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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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和我一起去的皮克夫人，便用奥地利德语问她是不是去了萨尔茨堡的会议，那是上海犹太人的一次重聚活动，一九三七年以后，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坐意大利船逃往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上海接纳了二万五千个犹太难民，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大难民人数的总和。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国际犹大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回到欧洲。他也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
他是奥地利人，欧洲排犹开始的时候，他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一九四○年经历了从奥地利翻过雪山逃向瑞士，在当时的中立国他找不到地方住，找不到地方工作，瑞士没有把他送给纳粹，但不给他生活下去的可能，它像雪山一样美丽晶莹而寒冷地旁观他的挣扎。于是他从瑞士再逃往上海，在当时的法国租界里一条高尚的街区落了脚，弄堂里的中国孩子在他上街的时候常常迫着他叫“大鼻头伯伯”，那是种孩子温和的戏慝，惹他注意他们。一九四三年他被日本军从复兴中路的住宅赶进虹口犹太人隔都居住，直到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他离开虹口犹太人隔都，和中国妻子一起住在徐家汇，他在上海结了婚，有了家，学会写中国字，喜欢吃上海的家乡小吃。一九五二年，他随最后一批犹太人离开上海，他和妻子去日本，在日本生活七年以后离开日本去美国，在美国生活了三年，离开美国回到故乡奥地利。所以，他会说奥地利德语，日语，美国英语，卷着他的舌头。他说着说着，突然对我说：“不过，伲是上海人。”
他说了一句老式的上海话，然后，他说起了上海。
有时夜里做梦，又好像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法国梧桐树，在夏天的时候把太阳全都遮住了。复兴中路上有一个法国公园，里面的玫瑰园在黄昏时候香到园子外面来。拉都路上有一个犹太新会堂，里面有高背木头椅子，听拉比传教的时候可以很安静，听说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发生了火灾，把会堂烧毁了。
我说新从法那是我中学时代的大礼堂，我们排着队到大礼堂去听报告，总是把身体缩到高背椅子里面，这样，老师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有时我们到礼堂的楼上去唱歌，楼上全是褐色的护壁板，一走动，老地板就吱吱地响，尘土飞扬。当时我们都知道原来这是个教堂，可不知道是犹太人的。同学们都不敢一个人上楼，觉得的些幽暗的角落下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说沿着那条路走不远，就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餐馆，老板也是从奥地利逃过来的，里面的东西好吃，所以在上海很有名，听说那时在上海很红的宋家姐妹，也去那里吃过饭。在窗台上，逢犹太节日，就点上犹太人的九枝蜡的铜烛台。周围还有一个犹太人医院，有从欧洲来的最好的医生。还有一个犹太人俱乐部，即使是在战时的上海，遇到节日，犹太人也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用水梳齐自己的头发，到这里来开舞会，那里的地板是细条子的，房屋高大，窗外有花坛。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忘记这里是上海的什么地方。
我说是的，现在那个餐馆找不到了。那时的医院，现在是上海五官科医院，当时的房子，现在还在用着，刷成了白色。那犹太人俱乐部，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栋楼。风尘仆仆，细条子的地板现在仍旧平滑如初。外面的花坛现在也还是花坛，只不过里面的玫瑰花，现在又瘦又小，种已经退化了。有犹太人留下来教中国人小提琴，成为音乐学院的提琴教授，而上海音乐学院的提琴，一直是强项。一九九四年上海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上海重聚的时候，他们还特地回犹太人俱乐部参观，当年的人拿着照片回来，照片上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在上海长大的孩子，在上海有了爱情的青年，现在平安地生活着。
“跳舞的时候也会有惊险的，那时晚上上海灯火管制的，开灯要先拉黑布窗帘，要是忘记了，外面就有宪兵叫，将电灯暗掉。”杜尔纳先生说。
我很吃力地听着他的话，他常常不自禁地把德语、英语和上海话混在一起说，我说：“那时候已经有了英特电脑了？”
他说：“没有。”
我说：“那怎么说暗掉呢？”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上海话？我是说要把电灯暗掉。”
啊，是的，那是老式上海话里，灭掉电灯光的意思。
他说到虹口，纳粹德国特地派员来上海督促日本占领军在崇明岛建立死亡营，可日本人没有听，他们将红口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犹太难民隔都。那是些红色的老楼房，紧紧挤在一起，那是教会的房子吧，上面有十字架。小巷子又长又窄，只能过一个人。周围有舟山路的集市，从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中国人和犹太人挤在一起卖所有日常的东西。中国人的生煎馒头，在油里炸着小葱，香透了一整条街道，犹太人开的路意斯咖啡馆里，可以买到最好吃的掼奶油。
我说是的，我去过虹口的犹太人隔都旧址，现在那些红砖的大房子里还住满了人，我去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灿烂的，隔都的围墙上，当时日本人造的铁栅栏门，现在生了厚厚的锈，可还用着。走到里面，小巷子仍旧很挤，窄小的水泥空地上有人用钢丝床晒着棉被，那是从前犹太人搭着木头桌子做饭的地方，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当时住在这里的犹太人保留下来的，有一个女子，穿着长大衣和皮鞋，站在一个正忙着的男人边上，她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搭在木头桌子角上，和四周的拥挤窘迫格格不入，就像一粒灰尘落在豆腐上一样。
现在那些房子几乎和犹太人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更老，更旧了，一九九四年有一个夫人回到这里，发现那时她家贴上去的犹太人密苏扎门饰，还留在当年她出生的房间门上。她用手去摸，里面有一些陈年的灰尘，再摸进去，好像就和小时候她的手指印子合上了。推得门进去，里面雕了菱形花纹的楼梯扶手上全是灰尘，在天晴干燥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走，它们也会兀自发出一些声响。斜斜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不知道哪个关着的门里传出细小的音乐声，站在那里，会突然感到一种宁静的感伤，就像在波兰的那些空空的犹太人隔都里可以感到的一样，那是一种与犹太人紧紧相随的东西。
隔都外面的舟山路，现在还是一样的拥挤，找不到路意斯咖啡馆了，可街上还有生煎馒头的香味。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老人，和他说起了犹太人，他从小就住在这里，他说那时候犹太人在集市里摆小摊卖肥皂，价钱便宜。为了快一点卖掉，他们常常说自己这是快要离开了，才压低价钱的。“犹太人会做生意，会吃苦。”老人说。这里还有许多老人记得犹太人，有过犹太孩子做童年朋友。
他说犹太孩子在上海，是动荡的，也是安全地长大了。就是在隔都里，还是有一个儿童公园，妇女带着小孩子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也有几个学校，孩子在这里学习意第绪语，每年都有孩子从学校毕业。还有一个公墓和一个摩西会堂。死在上海了，可以睡在同胞中间安息，还可以在墓碑的正中间刻一个六角的犹太星星。墓地虽然小，可不必像布拉格的那个一样三层四层地将棺材堆上去。在活着的时候，则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那四百个从欧洲奇迹般地集体逃亡上海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在上海保持了犹太教。常常还有上海女孩子做了犹太青年的女友，穿着花旗袍到隔都里来，大家就一起去维也纳咖啡馆坐坐，许多人是从奥地利来的，后来，就把虹口叫小维也纳。犹太人在上海又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容易，可是有尊严和快乐。
我说的那个儿童公园，现在还是一个儿童公园，站在人口的地方就能听到孩子在旋转木马上的尖叫声。只是多了一个黑色的纪念碑，是一九九四年回来的那一批犹太人在的时候落成的，当时他们都去参加了揭幕仪式。
维也纳咖啡馆已经不在了，中国人不习惯露天坐着喝什么。不远处的维也纳皮鞋店还在，连墙上的幌子都是原来的样子，写着“维也纳的鞋”，画着一个世纪初的欧洲鞋子。
摩西会堂现在是一个犹太人隔都的小博物馆。陈列着可以收集到的当年的照片，来上海的犹太人，都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费肖夫先生在这里看到了当年自己在虹口的难民身份证。这里比维也纳的犹太人纪念馆，纽约的犹太人博物馆，就像一间乡下的故居，老木头地板，很少的照片，自然的天光照亮室内的一切，一到黄昏，屋角落满了阴影，你好像能看到从俄国来的白胡子大拉比多年以前在这里走动的影子，可以闻到香油被燃烧时的气味。
战后，在隔都的墙上贴过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让上海犹太人可以找到亲人的下落，现在在那墙上，不知哪个孩子用从教室地上拾来的粉笔写着“春天，紫红色的，大义凛然，张红是好人，武晨是坏蛋”。
公墓现在也成了一个平淡的小公园，看不出从前公墓的样子，可听说前几年，偶尔还能在公园的某一块石头上发现刻着一个六角星星，退休了的老人们在那里下棋。只是站在薄薄的发黄的草地上，望着对面深绿的忍冬林子，能感到一些什么。那些葬身上海的犹太人，能说这里是异乡吗？在上海出生的卡拉斯诺说，不说国籍的话，上海是她生子斯长于斯的故乡。而上海又当真是他们的故乡？这就是无乡可归的犹太人呐。
他说：“我把自己当成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全世界我觉得上海人是最好的。上海人懂得Tolerance。他们会为别人让出一块空地出来，他们是最好的人。”
杜尔纳先生摩着他的大狗，说：“我想回上海去啊，我不喜欢维也纳，可是我要死在这里。”他摇着头，“欧洲人是多么小气啊，他们真的小气，连你门外的擦脚垫子都不能移过去一分。战争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什么。上海人不是这样的，”听他说真的十分困难，他不知什么时候就从英语变成了德语，又夹着上海话。我和朋友小心听着，然后把话复述一遍，我告诉朋友她所不懂的上海话的意思，而她告诉我德语的意思。
傍晚时候，我们在咖啡馆分手，杜尔纳先生把他的大狗放下来，一身摇摇欲坠的狗毛，狗也老了。他身后的歌剧院灯火明亮，发黑的雕像雄壮地站在屋顶上，被灯照亮了，大街上的花坛里开满了大朵的郁金香。我大声用上海话说：“当心一点，大鼻头伯伯。”
台唱队老师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满街全是上海春天看上去仿佛有雾的阳光，我去华亭路做一个采访，短短的一条华亭路，满目都是对旧屋和旧事的发现，令我惊奇。
小时候看惯的旧而安静与秋天老黄的梧桐树混成一体的街区里，突然出现了一栋华丽的大屋，完全的欧陆式样，世纪初欧洲最流行的明黄色，漆得雪白的木百叶门窗，阳台上三张古欧洲人严肃脸容的浮雕，像一朵落在阴雨黑湿的梧桐败枝叶中的鲜花一样，在四周的旧屋子里，散发花香一样散发着修整的强烈油漆气味。汽车飞快地掠过，但我却步步退回到从前，小时候攀进院子里去采别人院子里五月盛开的花，小小的紫色的，可是盛开在五月欧洲土地上的丁香？小时候常站在大屋对面的街角等约好的人，那用孵石嵌起的墙面，紧贴地面的地方，常出现一扇深陷的窗，窗里有时会有一个人在拉琴，我曾把它称为海顿的窗子，因为那架大提琴永远是在拉海顿，深陷入地下的窗，散发着居家的食物和家具的气味和音乐，像一个童话中的洞穴。那个式样的房子，可是来自法国？和在斯特拉斯堡的安静广场边的房子，去除了中国多年风尘和法国孩子涂得五颜六色的鬼脸图画，有完全的相似。
突然就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的是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华亭路被法国人强占为租界，外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什么更多的吗？记起来小时候，常在华亭路上的旧货店里玩，那是一排用生锈的洋铁皮盖起来的房子，里面有旧旧的白陶咖啡杯，又小又浅的那一种，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上，人们也有用这样的咖啡具喝着淡而清澈的欧洲咖啡。还有旧旧的藤摇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