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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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已知的智力方面的知识，像分出跑步运动员的名次一样，对高校进行排名，却是毫无意义的。从IQ的绝对分值来看，乔治敦大学的学生也许没哈佛大学的学生聪明，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是聪明的，从乔治敦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像哈佛毕业的学生一样，在将来获得诺贝尔奖。
近来，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Barry Schwartz）呼吁名牌高校放弃他们复杂的入学测试程序，只要让那些达到高校入学标准的学生像抽奖中彩票一样随机选择高校就可以了。“可以把学生分成两个群体，”史瓦兹说，“够格的和不够格的。够格的人可以被接纳，不够格的人就要拒之门外。”虽然史瓦兹也承认他的想法在现实当中无法被人们接受，但他说的绝对是正确的。正如哈德森写的那样（记得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曾对英国顶尖的男生寄宿学校进行了调查）：“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1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正产生比较严重影响的例子。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制定了一项针对来自弱势群体报考者的赞助性行动计划——这正如美国很多顶尖教育机构做的那样。密歇根秋季注册入学的学生中，大约10％的学生属于少数族裔，假如法学院不放松对这群学生的要求——不降低他们入学标准考试的录取分数以及大学毕业的评分，而是和其他学生一样——那么这群学生的比例可能会降到3％以下。而且，如果您将法学院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评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白色人种的学生表现更好。这并不奇怪：那些大学毕业评分和测试成绩比其他人优秀的学生，自然会选择同样是较高等级的法学院。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赞助性行动计划褒贬不一的原因。事实上，对密歇根大学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指控已经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关注：让那些比同类人逊色的人一起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看来有不平等竞争之嫌。
但是，多年以前，密歇根大学曾计划对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毕业之后的去向做近距离的调查：他们的收入如何？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进展？是否对自己的事业满意？对社会和团体有什么贡献？他们赢得过什么荣誉？他们寻找一切现实生活中能够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寻找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我知道的我们那些少数族裔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干得很不错，”密歇根该项计划负责人之一的理查德·兰柏（Richard Lempert）说，“我们原来预计，调查人数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都会不如白人学生做得好，尽管如此，他们很多人应该还是成功的。然而调查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发现他们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白人学生一样好，没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明显的差异。”
兰柏所说的也是法学院必须正视的唯一选拔法则——那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如何——少数族裔的学生并非不够资格。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因为即便密歇根大学这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在学习资历上不如白人学生优秀，但是法学院培养的学生质量却足够高，他们的智商依旧超过了进入大学所要求的标准，他们足够聪明。如果整个房间的法学院学生都足够聪明，那么知道他们的测试结果就毫无必要。
5．
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这种标准划分的观点。如果说智商只和某一方面相关，那么我们先把它搁置一旁，进入到其它方面——一些和智商毫不相关的方面——很多地方都值得关注。就如前面说到的篮球运动一样：如果您够高，那么我们开始关注您的速度、球场上的感觉和灵敏度、控球技术以及投篮技巧。
那么，所谓的“其它方面”指的又是什么？好吧，如果要知道您的智商，我会让您看看另外一种测试。
看到以下的物体，请写下您能想到的它们的不同用途：
1。 砖块
2．毛毯
这种方法叫做“发散测试”（divergence test，和瑞文测验相反，它让您选出正确答案相类似的所有可能性答案）。它需要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尽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发散。很显然，这样的发散测试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测试者希望知道的是您回答的数量和答案的个人特点，该项测试并不是测量分析能力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它与创造力息息相关。发散测试和收敛测试（convergence test）一样，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您不信，就暂时停下手里的一切，现在就开始试试砖块与毛毯的测试吧。
例如，下边就是“物体用途”测试的一个答案，这是利亚姆·哈德森从一位名为普尔的学生那里收集到的，这名学生是英国一所顶级中学的学生：
（砖块）可用来砸窗越货；砌房子；用在俄式轮盘赌里面，如果你想赌得舒服过瘾（第十步在轮盘上放一块砖，转动几下然后甩出去——没有谁能逃脱）；鸭绒被的每个角都系上一块砖头，使得被子铺开在床上；砸断空的可口可乐瓶。
（毛毯）可当床用；在密林里面铺开偷情；做帐篷用；点燃的烟火可传递信号；小船、手推车或者是雪橇的篷；毛巾替代品；近视的人作为射击练习的靶子用；可以用它接住从着火的大楼里面跳出来的人。
从上面很难找到普尔的答案，也不大清楚他的具体思路。他像是在恶作剧，有点反叛，他的答案也带点色情。他的思路从暴力跳跃到性再到从着火的大楼跳下的人们，再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例如怎样把羽绒被铺在床上。他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再给他10分钟，他能够找出另外的20种用途出来。1
现在，为了便于对比，让我们来看看哈德森研究案例中的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佛罗伦斯。哈德森告诉我们说佛罗伦斯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天才，拥有很高的智商。
（砖块）用于建造物体；做投掷物用。
（毛毯）保暖，隔离空气灭火；绑在树上睡觉（类似于吊床）；做临时担架。
佛罗伦斯具有想象力？他只不过是对砖块和毛毯的普遍特征、功用进行了分类。佛罗伦斯的思路看起来还比不上普尔那样敏捷和富有创造力。也就是说，佛罗伦斯和普尔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于佛罗伦斯的智商有多高。这两个男孩的智商都超过了中学生的必要标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普尔的思路能够从暴力想象跳跃到性到人们从建筑物跳下来，其中没有一环缺失，而佛罗伦斯做不到。现在，您觉得他们两个谁更有才气，谁更可能成就一番伟业，谁更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诺贝尔获奖者既可以来自圣十字大学，也可以来自哈佛大学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哈佛大学不会依据这种“砖的用途”的测试成绩，来挑选自己需要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密歇根法学院接受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毕业生和其他学生没有什么区别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样的道理，成为一个成功律师的因素，显然不是智商就能解释清楚的。它需要普尔那样丰富的想象力，需要像比尔·乔伊那样刻苦，需要像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雄心勃勃——密歇根少数族裔学生在收敛性测试里面较低的分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庸碌无为。
6．
这便是特曼的错误。他过于执拗地相信他的那些“特曼人”绝对处于智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是1％的佼佼者中挑选出来的1％，但特曼没有意识到这些看起来非同寻常的数据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特曼的错误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他眼中的少年天才长大之后成为了书籍、学术文章出版人，有些人在商业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有几个人成为了政府官员，两个人成为了高级法院的法官，一个人成为地方法院法官，两个人任职于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有一个成为该州政绩优秀的政府官员。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物。看起来他们的收入颇丰——但也不是非常地理想。大部分人的生活只能说是平庸无奇，很多人的事业令人惊讶地草草收场，就连特曼都没有精力考虑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在他费尽心血挑选的天才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他的试验团队曾经对两名小学生进行过智力测试，他们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Schockley）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但他们都被拒绝了，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全面批评了特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特曼只是把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随机挑选出来——正如挑选“特曼人”那样——并且根据智商进行划分，最后的结果必定像他辛辛苦苦挑选出的团队所做的那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样告终。“这样做并不能扩展一个人的想象的空间和天赋的潜质，”索罗金认为，“这样是把一个‘天才团体’整合成了一个‘天才’。”在特曼的《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下定论的第四章几乎找不到“天才”的字眼——除了标题之外。“我们看到，”特曼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智力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换而言之，正像我在本章开始的部分告诉你的一样，我们并不能从克里斯·兰根过人的智商那里去真正理解他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是的，他是一个百里难挑一的人，他在16岁的时候就能通读《数学原理》；是的，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一句紧接一句，犹如阅兵式上士兵的步调那样明快完美。但这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想了解他在世上如何发迹，就必须进一步走进他的生活。
“谁不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干活，谁的家庭就不能致富。”
地域广阔、植物繁茂的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进入中国南部工业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常年被浓雾笼罩，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机形成了一道道长龙，整个区域电网四通八达。道路两边密布着制造相机、计算机、手表、雨伞和T恤衫的工厂，不仅如此，一些供出口的香蕉、芒果、甘蔗、番木瓜和菠萝的农业种植园也高密度地聚集在此处。一个世纪以前，这里的天空非常晴朗，道路也非常宽阔；而两个世纪之前，这里只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远古时代留下的遗迹仍依稀可见。
珠江水从上游流经广州城区需要两个小时。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南岭山脉蜿蜒下来的山峰星罗密布地散落在其中。农民们土色的砖瓦房零零落落地遍布在各个地方，小镇的露天集市上，竹篮里装满了鸡和鸭，地上放着成捆的蔬菜，案板上排着一条条切好的猪肉，烟草和大米成堆地放在地上。冬天，稻田干枯，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放着去年的收成。在早春播种过后，潮湿的微风吹过，稻田就会神奇般地变绿。一旦到了丰收的季节，稻子很快就转为成熟，稻穗在稻田摇曳，看起来犹如黄色的海洋。
在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随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相继从中国大陆引进了稻田的播种技术。时间飞逝，回溯历史，亚洲的农民们都同样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农业变迁。
稻田不同于麦田的“直接耕种”（opened up），稻田需要“开垦”（built），不仅仅需要清除树木、低矮的灌木以及石头，还需要耕犁。稻田通常建立在开垦过的梯田、改良后的沼泽以及河流经过的平原上。稻谷种植需要灌溉，所以稻田必须修田埂，稻田周围需要修建水渠。这样在灌溉时，水渠里的水流经田埂上开凿的缺口，直接流进需要灌溉的每寸土地。
另外，稻田地的土质层内需要有硬土层，否则水就会全部渗透到地下。但问题在于，稻种根本无法在硬土层上播种，因此在硬土层上还需要有一层厚度适中且柔软的粘土，粘土的作用在于保证种子始终处在湿度适宜的最佳状况。稻子还需要不间断地施肥，这又是另一种艺术。在过去，农民通常使用粪便和一种由豆壳饼、纤维植物燃烧后与河中淤泥形成的混合肥料来为稻田施肥。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特别谨慎，因为一旦施肥过量或者选择错误的时节进行施肥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一旦到了种植季节，中国的农民就需要在一百多种稻种之中选出适合今年种植的稻种。因为每种稻种在收益上都会有轻微的不同，所以农民需要衡量不同稻种在产量上的差异和成长速度上的快慢、遇干旱时的长势或在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