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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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万常住户口的外国人。他们给上海带来了电话、汽车、染料、贸易、香水、玻璃丝袜、机器、鸦片、咖啡、沙发、照相机和柯达胶卷以及陆陆续续的整个西方文明，还有洒着血污泪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余年过去，当中经过三十多年中国人对在上海的外国人彻底的清洗，当年东大名路靠近码头的那家酒馆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在靠近领事馆区的桃江路的街角，又开了在欧洲流行的爱尔兰酒馆，为现在到上海谋生的六万外国人在远离家乡的夜晚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可去，去忘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隔了四十年再来上海的外国人，为上海带来了投资、计算机，再一次的汽车、电话、染料、贸易、香水、广告、电视、可口可乐、西班牙磁砖、意大利皮鞋、美国大片，还有抗抑郁症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如今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爷爷辈，买一张船票就来了，他们大都特别在北京或者台北学习了中文，能读会说的，还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洗好了脑，更能入乡随俗。在爱尔兰酒馆的楼上很容易能看到下面桌子上的情形，那位刚刚和一个金发女子一起吃了家乡炖肉的先生，结账时接过女子递过来的小钱包，数出人民币来。没有忘记对跑堂的说一句汉语：“我要发票。”
说起来，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个金发旅游者端着亲上的架子时，它就凋落了。
爱尔兰人如今在桃江路拐角上的酒馆里唱着他们家乡的歌。一支爱尔兰生来忧伤的曲子从寡淡无味、可在这里大受欢迎的炖羊肉气味里升了起来。
在楼下吧台里面，走出来一个穿厨师服的红胡子人，他把一双特别结实的大手撑在木头柜台上，远远地看着唱歌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那酒馆特别从爱尔兰雇来的面包师傅。为了做地道的爱尔兰面包，老板特别从爱尔兰雇了面包师傅来，就像那些在上海夜校里学出三级厨师证书来的上海小伙子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漂洋过海来，为了那些思乡的胃。而他们漂洋过海而去，是为了留在他乡找到好日子。
楼上的人纷纷围到围栏四周来。他们定是回家换了衣服来的，大多数人穿的是宽松的甲克和外套，但仔细看他们，刮干净的鬓角，修干净的指甲和剪齐的头发，可以想到白天他们笔挺的办公室生涯。还有加了班来不及回家换衣服的，在桌子上用手把领带拉松，像从深水里伸出头来似的，把自己的脖子从紧紧扣了一天的白领子里长长地伸出来。在自己本土穿着最不讲究的德国人，到了上海也天天要小心对待自己的衣服，因为这个地方谁对谁也不知根底，可又势利，要是没有好衣服证明，就是再有一头金发，也要遭人怠慢的。在这里，难得有人看得懂随意后面欧洲人的骄傲。于是，除了办公室里的累，还要加上身体时时刻刻在考究衣服里的累。此刻他们一个个在歌声里握着喝到半残的大玻璃杯子，看着唱歌的人，什么也不说。
正对着唱歌人的那张桌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瑞士人似的年轻人和他的中国女友，那中国女孩有一个敏感而骄傲的尖下巴，她和她的情人手缠着手，听他与他的四个欧洲朋友说话。有时她也轻声说些什么，他们笑的时候她也笑了，不是那种一点听不懂话的露水夫妻。只是在他们谈话时，她的脸上有着游离的神情，她加入不进去，只是专心地播弄着他的手，他的手上没有戒指，她的手上也没有。她的头发染了一点点红色，盖在东方人柔和的脸上，感觉有些不妥。爱尔兰酒馆里的上海女孩，没有专心听歌，也没有专心说话，她们像点点滴滴的油星子，浮在汤的表面。不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们至少是陪伴了那些离乡的人。
一支歌唱完，满屋子掌声和呼啸声。听不出从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叫出一个歌名来，唱歌的人点点头，唱起来。一支老歌了，关于航行的。接着，又有人叫出另一支歌来，唱夏天的，渐渐听出来，那些高喊出来的声音，有的说着带外国口音的英语，像是德国人说的，像是法国人说的，像是意大利人说的。一个人要将头伸出去看看下面那唱歌的人，一下子踢到高凳子的脚上，缩着脚轻呼一声：“哦噗斯。”
在歌声回荡的几分钟里，褐色眼睛的新西兰人悄悄收走了女孩面前的空沙拉盘子，女孩懂事地把自己的叉和刀顺着放在一起，表示吃完了，让他亲热地对她笑了一下。他是这里的老板。天天晚上都在满满登登的酒馆忙，在老老的木头楼梯上利落地走上走下，招呼客人，顺手收去喝光了放在边上的杯子。酒馆里的价钱和欧洲的一样，有的还要贵一些，可生意要比欧洲好多了，大家都说，这老板，靠在上海开酒馆挣钱了，听人说，在美国，有一个上海年轻人去餐馆吃饭，遇到老板是从上海去美国的白俄，他在里面听到有人在店堂里说上海话，就特地出来招呼，那大腮帮子的老人陪上海的年轻人吃了饭，说了上海话，他已经到美国四十年了，可还是怀念在上海开餐馆的日子。他当时的餐馆就在淮海路上。离现在的桃江路不远。他到美国生活的钱，还是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挣下的。说起来，那个老人，算是爱尔兰酒馆老板的上一代人了，他们为异乡的人们担当着思乡的调味，于是，他们都能算是上海好日子的见证人和受惠者。
到爱尔兰酒馆里在星期三的晚上也挤得满满的外国人所着他们来自不同家乡的歌，在风雨交织的上海之夜啃着指甲怀着乡但不打算离开的时候，上海看上去又在繁荣的路上了。
布景
十年以前吧，那时候南方的广州人有钱起来，那里卖着在上海都不能买到的泊来物，其实，那是些只过一座桥而来的香港货。但，那已经让渴望外来物的上海人羡慕。
好像是从那时候起，有人到广州去，要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带一些好看的东西回来，就像从前外地人到上海要做的事一样。
那时候，我在上夜校，在夜校的走廊上听到有的班级里全体跟着老师大声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而是广东话。
追逐时髦的年轻人，在上海梧桐深深、欧洲人留下来的小楼以十分浪漫的方式旧下去的街上，合着他们的随身听大唱粤语歌。
那时候，上海最贵的饭店里，人们神气地吃着的，不是大菜，也不是从庙里传出来的素斋，而是从广州空运来的生猛海鲜。
这样的事情，让上海人心里不快，刻薄的人，就说上海这地方，越活越不懂自己的身价。丢了自己大都市的身价，去跟着南方小渔村的时尚学习。说这样的话的人，也仇视让广州神气起来的靠山，香港。常常说，我们这里是东方巴黎的时候，美国好莱坞的新片子，一个礼拜就到了上海，连时髦的日本有钱人，都要坐了飞机到上海来看新片子。那时候，香港是什么东西！那些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夜城的时候，广州，连东西都不是。
那时候，在满街都是生猛海鲜霓虹灯的上海听到这样的活，看着上海好看的女孩子一个个把手插到又矮又黑、拉开嘴巴说话的南方人臂弯里，觉得这话是破落了的世家子弟说的酸话。不能说是破落贵族，上海这地方，就是从前再红火，离贵族这个词，还是太远了一点。
但，上海这地方实在是怀旧的，像破落贵族的孩子那样地怀着旧，他没有正经过上什么好日子，可他天生地与众不同。那见所未见的辉煌在他的想象里，比天堂还要好。
然后，上海也开始进入经济起飞了。
上海街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小车在跑，上海的交通开始越来越坏，上海的年轻人开始备深色西装和简洁的短上衣以及套裙，因为办公室工作的需要，英国的电台主持人不远万里到上海电台来做工，为上海人主持欧美音乐节目，静安公园外面的铸铁围墙上挂着椭圆的欧洲咖啡广告。外滩的老房子，一到晚上就被灯打得通明，表示它们的存在和重要。
这时候，上海的女孩子开始学习从前的上海人怎么说上海话了，把“老好”说成“交关好”，把“有钞票”说成“有铜铀”。
流行书排行榜上真正不是靠签名售书上榜的书，是五十年以前的上海女人张爱玲。
这时候，专营老上海菜的餐馆出现了，这一家餐馆开张的时候，上海不少的小报都发了消息，还有照片，它的外墙上嵌了许多老上海时代的东西，像油酱店的门楣，像当铺的广告，还有木轮子车的车轮。在那里，可以吃到上海的雪里蕻烧蚕豆酥，白斩咸鸡，阉笃鲜，霉干菜红烧内，蛇羹，面拖毛蟹，葱油爆虾和盐水煮毛豆了，还有葱油饼，萝卜丝饼，菜泡饭。大家终于等到了这样一天，以上海的历史和上海自己人的菜自豪了。
报上说，进了那里，好像就到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对上海来说，好像是一个女孩跟着她有十二条缎子被、金色糖缸用红丝带系着的全部嫁妆，在阳光灿烂的黄道吉日到婆家去的时刻，又风光，又充满了希望，一派蒸蒸日上。全民在这时候最一致的，就是要重振上海雄风，上海的孩子在电台点播的最多的歌曲，都是《昨日再来》。就像一个孩子上半夜做了一个好梦，可是在最要紧的时候醒了，那孩子在枕上紧紧闭了眼，一心要快睡着，再把那个梦接着做下去。
那是一个两层的楼房，小姐穿着高叉的旗袍，站在一顶红色的花轿前招呼客人。桌子椅子都是香红木的，在屋子里搭出了豫园式样的青瓦飞檐，还有在温室里长着的不绿的江南竹子。侍应生穿着喇叭袖的大襟短上衣，黑裙和黑色的搭襻布鞋，在桌子前走来走去。
从楼梯走上去的话，一路上看着墙上镜框里的旧上海，从前在历史书里都看不见的照片，看到从前的阳光照亮了白俄开的小小的面包房，看到从前的外滩有着弯弯的长椅。对着东去不返的过去的黄浦江，那时候安详而窄小的外滩，真认不得！像一个欧洲的小城。在上海长大的孩子，看到从前自己的家乡，心里真的是又难过又骄傲。
然后，看到楼上的包房被做成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样子，小了一圈的黑门前，还有一对小号石头狮子。走进去看，地上也是青砖的模样。一间间的厢房，就是一间间小包房，里面吊着大电视，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唱卡拉OK。把头仰起来，看到的是用油漆画上去的蓝天。用手去摸一摸墙，才发现那一墙的青砖，是装修工一块一块在水泥抹平的墙上贴上去的木块。
包房的门楣上写着“前厢”“后厢”，让人想起《海上花开》里的人和事。果然，在餐馆楼上的墙上看到了上海十大名妓的照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男人的审美观是那样恶劣，那十个女人，全都僵哈哈地硬在大襟衣服里，没有一点点的风月气息。
在那餐馆里坐定了，吃着侍应生送来的菊花茶，这茶里加了一些糖，古老的甜。过茶的，还有冰糖红枣，油爆蚕豆。年轻的女孩子端着乌木的大木盘来了，送来小菜，她布菜的时候，发现她旧式的短上衣是用括起来的的确良布缝起来的，像一件戏装。然后，想起了画出来的一堵青砖墙，长在恒温的屋子里、冬天都不黄、可夏天也不绿的竹子，还有门口那张红色的花轿，那样的红，让人想到是不是那花轿里的女人，是死了的。
接着就感到自己是在一出戏的布景前吃着东西，好像是一个演员，扮演着三十年代吃冰糖红枣的上海人，装得像真的一样，也在那故事里哭，也笑，也为了演好那故事，看好多那个时代的书，可是，只是在演。
一顿晚餐吃下来，一桌子的人都说，从前的上海人过着精致的好日子，想得出那样实惠而精美的东西来吃。一桌子的人都恨自己生错了时辰。一桌子的人，几乎都和某一桌子的人打过招呼，是各自的朋友，朋友带了外国人、外地人来这里吃上海饭。也有带了自己的一家人来学习做回从前的上海人。好像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的地方，坐在在天花板下修出来的青瓦飞檐里，很得其所。
水边的老酒店
在上海人的心里，黄浦江边上的，绿色铜皮瓦楞装饰的花岗岩的大楼，和平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心里，它是他们梦想中的故乡，它即使是在阳光最好的夏天，也充满了昏暗沉重的黄色灯光，让人心里轻轻地一沉；因为岁月而泛黄了的白色大理石，即使是在最龌热的夏天，也是清爽而典雅的。让人想到不该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