，鲜红的广告语下面蓝色的字体印着他的名字，崔保周，一个能说明年龄的很有时代色彩的名字。
他有些紧张，是那种正在经历重大事件的紧张。
我也有些紧张，不知道对方目的难免忐忑。
我们俩好像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
还是他先说话了。
“易红……的事情，夏医生，我认为她一定是被人谋杀了……我……”他的脸因为激动有些扭曲，本来还算清秀的一个男人突然就丑陋起来。
我深呼吸，努力用对诊所病人的平和口气对他说：“崔先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别着急，慢慢说。”
他开始抽烟，垂着头说：“我确定易红不会自杀，她就是自杀，也不会那天死！就是她出事的那天上午，她还给我打电话，让我买点儿人家过冬晒的豇豆角萝卜干，拿真空袋给封了，给她妈寄去，再过两天就是她妈的生日，她妈喜欢吃这些东西，易红可孝顺了，她怎么会那天死呢？”
我突然插了句，“易红女士的父母亲在哪儿呢？”
他很随意地回答：“跟着她妹妹妹夫在荷兰呢。”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钥匙之谜我解开了一半。
“易红她家人，闺女死了到现在也不回来，说句不好听的，什么人啊？！”对面这个男人很憋气，“我是两眼一抹黑。啥都不知道！她死在里面的那套房子，不知道啥时候用她妈的名字买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娶了……她的心，深得跟口没底儿的井似的……”
我沉默地听着，哀伤地捕捉着这些话里关于易红的点滴。他正说着猛地刹了车，可能觉得不该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他生生把后面的话给憋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