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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部分

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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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九四八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美国要求更多的“施舍”(handouts)。我不像罗斯福那样住在白宫,我想她颇不高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高兴或不高兴。(Miller,Plain Speaking,P。288) 

  顾维钧说,蒋宋美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性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美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一九五O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美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入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交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Rea & 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242),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六十年代,美国为了阻止共产党,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四十年代出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阴谋,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如果美国介入,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Ma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P.30,81—82)美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救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Dean Acheson)继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一白皮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高涨的美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部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毛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二)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到一九四八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也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页九O二)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美国的右派讥“白皮书”为“漂白书”(The Whitewash Paper),毛泽东更借此大做文章,指出白皮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枪”,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书正好为毛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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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 601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一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丢了辽阳、鞍山;三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丢了洛阳;五月就丢了老河口;六月就丢了开封;七月就丢了兖州、襄阳;九月就丢了济南;十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十一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页五一O至五一一)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O五至二O八)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页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十二月三十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同书,页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一月二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页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华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Shaw Yuming,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243)蒋亦曾于八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声馨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O九至二一O)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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