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女性演说精粹-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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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允许让妇女在工作时提举重量为35磅的物体，但却从来没有想到妇女在家要抱同样重量的孩子。

　　　　然而，法律方面的一个最大蔑视是，只有28个州允许妇女在与男性相同的条件下加入陪审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它发生在纽约。一位妇女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我是妇女”，便会被剥夺加入陪审团的资格。直到去年，如果一位女教师同意充当陪审员，她即会失去工资收入，因为她也许会被淘汰出陪审员之列。而一位男教师却照样可以获得收入。

　　　　我们已经简要地回顾了歧视妇女的法律。现在再来看看经济上的歧视。

　　　　情况同样令人震惊。我给你们列举几个数字。1968年，一位专职妇女的平均工资或薪水收入只及男性的58。2％，差距比1955年扩大了5。7％。经济上的歧视目前主要体现在性别上，而不是种族上。白人男子的平均工资为7366美元；黑人男子为4777美元；白人妇女为4279美元；黑人妇女为3194美元。

　　　　受过专科教育的妇女——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她们的收入甚至及不上仅接受八年制教育的黑人男子。

　　　　许多人对这类数字不以为然。他们以为，男人工作是为了养家活口，而妇女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子女，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积攒一些钱。

　　　　然而，许多妇女参加工作，有着迫不得已的经济原因，有的是因为丧偶，有的是因为离异。妇女执掌着172。3万个贫穷家庭，占全部贫穷家庭的四分之三，其中四分之一是白人妇女，而白人男子仅占7％。

　　　　再看看经济歧视的另一个方面。即使是高收入层次，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女科学家和女工程师的年薪也要比男性低2500到3000美元。新泽西州的一家制造厂曾提供了一个同工不同酬的典型例子。工厂的前财务主管是一位女性，年薪9000美元。在她离去后，工厂为接任的一位男性支付年金2万美元，在他辞职后，工厂又以年薪9000美元聘任了一位女性。而从业绩上看，他们全都是称职的。

　　　　1970年9月的《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通讯》刊登了一篇关于高校女性的文章指出，即使在研究生院，女生的成绩也好于男生。但对她们来说，要想最终获得哲学博士衔却是难上加难。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女性的博士学位要多于任何一所大学。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整个60年代，该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为：男性195人，女性25人。195个男性中有一半以上已谋得了副教授或更高的职务。而25　个女性中却一个也没有，只有一人担任助教职务。

　　　　1969年至1970年，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中有30％是女性，但担任教授的却只有1。6％；在密执安大学，女教师占40％，而担任教授的只占4。3％。

　　　　女教授的平均月收入也比男教授低1000美元以上。很显然，即使在学术界，女性也处于最下层。

　　　　现在再简短地谈一下第三点，即所谓的心理伤害。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美国的困境》一书中没有一节附录“类似于黑人问题”，追溯了工业革命引起的经济变革以及奴隶和妇女的解放。他指出，如同在黑人问题上一样，多数人显然接受一种说法，即女性天资不足，大多无法在社会威望及权力方面赢得人们的尊重。

　　　　缪尔达尔认为，就像黑人有个“心理定位”问题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妇女心理定位”问题。妇女已经心满意足，不再想要选举权或公民权，这种神话就像“黑人易于心满意足”的神话一样，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妇女的教育先是被忽视，然后又被转而用来说明这种“心理定位”。缪尔达尔断言，除了设法从工作中确立一种生活和获取晋升，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改变一个妇女的地位。

　　　　缪尔达尔所说的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存在。社会并不期望一位妇女去赢得一种生活，法律也仍将其视作二等公民。

　　　　最后，我想引证雪莉。切斯霍尔姆——一位黑人妇女——的一种观点。

　　　　她曾于1968年在布鲁克林同詹姆斯。法默展开议员竞选。你们中的许多人肯定记得，法默是三年前我们丹佛会议的演讲者之一。他的竞选班子在街头大声疾呼：人们多么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男性领袖。切斯霍尔姆夫人——顺便提一下，她最终赢得了竞选——则反击道，正是因为少数群体需要加以发展，才不能听凭妇女处于落后的地位，对此，我颇有同感。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李东南译陈威校

　　　　玛格丽特。科尔巴利

　　　　美国普通妇女，一位母亲和妻子。

　　　　本篇是玛格丽特。科尔巴利在伊利诺斯大学母亲协会地方分会主席酒会上所作的演讲。她以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畅谈了作为母亲养育子女，培养他们成人的艰辛历程；刻画了作母亲的重大责任：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向他们灌输做人的价值准则。她针对社会上的某些见解，认为做一个好母亲并不容易，母亲比他人更了解自己的子女，更能帮助子女克服人性的弱点。整篇演说语言朴实，感情充沛，深深流露出一位母亲对子女的关怀之情和拳拳之心。

　　　　母亲的责任1972年5月8日

　　　　我很高兴今晚能在这儿，虽然我一点儿也不敢肯定我了解多少关于做母亲的事。我的孩子不再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事了。我两个孩子，一个22岁，一个24岁。我发现做母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当他们5岁甚至10岁的时候，事情比较简单。当时我决定什么是对的，他们就照着做，不然就要为后果负责。现在呢，我不是总能肯定什么对于他们是对的，而且后果也可能严重得多。所以，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变化，母亲的作用也成长和改变了。母亲的标准和价值不应改变，但是她应当找到表现这些标准和价值的新的和得体的方法。

　　　　孩子小时候，我为他们的安全——身心健康——负责，通常我清楚我的职责。当他们冒险进入这个世界和我无法控制的环境时，我教他们一些保护自己的规则。我以身作则，为他们树立好的榜样。当我的丈夫离家外出时，我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有一天夜里，我发觉我5岁的儿子为他爸爸担心，我知道，我不应该再担忧了，至少我得面对一个事实，即我没有很好地掩饰我的不安，给他发觉了。当我们的女儿11岁左右的时候，她和我在西雅图经历了另一次痛苦的与亲人的离别，我们俩都泪流满面。我知道，我得控制自己的感情，因为她太伤心了。她以为我很坚强，于是我承认，仅仅为了她的缘故我才尽力控制自己的。为了她，我不得不更好地做人，假如没有她和她兄弟，我会是一个懒散的、自我放纵的人。

　　　　我一天到晚开汽车，做衣服，为班级聚会烘制甜饼干和纸杯蛋糕，为晚回来的家人热晚餐；小姑娘喜欢烤制点心，却从没注意到她将食糖撒了一地，我便经常跟在她后面打扫厨房：大雪天，当积雪差不多有我们9岁的实业家那样高的时候，我去取报纸；在我的冷藏室里为同一个小姑娘所宠爱的变色蜥蜴养水腊虫。有一年，我整个夏天站在水深齐臀的游泳池里，哄他们不要怕水，让他们能同他们的朋友一起去戏水。在他们学开车的那几年里，我人都见老了；有好几次我觉得挺不住了，还是挺了下来，我觉得忍不住了，还是忍了下来；发起火来，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惩罚他们更严厉地惩罚我自己。

　　　　现在有一个在世界上广受注意的组织说，从孩子们3岁的时候起，我就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应当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去，找个工作，认认真真做点事儿，为国民生产总值添砖加瓦。他们说，生人能比我更好地教育我的孩子。

　　　　我发觉做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肯定不是一件零敲碎打可以完成的工

　　　　作。今天，人们使年轻妇女相信，这是专家的事情，她们不够高明，教育不好她们自己的孩子，她们又太聪明，不应呆在家里浪费时间去教育她们自己的孩子。诚然，它不需要占用每天的全部时间，但是其工作方式往往不合时宜，与办公时间表总是对不上号。我的孩子帮助我使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我珍惜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分分秒秒。

　　　　我们花费很多心血教导孩子要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他人的财产、尊重他们自己的灵魂和身心。现在，我们教导他们的每一件事都受到挑战。我们教导他们的每一件事都受到威胁。堕胎——当我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一个只在私下里谈论的字眼儿——如今却在我们所有的报纸上大肆张扬。有人谈论使大麻合法化，虽然许多专家确信大麻有害，谈论使卖淫合法化，谈论将毒品送给吸毒成瘾的人。他们既不谈论救治，也不谈论预防。他们屈服于人的弱点，虽然母亲们知道，必须向人的弱点发动进攻，使之坚强起来。假如你的孩子有生理缺陷，你是听之任之呢，还是帮助他加强虚弱的肢体或眼睛或肌肉，使他能够克服他的缺陷甚至可能比那些生来没有这些缺陷的人更强健？我们精心地抚养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教育他们，保护他们。慰藉他们，然后放他们到入欲横流、幸灾乐祸、嘲笑我们倡导的价值准则的世界上去。我们努力做正直、忠诚、敬畏上帝、有爱心的人，却遭到其他一些成年人的嘲讽。

　　　　婚姻关系在银幕上、杂志上、书籍里、报纸和电视里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社会越来越把人变成动物，并且剥夺了人可以超越动物的任何机会，办法是，使上帝给他这样做的武器即他的理性和他的判断力麻木不仁。

　　　　作为年轻成年人的家长，我们继续有责任无愧于我们教导他们的一切，即继续以身作则，继续使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继续努力做到当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身边，当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便听其自然。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依然相信我们向他们灌输的价值准则。

　　　　有许多母亲单独而且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将孩子抚养成人，但是最好是有父亲做个帮手。我恰恰有幸为我的孩子挑了个极好的父亲。我们的孩子将我们俩齐心协力抚育他们所产生的效果比喻为“老的砖墙理论”。我们总是组成统一战线，如果其中一个说“不”，另一个肯定同意。渐渐地，他们知道，询问另一方是浪费时间，因为回答是一样的。我们无法肯定，我们两个之中哪个是砖头，哪个是灰浆，但是我们俩在一起肯定会砌成一堵砖墙。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李国海译李淼校

　　　　弗吉尼娅。亚普。特罗特一九二一——

　　　　美国女教育家，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负责教育事务的部长助理。1959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内布拉斯加大学家庭经济学系副教授和系主任，佛蒙特大学家庭经济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内布拉斯加大学教学副校长，残疾人就业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阿森斯分校教学副校长等职。

　　　　本篇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举行的教育界妇女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作为政府官员，她坦诚地承认，无论是在美国的政界还是教育界，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妇女在职务、学衔、工资上均蒙受着不公正的对待。为此，她吁请妇女们把握参政的机会，相互关怀，与男人们一起共创一个崭新的世界。

　　　　整篇演讲不求文词华丽，但却坦诚相见，并为妇女们描绘了一幅光明灿烂的前景。

　　　　妇女参政——共创一个新世界

　　　　1975年2月15日

　　　　今天能够在此与你们相聚，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知道，我毕生从事教

　　　　育工作，这给了我极其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参与关心在教育界担任领导和

　　　　决策工作的妇女的未来问题。

　　　　差不多在200年前，艾比盖尔。亚当斯①在给她那出席制宪大会的丈夫约

　　　　翰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约翰：

　　　　顺便提一下，在新宪法中，我希望你不要忘了女士们！要比你的前任们

　　　　更宽容和更友好地对待她们。请记住，只要有可能，所有的男人都会成为暴

　　　　君。

　　　　你的爱妻艾比盖尔约翰则回信写道：毫无疑问，我亲爱的妻子。我们男人很清楚不可能放弃我们的男性制度。

　　　　请各位考虑一下，在美国立国达144年之后，女性才得以享有选举权。　50年前，我们的制度完全是受男性支配的。那么，50年后的今天，情况又如何呢？在今天约1。　07　亿女性人口中，担任高级领导、管理或决策之职的女性尚不足100人。历史上，只有3位女性曾经被选入参议院，78位女性被选入众议院。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