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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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底的一条小夹弄里，能看到二楼亭子间的窗子，和对面的楼只是一臂之隔。当年江青从苏州回来的夜里，就是在这潮湿小夹弄的窗下叫已经睡着了的唐纳开门的吧，那个夜晚定给唐纳留下非常好的回忆，使他在被变心的江青气得自杀前，在遗书里还提到。后来他们的争吵声也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吧，这样窄的两壁之间，有任何声音，都会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被放大，他们吵，他们打，大清早冲到朋友家去评理。那时候，二十三岁的江青从来不考虑面子问题。她也一定不知道有一天她能成毛夫人，红都的女皇，对她在上海度过的艺人生涯，得粉饰一新。
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朋友、熟人，多少知道她故事的那些人，后来被她收拾得只剩下几个九死一生家破人亡的，谁还敢像我这样，找到她从前和唐纳同居、又和章泯同居的亭子间来。要是她知道，会把我整死至少五回，把我的头发剃得只剩下头顶的一长撮，那是为了打手抓起我的头用的把手，像当年在这栋房子里照顾她的常州保姆阿桂在北京的监狱里一样。我真的害怕被人虐待致死，在我大学时代，看了许多这样的恐怖回忆录，说起来，都是青少年不宜的。所幸的，她已经早死在监狱里，她的肉体，已经烟消云散。可我还是怕。也许那些老人奇怪的神色，也是因为多年以来深深种在心里的，对这弄堂里的事实的恐惧吧。
她是巫婆，一辈子骑在扫帚上飞。就是她飞走了，那长长的阴影也还是拖在大地上。
楼道里很暗，很平民，是上海芸芸众生的地盘。那个在生活中处处碰壁的山东女子当年也是这样走上来的？她租下这里，是因为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她在电通时的月薪是六十块钱，要寄四十块回山东养活妈妈和姐姐，剩下来的钱，总是不够一个月的生活。到了月底时候常常没钱吃饭，靠常州保姆阿桂从东家厨房里偷食物出来。直到她离开上海投奔延安的最后一顿夜饭，也是阿桂接济她的。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大明星们灯红酒绿的时候，小演员可以没有饭吃。江青住的弄堂当年正对看法国总会的大门，都市眩目的生活她天天可以看到，可就是进不去。而她是那么一个处处争强、要胜人一头的女子，自恋，泼辣，当她走上黑黑的木头楼梯时，回首望一望那灯火通明的法国式大房子，怎么会不想推翻这一切呢。
她是个苦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暴力的家庭里，父亲是个木匠，喜欢打人，有一个元宵节的时候，她还是小孩子。父亲为她的母亲打烂一个碗而痛打她的母亲，打断了妈妈的手指。她当时吓得大哭，被父亲打落了一颗牙。她的母亲带着她连夜逃出家门。那是她童年的创伤，多少年以后，她回忆她的童年，是“走夜路，穿过青纱帐，野狗咬了我的腿”。十五岁离开妈妈离开家乡的时候，连内衣都没有。我们常常不知道故事里一个巫婆的底细，也没有想过她们也有一个童年。其实她们也是有的，而且是一个极黑暗的童年，她将童年创伤化为一生为人的蛮横、无耻和仇恨。她恨天、恨地、恨人，心里装满报复的念头，一九三五年王莹和她争演《赛金花》，一九六六年她一旦有了权力，马上通过国家机器在中国找出王莹，将她关进监狱，置于死地。
到了二楼，看见一个小小的厕所，据说就是江青当年与房东家合用的厕所，浴缸、洗脸池和马桶都是那时的，厕所里刚刚有人洗了澡，地上湿漉漉的。老式的大搪瓷浴缸已经很旧了。
然后沿着走廊往里面走，到底的一个门，就是她当年住过的房间了，那是一个三角形的房间，听说是因为房产商买的地到这里就到头了，最后一间房是贴着地界造的。在那个尖角上拦出一个壁橱，里面安了一个小小的绿色的洗脸池，那算是江青当年的化妆间。
房间里很暗，屋角充满了阴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热腾腾的欲望和恼怒的气息，从现在黄色条子的墙纸和一套刚刚过时不久的组合家具的后面渗透出来，那是江青的气息，她一生的气息。一个人住过的房间有时比一个人的脸还能说明这个人。
这个房间是荒芜的，潦草的，让人想到这个女子一生大概都不会在意好看的内衣，她会在穿大领子衣服的时候尽量多露一点脖子，而将内衣领子一圈圈向里卷。不管她在吃的东西上如何挑剔，脸色是多么白净。
在这里，江青度过了她一生中作为年轻女艺人争锋的日子，为了出名，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廉耻，自己的脸都是工具。在这屋子里，她和两个有用的男子同居，一个是名编剧，一个是名导演。听上去，可以算是香艳的故事，可并不是。江青泼命去争，争名不争利，带着苦孩子无法无天的窘相和外地人赤手空拳的奋勇，她不爱跳舞，不坠入爱河，即使是做了时髦的电影演员，也穿得像一个农村姑娘般的纯洁质朴，她看不起爱情，看不起都市艺人风花雪月的小日子，她把它称为是“糜烂的生活”。她也看不起女子的性别，虽然她尽量地利用她的性别，可她实在是钟情于男装的。她为了事业可以随时放弃爱人，她演娜拉的时候说过，易卜生没有说明女子离开了家以后怎么办，她想，就是“不再做玩偶，要自立”。而她的目光，不光是自立，她要做大事。那个大事是出人头地，让别人都成鸡，而她一个人当那只成语里的鹤。当年那个在寄人篱下中长大的小姑娘，现在要生活加倍偿还她。到以后，她贵为主席夫人，说到上海生涯时，她不在乎他说到了她的穷，可忍不住要把自己说成是当红的第一流演员。当年把一切都贡献出去，还站不住脚，这实在是不能释怀！
墙上贴着新的墙纸，没人想到要把它像什么人的故居一样保存起来，这里住了一户人家，又换了一户人家，墙上换了墙纸，又换了新的墙纸。这里的墙上，在一九三七年的那些晚上，暴怒的江青曾抓住唐纳秀气的长发，把他的头往墙上狠命撞过去。她一生都有杀人的倾向，她轻易就可以将一个人恨之入骨，她恨的人，就要置他死地。这让人想起她五岁的时候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暴力。要是这些墙会说话，它们会说什么？江青把知情者赶尽杀绝，她不想让人知道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事，她以此为耻吗？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曾说到她不想在上海继续“言行不一致”的生活，她曾在年轻的时候想过要从上海的生活里自新吗？可人人都说她其实是在拆散章泯家庭的桃色新闻里引起公愤，站不住脚了，一走了之了。她的一生中充满了谎言。
在那个三角形的房间里，你还可以感到那个不快乐的大腮帮的女演员，这被贪得无厌的渔夫老婆的鬼魂附了体的女人独处的时候，是孤独而怨慰的。这房间里没有安宁的痕迹，她的生活大概也没有过真正幸福的时光，和唐纳相处时，她说过“除了自己的妈妈，谁也不能相信。”她住在这被外面的楼房遮住、终年不见阳光的房间里，像一只鸡水淋淋首尾同向缩在壳里，苦等破壳而出的那一天。周围的墙是那么厚，弄堂是那么深，上海这个地方看上去大家都是来冒险的，机会相当，可其实上海更像一个大大的玻璃橱窗，把她想要的东西展示给她，但不给她。就像她天天路过法国总会回家，可是一次也没有进去过一样。大门很大地开着，但不是为了你而开。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她是真正的拼搏在上海，却离她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远。她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说过自己常常激愤得猛击自己的头来缓解心头的失望。可是即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
于是她走了，到延安去找她的机会。
旧屋
有一天的黄昏时分，我到一栋有大院子的上海旧屋里去探朋友。那是栋年代很久的欧式小楼，少说也有七十年了。
一路上路过武康路，那条小路上一到春天，会有樟树的芬芳久久不散，还有满地随风而起的榆钱儿，到了冬天，就只剩下偶然看到的老房子上的长春藤了。那一路有不少西班牙式的小楼。几十年都没有修，门上的把手还是从前的，被手摩挲得光亮如新。路边的一栋黄色的小楼，我猜想是意大利人造的，虽然如今已经那么那么旧了，可罗马人那种暗藏杀机的浪漫，还是深刻地留在了那房子在阳光中的阴影里。
不知道是哪个朋友曾经点着它说，那是罗密欧要爬的阳台，从此，大家都叫它罗密欧的阳台。
慢慢经过那意大利式的半圆的阳台，看明黄色的墙面上暮色初合，再看暗着灯、玻璃脏脏的阳台长窗，耳畔突然想起的，是罗密欧的歌声：听不懂的爱情宣言。
暮色如烟。大院子冬草衰黄，顶着一些灰白的冷霜。那房子里暗暗的黄灯，像疲倦的眼睛一样，在窗帘后面半开半合，看上去有一种沉默不语、怀着心事的样子。
那朋友在老房子里的公司当雇员，因为喜欢那房子，常常下了班仍旧独自坐在办公室的窗子前不回家，去听老房子四处儿自发出了陈年木头的叽嘎声。
她是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三十年代，以至于独自在大屋子里的时候，会有幻觉出现，她能看到从前这房子的情形，灯光明亮，人声喧哗，人们穿着三十年代的旗袍和西服，女人们梳着爱司髻，在走廊里走进走出，是一个资产雄厚的大家庭。
可是那家里的人，看上去惶惑而神秘，像是正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迫近。
每到大房子里幻觉出现，总是在冬天下班以后，上海又冷又灰的黄昏。她的心情总是非常亲切，又非常紧张，而且非常的感慨。
因为她对此着迷，所以她在公司受着委屈，也不忍轻易地离开。
旧房子的墙有几十年的风尘，旧房子的烟囱美丽而无用地竖起在屋顶上，它长长扁扁，是英国式的，还是法国式的呢？在欧洲我看到过各种各样的旧式小楼，就像上海的一样，只是它们保留得好，看上去欣欣向荣鲜花灿烂的，就没有了上海那静默风尘的情调。学建筑的学生在冬日里背着绿色画夹去写生，说，这是一个可以开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
走到朋友顶楼的办公室里，看到她握着一个暖手的青花茶杯，靠在老虎窗前，她的背后，是屋顶上的红瓦和有一个红色S字的烟囱。
1993年上海大拆屋
这个星期在马路上走，是因为这个星期是入冬前最后的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我想要享受一九九三年最后的阳光。突然发现，本来去买面条、买大馄饨皮子的小米店没有了，空空的房子大敞着窗和门。
再往前走，小米店旁边的小杂货店也没有了，墙上还留着夏天卖西瓜的小贩写的大字：西瓜包熟包甜，市场最低价，0．90元一斤。在那里我买过一个西瓜，黄昏的时候切开来，整个阳台里全是西瓜清新的气味。
再往前走，方才发现，杂货店旁边的那些人家统统不见了，本来那些刷了红漆的木门总是大敞着的，门口放着一把旧竹椅子，竹椅子背都被磨得红红的了，门口望进去，昏暗的房间里放着床、桌子，有一架电视永远开着，我还记得它的显像管偏向一种压抑的蓝色。有一次我在那架电视机里看到一个熟人，透过那样的显像管，本来精神得可以跳起来打老虎的朋友，变成了煤气中毒的尸体。现在，那些拥挤的人家突然都不见了。
我想起来，这就是上海的旧房拆迁，还有土地的批租，原来挤得满满的旧房子，突然都空了，从敞开的门窗，可以看到里面一家人几十年生活的痕迹：门边上有一块污迹，那是本来的电灯开关，墙布上有一长条黄黄的东西，那一定是这家人从前放吃饭桌子的地方，如今摇摇欲坠的门上，还贴着小孩子的粘纸。
这个星期我还真走了不少地方，到处都在拆房子，到处都有洞开了门窗的房子，像是一些在阳光下大睁着的奇异的眼睛，就像在说，你看，到底发生的什么，我终于要没有了。
在街上的拐角，我看到了又一片正在拆掉的房子，那一定是租界时代留下来的老房子了，那房子有红棕色的斜屋顶，瓦顶的中央，有石刻的花纹，罗可可式曲卷旖旎的花纹。那华洋混杂的式样，在一百年前的上海，是一种特别的历史痕迹，就像邮票里的错版票一样，有它特别的价值和风情。我常常都记得，在入冬前最后的温暖稠重的阳光里面，法国梧桐的落叶刷刷地落在它的长窗红瓦上，旧旧的红色木窗总被擦得很亮，擦亮的窗子总关得紧紧的，里面还有白色的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