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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部分

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81部分

小说: 17-李敖:蒋介石评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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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 布雷 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a & Brewer,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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