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企女秘书的日记:做狐狸还是做穿山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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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跟他打招呼。
“Good morning ? Sir. May I help you?”
“I'd like to see Mr.Sun.”
“Excuse me;but may I ask your nameplease?”
“My name is Tom from GE.”
我立即打开电脑中WPS Office,查阅孙总日程安排表,还挺准时。我打电话告诉孙总Tom先生来了。放下电话,我把Tom先生领到会客室。
Tom先生从会客室出来时,对我说了几句“Thinks”。我笑着问自己,他到底是谢我英语流利,还是谢我态度热情。
中午,欧阳科长要我下午一点赶到长城饭店,下午陪史密斯太太游览天坛公园。
史密斯先生是美国AT公司的CEO,来公司讨论合作开发CRG仪项目。他们是大前天到的。史密斯太太是一位刚退休的中学校长,顺便与史密斯先生来中国旅游。这几天一直是玛丽陪史密斯太太观光,她们已去过长城、故宫和颐和园等地方。中午玛丽来电话,说两三天下来,不仅体力有些吃不消了,而且她的英语水平也开始应付不了史密斯太太了。从万里长城到烤鸭,从孔夫子到京剧,史密斯太太似乎什么都感兴趣,而且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玛丽说她简直就是来招聘的。
下午四点多钟,我陪史密斯太太从天坛公园出来。可能是连续几天的观光让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感到了疲劳,一上车,她就闭目养神,打起瞌睡来。
“于小姐,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快到宾馆的时候,史密斯太太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
“你相信上帝吗?”
看来史密斯太太一点也不感到累,刚才只不过是被天坛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所感染。
“不。”
我接着说:“不过,我很喜欢上帝。”
“为什么?”
史密斯太太睁大双眼看着我,那神态不像个中学校长,倒像一个稚气未尽的女中学生。
我告诉她,小时候我家旁边有座小教堂,放学之后,特别是星期天,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教堂里去玩。我非常喜欢听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声,因为它们是那样悠扬清脆;我喜欢看教堂里的壁画和雕塑,它们是那样精致而神秘;还有,我喜欢教堂里那庄严肃穆的气氛……我尽可能找一些比较适当的词汇表达我的意思。
“不过,你从来就没有做过祷告?” 史密斯太太问。
我回答说:“是的。”
“那么,你实际上还是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
我礼貌地点点头。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我到底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至少在这之前我没想过这类形而上方面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想这么复杂深奥的问题呢?
史密斯太太慈祥地笑了笑之后,说:“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上帝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我开始慢慢相信上帝了,相信上帝确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越容易相信神灵?不仅史密斯太太,中外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写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名句的李叔同先生,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少年时候,他也是个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新新人类”,到了中年以后,就削发为僧,皈依佛门,其心志之坚,让人感慨万分。按理讲,人的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把这世事看得越透,为什么反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呢?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我喜欢上帝(2)
到长城饭店大堂,我与史密斯太太约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准备返回公司。道完别,她突然问我:
“于小姐,你会玩桥牌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会玩一点点,但很久没玩了,不过,如果她很想玩的话,我可以帮她
的忙。读书的时候,爸爸喜欢打桥牌,经常请朋友来家里玩,我耳濡目染,偶尔也跟他们玩一玩。
史密斯太太告诉我,她这次来中国之前,她与史密斯先生打了两个赌,一是爬到长城的最高处(其实没有),做一回“好汉”;二是在中国玩一次桥牌,带个“大满贯”回去。我马上补充说,一定是个“redouble”的“大满贯”。听我这么一说,史密斯太太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俩心灵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回到家里都快九点了,爸妈都还在看电视。我一进门,妈就兴奋地告诉我,我舅买了辆帕萨特,今晚他自己开车来我们家了。爸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住的地点离公司才几步路远,买车纯粹是让钱烧的,想摆摆阔气而已。我不想听他们议论这个,到爸的书架上找了几本原版的英文桥牌书。尽管我平时也利用金山词霸,读一些英文和日文的原版书,不轻易放弃外语的学习,但是现在不看看桥牌方面的书,恐怕连club、diamomd、heart和star这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家庭轿车早已不是财富的象征。同样,英语也不再是可用来炫耀的资本。英语,对于现在公司里的秘书来说,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工具。打电话,上网查资料,收发电子邮件,接待外国客人,哪样不需要英语?不懂外语的秘书,就像囊中羞涩的人走在王府井一样,永远会有自卑感。
但是,家庭轿车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作用远不是一种日常代步工具。有了轿车,可以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空间的半径,增加更多的交流时间,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英语也是一样,它不单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它是一种你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进行交流的语言;特别是从互联网上,你能结识更多的朋友,获取更多的信息,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有些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机会。
上个月,日本大阪山田公司的竹下先生来我们公司,商讨合资在西北某省会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事。一开始竹下先生非常挑剔,说工业园区这个不行,那个不够,孙总告诉他必须得适应现实。几天下来,进展不是很大。孙总认为竹下先生固然有压价的考虑,但也与竹下先生为人相当固执有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用日语问竹下先生,他的老家是不是东京的,他很警惕地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听他说话的口音猜的。我说日本人发音的口音与我们中国有些相像,中国江浙一带的人说话声音轻而清;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则重而浊,很容易分辨;日本关西地区的人说话也是轻而清,关东的人则也相对重而浊,所以也很容易分辨。说着,我模仿大阪小女孩说“ありがとぅござぃました”(谢谢)就像唱歌一样;之后,我又压着嗓子模仿关东老年男人,说了句“ありがとぅ” (谢谢),则有些像沉闷的雷声;由于我的日语老师也是东京人,所以我猜竹下先生也是东京人。
听我这么一说,四十来岁的竹下先生马上显示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式的激动,向孙总称赞我的日语是“江户っ子”( 即正宗的老东京口音),说得我连说了几次“はずかしぃ” (不好意思)。下午,笼罩在我们谈判桌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竹下先生当场同意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说立即向总公司汇报,连孙总也感到非常意外。
英语,是搭乘我们与这个时代一起前进的轿车。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对于我们秘书来说,我想那就是英语了。
我的饼干(1)
六月某日
一上班,公司所有的领导都到昌平的工厂去了,科长、孟姐和托尼也都去了。不可思议的是,整个上午,秘书科不仅没有一个外来电话,连一个公司内部电话也没有,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秘书科为了招待客人,平时都准备了一些龙井茶和比较好的咖啡。艾丽丝带头,各取所需,自己招待自己。难得的清闲,大家从流行的发型聊到明年手机的款式,各抒所见,天南海北,像个三八妇女节的联欢活动似的。十点多钟,研发部的王伟来找珍妮,当他俩在走廊上说话的时候,玛丽发起了有“奖”竞猜活动:到底是王伟在追珍妮,还是珍妮在追王伟……
中午吃饭的时候,珍妮告诉我,说刚才玛丽和艾丽丝差点吵起来了。艾丽丝平时负责公司领导出差订机票,最近机票销售处奖励了两张到三亚旅游的机票,玛丽说艾丽丝应该把两张机票拿出来,让秘书科公开处理,不能一个人独吞。珍妮就说玛丽是个长舌妇,上次将财务部部长隆胸的事搞得沸沸扬扬,就是玛丽嚼舌头嚼出来的……珍妮说着,自己也生起来气了,让我这个做师姐的说说玛丽,舌头别伸得太长了,老是无事生非的。
我心里一阵苦笑。这种事我能管得了吗?有句土话说起来很难听,却非常有道理:鸡鸭多的地方屎多,女人多的地方话多。唠叨是女人易犯的通病,而且反反复复,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一直唠叨个没完。自己倒是舒心,别人的情绪却给搅得乱七八糟。当然,有些人也没把当秘书看成是一件正事,她不东家长西家短的,就会觉得自己闲得慌。整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说三道四,这固然跟一些人气量天生太小、心眼太重有关,但是与职场竞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也很有关系。总有人在心里猜疑:“为什么张三总是和我作对?真讨厌!”、“同事们一聊天,李四就知道和我抬杠!”、“阴阳怪气的王五麻子总爱到领导那里打我的小报告!” ……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家在社会有一定的知名度、形象不错的跨国公司,不仅办公条件和待遇不错,晋升和培训的机会也不少,外面有多少人在盯着我们的位子,而在公司内部,又有多少人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每往上爬一级,多得的真金白银那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种状态下,人能没有危机感,没有心理压力吗?有了心理压力要宣泄是正常的。这种事谁能解决得了?
可是,秘书部门又不是普通的部门,老是这么吵,看了让人着急。如果是其他科室,内部有矛盾,关起门来,怎么吵都行,不太会影响其他的科室。但是秘书部门不行,由于你是公司内部的管理神经中枢,引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不影响其他部门:两个秘书之间的争吵,不仅有可能给公司的正常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会让一些科室的人产生错觉,以为她们之间的争吵,实际上是代表着她们的领导在勾心斗角,让本来就已经很微妙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
其实,同事之间,有那么多问题需要争吵吗?当我们准备责怪或指责自己的同事的时候,如果首先自我反省一下,那么许多争吵连你自己都会觉得可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上海出差,由于飞机晚点,四点多钟的飞机拖到七点多钟还不能起飞,为了打发时间,我买了一本杂志和一盒饼干。我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专心致志地看起杂志来。突然间,我发现我身边坐着的一位青年男子,正毫不客气地拿起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座位上的那盒饼干吃了起来。这太不讲理了,但我又不想像个泼妇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争吵,便当作没看见。过了一会,我确实有些饿了,便也从盒里拿起饼干来吃;我装作看手表,用眼角的余光看看那个人,他居然也同样地看我,我心想:“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怎么连一点教养都没有!”我每吃一块饼干,他也跟着吃一块。一盒饼干很快吃完了,我想:“你吃了我那么多饼干,怎么连声谢谢都不说,真是脸皮太厚!”听到登机通知后,我急忙把杂志往包里一塞,拿起行旅,直奔登机口,心想像他这种人,但愿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碰到!飞机起飞后,我又开始找那本没看完的杂志。突然,我看见自己的那盒饼干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包里!我愣在那里。我真想下飞机去找到那个我以为“偷”吃我饼干的人,衷心地对他说一句“对不起!”但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如果说有人没教养,那这个没有教养的人就是我!
我的饼干(2)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道这样“瞎猜”的事情还少吗?不管承认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责怪或指责自己的同事之后,我们发现错了的是我们自己;而我们之所以去责怪或指责她们,就是因为我们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在“瞎猜”,不信任自己的同事。因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