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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2部分

小说: 17-李敖:蒋介石评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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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 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 GEMO UNMASKED:Chiang 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学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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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 / 汪荣祖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极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共产党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独裁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内地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蒋介石评传》,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赢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motional 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Wolfenstein,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线”,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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