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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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时期（从1945年春到1946年秋）成为施季里茨观看的历史舞台，他必须看清台上的主要角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并综合所得的信息，作出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关系他个人的生死存亡，而且是受他从1917年10月的那一天，将自己的生命与列宁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时起就奉行的立场所支配的。’　

第三十一章　冈萨雷斯
　
　　阿尔弗雷多·何塞·拉乌尔·冈萨雷斯将军，在朋友圈中以“罗科”（西斑牙语，疯子）的外号而闻名，事实上他是西班牙情报部门最有才智的人之一。

　　他于萨拉曼卡大学起家，攻读阿根廷和智利史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出色，结论超出常规、标新立异；他出人意料地抛开学术转而从政，在1939年当了上校，成为总参谋部政治处的一名长官。然而（在庸人统治的时代）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才智付出代价；1941年7月他预言被派往俄国的“蓝色师团”将被击溃，并说涉入到反对俄国的战事中是缺乏远见的一步，结局难料。在这之后他被解职。

　　从那时起他就居住在位于德。阿库尼亚街那巨大得有些像迷宫似的住宅里；夏天就去海边，驱车到马拉加只有七户人家的渔村托列英里诺斯去。

　　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车祸。第二个妻子在乘汽艇时受了风，折磨了一冬天，终于由于一种医生搞不清的肺病死在门多萨教授的医院里。　‘

　　从那时起冈萨雷斯就一个人生活。由他的军士长霍尔赫一一个孤身无家的人来服侍他，后者就住在他的宅邸里，开汽车，买东西，摆餐具（冈萨雷斯在床上吃早饭，从前末被解职的时候就不懂得其中的妙处，他要立即起床，奔到洗脸间，匆匆吃点东西——每一分钟都要精打细算，工作就是速度，只有赶到前面的人才是胜利者）并且用一种特别粗糙的纤维团给将军搓背，因为按摩可以长寿。

　　他总是在同一时间醒来，约在十点钟左备霍尔赫马上就会送来报纸《消息报》、《普韦布洛》和《ABC》报，以及里斯本的《每日新闻》（佛朗哥的书刊检察允许该报在国内通行无阻）；而且，在第三帝国覆灭以前他还一直收到《人民观察家》（这是唯一一份不允许刊登攻击佛朗哥制度言论的欧洲报纸）。

　　在他去职后的最初几个月，早晨读报对他来说成了某种工作的代替物。他在那些对他显得较为重要的段落上划下横线，他曾深深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佛朗哥会发现自己错了，会给他打电话，请他复职，发生这一切都是由于塞拉诺．苏涅尔的阴谋，他早就不喜欢冈萨雷斯，因为他认为情报机构毁了他这位外交部长，损害了他的工作，干涉了他人的特权。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佛朗哥并没有打来电话，苏涅尔下台了，又换上另一位“伯爵”，而他冈萨雷斯仍旧赋闲在家。于是这位被期待弄得心灰意冷的将军就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批评元首忘了一起创业的人，在这次谈话五天以后，一个陌生人打来电话，他没作自我介绍、就奉劝他在表达意思的时候要仔细些，尤其是涉及到国家爱戴的人的时侯，“清白的人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有毛病，就是他这样一位将军，也完全可以来取步骤向人们证明，他不仅应当被解职而且跟把手伸到别人钱包的人一样，应当被送进监狱里去。”

　　将军什么也没来得及回执话筒搁下得非常及时；正是从这一天起，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自己软弱无能的耻辱；还有什么能比无法回击侮辱更令人苦恼的呢？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自己说，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是这样的。我帮助建立了监狱，应该受这个报应。所有的都毫无益处。应当韬晦和等待。我是生活在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里，一切都建立在颠倒黑白上，痛苦被称作幸福，而恐怖则被称作自由。我既然受了报应，那我也要回击他们”。

　　从那时起他不再去俱乐部，只是出去散散步，跟自己过去的副手，负责英美情报网的委拉斯开斯只在电梯里会会面，过去每当他从伦敦回

　　来，两人就住在一间屋里，不用说什么就能互相理解。

　　正是在那个电话之后，他明白了，只要佛朗哥活一天，要指望发生什么变化是愚蠢的念头，孩子似的幼稚，老人的衰颓，不负责任的幻想，应当潜伏爪牙耐心等待；变化终将发生，但这将非常迟，要等国家的工业和科学发展起来，要挽救自己就必须装作平庸，混同在众生之中，成为人群中的一个微粒，抛掉那些表现阿尔弗雷多一何塞—拉乌尔·冈萨雷斯个性的东西。

　　但是在当时的西班牙即使是这样的言行举止也要有充足的理由，以免在什么事情上惊动太阳门的那位官员，这个人天天收到关于他冈萨雷斯的报告，关于他的约会、他的散步、谈话、健康状况，对妇女的自然要求，购买的物品，往来电话等等，以免他去征求上司的意见，导致更严密的监视，或者就是某种惩罚，佛朗哥在这方面是个大行家，他特别喜爱利用空艰或借左翼地下团体组织的恐怖活动来除掉对手。

　　因此、从那个电话之后，冈萨雷斯就呆在卧室里，把门多萨医生叫来，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在此之前他翻阅了内科疾病手册，了解心肌梗塞的症状，他对医生抱怨说，喘不过气来，左肋痛得厉害，经常觉得要呕吐。

　　门多萨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医生，当冈萨雷斯还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长官时就由他咨询看病，冈萨雷斯去职之后他们并末断绝往来，因为他已达到这样一种社会地位——没有必要怕任何人任何事。他用自己行医挣来的钱在加里西亚买下一片大田产，对百货公司投资入股，而且拥有最有声誉的皮制品商店《艾列罗和菲列罗》的股票。与部长、将军和长枪党各部的小职员不同的是，谁也不能把他解职，他是自己的主人，银行的帐户也十分可靠。

　　门多萨听了冈萨雷斯的话后，把自己瘦瘦的、冰凉的双手放到后音强壮而多毛的胸上，不慌不忙地问了十几个问题，最后弯腰贴近他的头低声说：

　　“您投得什么心肌梗塞……假如您想得心绞痛，那您得说太阳神经丛痛……”

　　冈萨雷斯在床上过了半年光景，尽管每天早晨都要做操，以免肌肉萎缩，门多萨这位唯一了解内情的人放出风去说，将军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心脏完全衰竭了，多可惜阿，正当壮年的男子汉，我想这对元首将是个打击，冈萨雷斯要是能活下来，那简直是个奇迹，我可不敢担保他会在哪一分钟死去。暴政只爱软弱的人；对冈萨雷斯的监视撤销了；一个死活人就没什么危险性了。直到这时他才开始着手实施临死前制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要神话般地发财致富，因为只有财富才能使他成为对敌人来说不可战胜的人，高喊“民族的统一和幸福”的空洞口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回到特定的范围，一个人的力量，他的需要如今都取决于他有多少土地，有多少钱财。

　　冈萨雷斯知道，如果他还躺在床上，光顾读书，读个没完，那他是不会发财的；他需要交往，分析各种消息，而且不是报纸上那种空洞的消息，而是活生生的、从那些接触现实的圈子里得来的，未经加工的消息。这种交往必须不至于引起秘密警察再次监视他，所以也要伪装各种借口。因此，门多萨医生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可以起床活动，这对心脏没什么特别的危险，不要累坏大脑，但看看斗牛和足球比赛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要善于控制情绪，因为看台上所有的捧场者都注定会有轻度的血管梗塞症，如果那时没人帮您的忙，那也不是人们不好，只不过那时大家都被《列阿利》队的左后卫结佩佩的传球吸引住了，他从右侧踢地滚球十分娴熟，或者，如果是在斗牛场，那就愚人们正等待着勃拉斯那

　　一刺，他巧妙地拾起左腿，在扑来的牛面前像弓似地—弯，就象《节日》里描写的佩德罗·罗梅罗一样，就是唐·艾涅斯托在小说里描写的那个人。克里姆林宫仍给作家们大把的金条，把他们都彻底收买了，这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从此，冈萨雷斯开始去看斗牛，及时地恢复交往，多听多看，伪装的艺术他用不着现学，他被公认为情报部门的精英，他之所以拥护过佛朗哥，只是因为他曾相信，西班牙需要秩序，共和主义者所要建设的那种无限制的民主还不适于这个国家，必须再经过若干年，人民才有可能不流血就能享有它的好处；暂时应当学会听从对立的观点并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要对着论敌的脑门儿连连开火。他没想到，随着秩序的恢复，开始了恐怖和对姓“佛朗哥”的那个小人无止尽的颂扬。

　　正是在斗牛场他极其秘密地会见了安赫尔——阿尔卡塞。德·委拉斯开斯，并且在“背阴的”看台上过了两小时，互相只匆匆说了几句话，然而为了了解应该做什么这已经足够了。委拉斯开斯是他的学生并且如今（这次会面还是在1943年）在欧洲的情报部门占有特殊地位。

　　委拉斯开斯的经历是非常不一般的，但是如果从西班牙民族性格的角度来看他的举止、言谈、思想和忘超，考虑到这种民族性格中唐．吉河德和桑丘•；潘沙式的特征，那么这种经历又是非常典型的。

　　委拉斯开斯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的时候就上了斗牛场；一般说来，这种事儿总是向往的人多，真去于的人少；甚至十来岁的孩子就敢跳过木栅栏，拿着红布向牛跑去，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躲过致命的一击，大多数人的结局免不了被撕裂肋骨，住进医院，成为残废。委拉斯开斯很走运，他表现出技巧，观众们狂喊着：“让他留下来，让他把牛杀死！”他留在了场上，杀死了公牛并得到了牛耳朵，这在十二岁的年龄是不可想象的，报纸上描写他说：

　　“出身平民的小男孩杀死了最凶猛的公牛！”西班牙长枪党的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向他表示祝贺，送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少年上学，然后又送他进入萨拉曼卡大学哲学系读书；在大学里他校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说客和信徒们所吸引，他们断言民族精神的伟大，认为西班牙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犹太人的国际阴谋的牺牲品，只有唐．阿道夫，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反对大陆上的恶魔侈谈“人类友爱”。在讲各种语言的人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友爱。委拉斯拉斯受长枪党领导人的委派参与了恐怖活动，曾被判处死刑，佛朗哥政变后获释；内战期间他因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他认为杀害何塞·安东尼奥·普思莫是元首的狡猾手腕，他求助于左翼分子的效劳，只要能除掉主要的竞争对手，而所有的左翼赤色分子都是随时准备作恶的，他们得意地除掉了西班牙长枪党的领袖，希特勒的兄弟和西班牙的明灯。

　　也就是在何塞·安东尼奥被杀之后，安赫尔·阿尔卡塞·德·委拉斯开斯的名字出现在冈萨雷斯负责的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因为这个信奉异端的大斗牛士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在有外国人的交际场合讲那番话的，而这群外国人中就有一名在布尔戈斯佛朗哥的参谋部工作的德国保安勤务处军官。这个军官名叫马克斯，熟人叫他马克西莫，但更经常的、尤其是那些与他关系不错的人都叫他艾斯季里茨，因为“施季里茨”这个姓在西班牙语里非常难读。

　　鉴于委拉斯开斯议论个没完，让佛朗哥很“难堪”，冈萨雷斯就把他叫来，对他说，如果他活腻了，他可以在这幢大楼的厕所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此还可以给他提供一支手枪，口径足够大，能揪掉半个脑袋，一点也不痛苦，脑浆会喷在瓷砖上，只是可惜，脑浆混在粪便里，未免缺乏美感。

　　就在这次谈话中，他邀请委拉斯开斯加入情报机关，这种入适合从事危险的职业，并派他去柏林，到卡纳里斯、舒伦堡那里学习业务，而后提拔他到伦敦使馆任新闻专员。

　　在伦敦，委拉斯开斯开始为德国谍报局工作，执行舒伦堡交给他的任务，而在1941年夏冈萨雷斯被解职前不久，他又被吸收参加与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

　　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拜会了西班牙外长塞拉诺·茹涅尔，并商定通过外交渠道的方式与委拉斯开斯交换情报。而正是他冈萨雷斯核准了对情报小组提供经费的形式。日本公使同意不转给委拉斯开斯支票或现金，而是给他钻石和珍珠，以便他能把报酬付给自己的助手，他们是：《马德里》报驻纽约通讯员佩涅拉·德·席尔瓦，《依阿》报记者弗朗西斯科·卢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