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试验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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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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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模式”
温州，大起大落、命运乖戾
万元户之城
小商品赚大钱
专业户十专业市场十“天兵天将”
聪明灵活的商业脑袋瓜
温州的另一面
满天飞的温州个体户
“三叉戟”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咔嚓一声，我熟练地扣上安全带，闭上眼睛，打算抓紧时间打个瞌睡。
忽然，邻座的用手肘碰了碰我。我睁开了眼睛。他问道：“同志，保险带怎么扣？”
他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长得挺斯文，只是头发显得长了点。当我教他扣保险带时，他的邻座——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妇，也在仔细观看着。
飞机滑离跑道，腾空了。我又闭上双眼，因为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北京，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连轴转，没时间休息了。
我的耳边似乎响着外国人的讲话声。那声音很大，还不时夹杂着女人兴奋的笑声。那声音终于把我吵醒：“伲刺！伲刺！”
我一看，那紧靠窗口的少妇指着窗外，青年伸长脖子往外看，非常兴奋。
“伲刺”，这是连外语学院的学生也听不懂的“外语”，我恰恰能够听懂——
他们讲的是外人莫懂的温州话，而我恰恰是温州人。“泥刺”，温州话的意思就是“你看”。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我睡意顿消，用温州话问道：“伲勒是温州囊？”
他俩投来惊喜的目光：“伲是温州囊！”
哦，“伲勒”——你们，“温州囊”——温州人！温州话成了最好的“介绍信”，我和他俩之间的距离顿时大大缩短了，“他乡遇故知”！
“第一次坐飞机？”我问。
“嗯！”他点了点头。他告诉我，那位少妇是他的妻子。这次，他俩从温州来到上海，要去北京、沈阳做生意。他俩从未坐过飞机，所以一到上海，就叫了一辆轿车，直奔民航售票处，未能买到飞机票。当他俩买到去北京的火车卧铺之后，仍为未能坐上飞机感到遗憾。又坐“Taxi”赶到民航售票处。很巧，一架马上要起飞的“三叉戟”，有两个空位……就这样，他俩成了我的邻座。
“你们的火车卧铺票呢？”
“呶，在这里。”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崭新的上海至北京的火车卧铺票。
“怎么不退掉？”
“来不及了，算了。”
“那怎么报销呢？”
“报销？”那青年感到惊讶！他笑道，“我们无所谓‘报销’。要‘报销’，那就是向自己‘报销’！”
于是，他谈起了自己：他，名叫刘志雄，本来是一家国营工厂的职员，三年前辞职，跟妻子一起干起了“个体户”。他俩在温州梧埏专做塑料鞋的模具，收入很不错。这次，北京和沈阳向他俩订货，于是夫妻俩双双“出差”——所有旅费全是自己掏腰包。由于做塑料鞋模具的人不多，他俩生意很好，早已成了“万元户”，所以这点旅费不在乎。只是夫妻一起“出差”，等于“停业”。对于他俩来说，时间确实就是金钱，只能在外几天，马上就得赶回家去生产模具。他们从北京到沈阳，从沈阳到上海，都想坐飞机——飞机快呀，省时间！
“可惜，温州的飞机场还没有造好。要不，我们乘飞机回温州去！”他俩不无遗憾地说……
这就是温州人。这就是新一代的温州人。
温州人喜欢讲温州话。一听，那不同于众的温州话，马上就可以判定是温州人。
我是个天南地北满处跑的人，借助于乡音，我常在旅途中发现我的同乡，结识新一代的温州人。
在青岛海滨，我下榻于幽静的新华社疗养所。在那里，我结识一位温州同乡。
她三十多岁，老练而能干，进出轿车接送，我以为是新华社的负责干部。我跟她聊天，发觉她对新闻事业完全外行，连《文汇报》是哪儿出版的都不知道。细细一问，大抵毕竟是同乡，她才把实情相告：她是个体户，小学程度，只身外出做生意，已经一年多未回温州。她在做亚麻生意——把山东的麻，卖给天津的麻纺厂。做成一笔生意，她拿一笔差价利润。她说，山东种麻的农民，不知道把麻卖给麻纺厂；麻纺厂呢？没有派人到麻区收购。她成了“桥梁”！
一个温州女子，居然成了天津工厂与山东农村之间的“桥梁”，简直不可思议。
我很想了解她怎么做这种生意的，每年到底有多少收入。她笑而不答。她只说：
“温州人的脑筋，比北方人灵活！”
我问起她怎么会有轿车，她对我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奇怪，很干脆地答道：
“花钱包的呗！像我能住进新华社疗养所一样，花钱就行了！”
她还神秘地告诉我，她跟天津人打交道，就说丈夫在青岛；跟山东人说，丈夫在天津，这样别人就不会欺侮她单身女子。其实，她的丈夫在温州——丈夫远远不如她能干！
在广西桂林，我遇见一位同乡，他从“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诗中推知桂林是中外旅客云集之地，带来了温州制造的塑料金元宝，带来了在蛋壳上堆贴塑料山水的“立体彩蛋”……这些别出心裁的小玩艺儿，畅销！桂林人以“甲天下”的山水招来四方游客，而温州人却千里迢迢插足桂林的旅游品市场！
在河南郑州车站候车的时候，我又听见熟悉的乡音。我循声寻去，萍水相逢，那是一位温州宜山青年，眉开眼笑。他告诉我，他从温州带来一批腈纶衫，在郑州一售而空——因为每件才一、两元钱，怎不“抢手”？
“这么便宜，是走私货？”我问。
“不，不，现在温州干走私的人已经很少。”他说，“我们的腈纶衫是用上海化纤厂的边角料织的。原料便宜，腈纶衫也就便宜，当然好销！在我们宜山，有4000人在采购腈纶衫下脚料，3万多台织机在织腈纶衫，6000多人当腈纶衫推销员。”……
温州在变化。温州人在变化。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浪潮中，“温州模式”闻名全国。小小温州，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这座只有50万人口的城市，加上所属的9个县也不过600多万人口，却拥有10万供销员，活跃在除台湾之外的每一个省市！就连香港、新疆、黑龙江、西藏，也都有温州供销员的足迹。
虽说我生在温州，长在温州，但是自从17岁时考上北京大学以后，就离开了故乡，只是去探望母亲时在那里小住数日。七年前，我把母亲接来上海，就没有去过温州。然而，就在这几年间，温州巨变。我终于决定回去看看……
温州，大起大落、命运乖戾
双体船犁开东海千顷浪，向南，向南，朝着温州驶去。
温州，镶在浙江东南部海滨的一颗明珠，是我国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之一。
说实在的，在经济上如生龙活虎一般的温州，却是个交通颇为闭塞的地方：那里没有一寸铁路，飞机场尚未造好，从上海到温州只能借助海上通道，坐船要花24小时。
往日，头等舱里总是坐着头发花白的首长。如今，里面传出二十多岁的温州个体户的笑声。在三等舱里，倒常常听见普通话，一间一间全被各式各样的“考察团”、“调查组”、“访问团”、“代表团”包去。内蒙的，广西的，报社的，电视台的，社会科学院的，民主党派的……人们涌往温州，想亲眼见一见“温州模式”是什么模样。“人怕出名猪怕壮”，温州的名声太大，招待的“代表团”太多，以致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在1986年12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去温州参观的人数和批次”。
我漫步在甲板上，望着一群群从舷边掠去的海岛，陷入对故乡的沉思……
哦，温州，“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短线，80年代站在改革第一线”！
我记得，我记得，50年代，当我在温州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的讲课声常常被空袭警报声所打断。蒋介石的飞机不时掠过温州上空。正因为温州处于东海前线，所以当时的温州市不准备大发展，没有新建大工厂、新办大企业。
我记得，我记得，60年代，在“文革”之火蔓延之际，温州先是由温州籍的“中央文革”成员林杰直接插手，紧接着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多次对温州问题作“批示”，导致温州两大派火拼，成为闻名全国的“武斗典型”。好几个月，温州邮电不通，收不到家信。我曾回到温州，见到市中心的大楼被烧成废墟。来到松台山，看到许多因武斗而死所建的“烈士”墓。在武斗中，温州死了一千多人！
我记得，我记得，1974年，当我回到温州，市面萧条，物资短缺，就连煤球也成了紧张物资。温州，温暖之州，鱼米之乡，一时间仿佛成了僻壤穷乡！
当然，当然，我也记得：
在50年代，全国第一个响亮地提出“包产到户”的，是温州；在60年代初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温州是全国自由市场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每逢暑假，我从北大回家，有着明显的比较——在北京几乎见不到自由市场，上海有一些，而温州街头则几步一摊！
在“文革”中，温州曾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进行批判。那时候的报纸说，“温州已是资本主义世界，那里只差一面青天白日旗了”！
温州，温州，大起大落、命运乖戾的故乡，在不同的时代充当过不同的“典型”。
温州是棱角鲜明的。时而“正面典型”，时而“反面典型”，不论给温州涂上什么油彩，温州还是温州！大抵是充当过各种“典型”的缘故，温州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跟它规模相当的同辈城市。
这一回，温州又名噪全国，恐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政府最高领导赵紫阳总理来了，理论界权威人士胡乔木来了，社会学家费孝通来了……
温州，今日温州，到底算是什么“模式”，究竟算是什么“典型”？
“瑞新”号双体船从东海驶入黄浊的瓯江，东西各矗一塔的江中小岛——江心屿已经遥遥在望。哦，温州到了！
见不到头戴“Taxi”小黄帽的出租轿车，只有人力三轮车。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夫是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长头发，小胡子，一件咖啡色的西装上衣，一条牛仔裤，一双尖头皮鞋，十足的“现代派”。他骑着车，灵活地在狭窄的街道上前进。
除了在码头新建了一幢12层的高楼之外，城内似乎面目依旧。到处是木板近乎深褐色的低矮的老房子。下着蒙蒙细雨，街道一片泥泞。街上很少见到汽车，自行车在路中央横冲直撞，地上看不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分隔线。行人拥挤，街道两侧小摊、小店林立……
我不由得一怔：难道这就是温州新貌？就闹市区而言，差不多是一副老面孔！
万元户之城
没有桥。靠着渡船慢吞吞地摆渡，汽车这才渡过了两条江——飞云江和鳌江。
差不多花费了三个小时，我这才从温州市区来到苍南县龙港镇。当我踏上这片土地，大吃一惊：一座新城平地拔起，突兀于我的眼前！
这是一座全新的城。不光是居民楼、宾馆、商场、剧院都是新建的，就连厕所也都是用水泥钢筋新造的。街道宽25米，按大城市的规格建造。房屋也差不多是按同一模式建造。统一规划，显得格外整齐。一排排落地长窗，很有气派。
这儿本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渔镇，只有一条清朝同治三年建造的狭窄的小街，聚居着数百人。用当地人的话来形容，那是个“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
的穷地方。可是，怎么会在一二年内陡地冒出一座新城？
我访问了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他四十来岁，普普通通的样子，一讲起话来，时时闪露出他的机智和哲理，毅力和才干。我曾观察过许多改革者，发觉他们的目光明亮，是全身最活跃的部位，而陈定模也是如此。
龙港直到1983年底，才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镇。1984年6月，陈定模调到这里任镇党委书记。他看到这儿面对东海，依傍鳌江，是个良港，龙腾虎跃的好地方。
可是，他手头只有3000元的办公费，这点钱连盖个公共厕所都不够，怎么个“腾”，怎么个“跃”？靠国家投资建新城，显然不现实；靠引入外资，恐怕没有一个外国资本家看得上这么个小渔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靠集资——靠四乡已经富起来了的那些万元户！
他走马上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