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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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死了一样的，没有一个集体，也没有家庭，更没有社交的圈子，像一个透明的人。于是来找一些人，知道自己的名字，看到会笑着问声好的。

　　　　这里的每个人，也都有共同的东西，那是没有钱，除了跳舞没有其他目的，不想在这里挣钱发迹。

　　　　上海现在是不比过去了，是有许多人有了钱，钱越来越重要，要是原来，他们安分守己的日子只是有一点旧，而现在，别人的生活亮晶晶的了，就显得自己暗淡起来。许多人拼命也要把自己的日子擦亮，日夜都在忙，而他们没有竞争能力。

　　　　他们没有钱过都市的夜生活，可也不愿意在家里过晚上，他们还想在自己的晚上有一点音乐，有一点社交，有一点与平凡的夜晚不同的盼望，他们还是想和一个异性跳舞。无论生活是怎样的无奈，到底还有一点点东西是吸引他们的：在都市淡淡的星光里，在树下，和一个人慢慢地跳一支舞。

　　　　只是这样，没想到灰姑娘什么的。虽然上海这地方，有无数投机的机会，让人有时觉得会有奇迹出来，现在外国人中国人，都到这里来淘金，可他们没有这么盼过。可要是说到上海风情，这也是一种真正的上海风情，从最暗淡的生活里转出来的一支圆舞曲。

　　　　大上海的许多小街心花园里，都有这样的舞蹈者，有时他们也去别的地方跳舞，每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喜欢的音乐磁带。所以最后他们选定了自己最合适的地方，只要不遇到恶劣的天气，匆匆吃了晚饭就出来了，街心花园里没有电源，他们总是去问周围的一家人拉一根电线出来，来跳舞的人大家平摊电费，常常他们得给得多一点，而那个出录音机的人，就不用出电费了。

　　　　休息的时候，他们聊天，可要是有人不说什么，从来没有人会问，这是他们的规矩：要是他不说，你绝对不要问。他们懂得小心地站在别人生活的外面，让别人有从自己弄糟了的生活里逃开一会儿的空间。女人们坐在街心花园的石头椅子上，男人们站在一边，树叶子在头上沙沙地响，有植物的清香。要是有人说起了自己，别人也常常是默默地听着，他们都不是在上海滩上混的人，除了默默地听以外，真的也不能做什么。

　　　　然后，又接着跳舞。新学舞的那个女人，还是踉踉跄跄的，老看着脚，像在走路，她的舞伴还为她叫着拍子，他们最喜欢的，还是缓慢的狐步和抒情的华尔兹。

　　　　也有散步到这里的情人，紧紧挽着手的，站下来看看他们，也许他们听到了使自己想起什么来的音乐了，可是他们不愿意走进去和这些人一起跳舞，就走开了。在情人们的眼睛里，生活一定是要十全十美的。

　　　　到九点以后，他们渐渐地散了，离得远的人，大都骑了自行车来，就停在花园外面的树影子下面，那种结实的车，几道锁锁着，怕让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偷了去。他们骑上车，回家睡觉去。

　　　　上海美容院

　　　　　　　东湖路上有一家窄长的新开小美容院，叫沙龙。里面一方面是卖画，一方面为女人做美容。像老上海租界里的风格一样，小小的、精巧的、褐色的木头护壁板上，挂着真正的油画。三张床被粉色的小花床单罩着，滚着温柔的荷叶边。

　　　　上海说是一个西化的城市，可真正的油画还是少得可怜，它们高高地吊在美术馆里的墙壁上，好像算准了我们要弄坏它们一样，让人一边伸长了脖子来看，一边心里不舒服。在小店里可以离得近了，还可以安静而随意地看，突然就觉得有一点奢侈。

　　　　油画里，有一幅是林风眠的真迹，画了一个大黑胡子的法国人，在三十年代的绿树下拉着一架小小的手风琴，店主人是个画家，他说那是林风眠早年留学法国时候画的。

　　　　在小店里，蒸面的机器赫赫地响着，有青瓜洁面膏的清香气味，还有淡淡的音乐，文雅而又实际，谦虚而又清高。

　　　　去那里的人不多，是非常熟的女客人，安安静静着的，把手交叉在胸前，有的人手上有一个绿色的翡翠戒指，温婉而俗气地照耀在手上，有的人则是光芒四射的白金，闭着眼睛的女人，脸上横着两道从前纹过的眉，像脸上的裂缝一样，一动不动地在脸上深深地黑着。这时候的女人，只想着要款待自己，一点都不张牙舞爪，也毫不性感。

　　　　偶尔有几个男人进来，是为了墙上挂着的油画来的，来问油画的价钱，或者来买油画框。那时候，闭着眼睛正安心洗脸的女人，会在心里生出紧张，像蛤唎，被人轻轻一触，就徐徐地关上。一直要等到男人在外间的声音消失了以后，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小店里常常是温和而安静的，客人少的时候，小姐还会捧出一小杯菊花茶给你，那被洁面乳液和营养霜浸得粉红剔透的十指，散发着真正女人的娇嫩。那青白的菊花，在温水里柔若无骨地飘荡着。布幔后面的录音机轻轻地唱着店里的小姐们爱听的歌，唱着：你说你有多少个好妹妹，为什么每个妹妹脸上都挂着眼泪。

　　　　年轻的美容小姐浸着青瓜清洗剂的手指，轻而有力地在你的脸上按摩着，好像世上只有它们是那么仔细地爱护和关心着你的脸，它们安慰着你关于皱纹的恐怖。在它们的下面，一脸商场上的算计与阴险，情场上的欢偷与悲伤，菜场上的计较与凶悍，店堂上的欲望与被诱惑，整个在经济时代的兴奋与疲惫，全部在按摩的膏液里褪下去，褪下去了。这时候，你才是真正被小心地娇宠着的人。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老的妇人，一张风吹雨淋过后的厚厚的黄脸，她来纹眉。小姐的纹眉笔在她脸上吱吱地响，像是刀片刮到了墙壁上。想必她的脸皮已经很老很柔韧了吧。血从画黑了的眉毛那里渗出来，让人看了心惊。那妇人一声不吭地仰脸睡着，大热的天，穿着尼龙的白色超短裙。两侧背皮包的地方，被磨起了小小的球。放在地上的皮鞋也是白色的，只是鞋面和鞋跟都脏了，那鞋子被她穿走了形像一对橄榄球。这是个苦了半辈子、好容易得进美容店的女人吧，要是没有在将老未老的时候，她赶上了经济起飞，也许她就在她那平凡困顿的生活里，老了。她看样子不想就这么地老了。这年代里，这样的女人是真正不后悔地，坚定不移地，迫不及待地要把两道青蓝色的东西纹到脸上去。

　　　　还有一次，听到一个来治夏天腋臭的女孩子，被电烫得哀哀地哭，但从不叫停，这个时代的年轻女孩子，把自己的脸和身体，像男人经营万贯家产一样地经营，不允许有一点点差池。上一代女人，想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一辈子的，现在的女孩子，被她们苦苦奋斗的蓬头垢面吓死了，富有的生活遥不可及，她们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美丽容颜的重要。

　　　　还有人来隆胸，我看到过一次。两个通明的泵吸在胸前，像两团在洗衣机甩干的毛巾。

　　　　上了面膜的女人们，脸上厚厚地糊着白色石膏，里面透出海藻青黄色的底子，像西班牙满街卖的舞会面具。

　　　　女人们在这个时代真的不甘一天天地老去，一天天的不美。女人的身体像一个新产品一样被制造着。

　　　　小店里只有一把理发椅子，脸上洗完了以后，就坐上去整理头发。坐在吹风机的热风和它的轰鸣里，头是昏昏的，人是舒舒服服地望着墙上的画，椅前的画，画的是一间夜里的房间，亮着一盏并不明亮的黄色的灯，一些穿蓝色大翻领短上衣的人在房间里相拥起舞，灯上还罩着报纸。

　　　　它让我想起了上海的七十年代，那禁锢的、真挚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时光。这理想主义，指的是上海式的，缅怀着富裕日子的情调，现在的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梦里都想着怎样发财，那种禁锢中的浪漫当然也是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它们才可以出现在画上。每次我去，都特地看一看它。后来，挂着它的地方换了别的画，说是那幅画被人买去了，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上海人。

　　　　想必也是那个时代跳家庭舞会的人吧。一个时代过去了，方才显示出它的气息，像吃光了鱼肉以后，才显出它的白色骨头。吹风机在头上嗡嗡地暖和地响着，不知十年以后，会不会有人画一个在柔和灯光下躺在美容椅上的上海女人，她脸上就是涂满了青瓜乳液，也不能盖住里面的向往和心计。

　　　　回家过年

　　　　　　　我在街上走，突然被人撞了一下。一看，是个黑红脸膛的乡下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撞了我，他只是一往无前地往前走，肩上背着一个真正的扁担，扁担上顺着一领真正的草席。挑着的，一头是红花面子的棉被，真正大红的花，大绿的叶，热闹而肮脏地在扁担挑子的一头晃。一头是个七鼓八翘的蛇皮袋。他一往无前地扑到联谊大厦对面的马路上，顺着他看过去，披着金黄授带、穿着像傅仪登满洲国基时候的衣服的保安先生旁边，七个包、八个蛇皮袋的，集中了一群乡下人。

　　　　他们的头发灰灰的，像秋草一样扎在那里。那头发上，应该是给某一个新的自选商场，或者是给夜总会做装修时落下来的尘土，他做工，没有那种黄灿灿的安全帽。想起来，这些年，上海经济起飞，到处拆房子，到处建房子，最苦的活，热天在太阳里，冷天在大风大雨里，都是他们干下来的，而这样苦的事情，本地青年是没有人要做的。

　　　　站在他们旁边、面黄下巴尖的保安先生，带着一脸被侵犯了空间又被衬托出了城里人白净安逸的，非常上海人式样的戒备与不屑，在他们的身边踱来踱去，像一只非常高傲的、淋湿了的黄毛瘦公鸡。

　　　　乡下人在那楼下集合了，往火车站去。原来是要过年了呢，他们拿了从这里挣回去的钱，回家过年去，回家做人去。

　　　　我站住了脚，看着，想起来，从前坐公共汽车，一挤了，就听到有人在骂，都是外地人多了，挤得本地人倒上不去街，真正叫，烧香赶出了和尚。

　　　　从前我家一连丢了两架自行车，告诉谁，谁都说是乡下人偷的，他们偷到了，在城里骑骑多方便，临回家了，就去卖掉，连警察都知道，在全市的自行车大检查时，梧桐树下站着火眼金睛的警察，一看有乡下人骑没有车锁的车，或者是衣服不光鲜的人骑了捷安特，马上拦下来，里面十个有八个，是拿不出执照的，这样的车，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运到一个地方，让丢了车的上海人去领。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千里迢迢，从日本打过来的，是到日本打工挣钱去的朋友，小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玩的。她是我们里面最好吃懒做的人，每天晚上八点就上床去，吃瓜子，看电视，在被窝里把热水袋踢得哗哗地响。前两年，她居然咬紧了大牙，去了日本，她说要在这两年里挣足了养老的钱，回上海来一辈子不用上班。

　　　　电话里，她说要回家来，新年就要到了，回上海来做一个月人。

　　　　又一天，接到一封信，万里迢迢地从美国来，也是个朋友，也说今年要回家来过年，过年时海关忙，她会偷带一个美国蛋糕给我，让我年关那天跟着她家里的人一起去接飞机。

　　　　日本的朋友，在酒馆里打工，美国的朋友，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那样的工好找，因为当地人不爱做。

　　　　再一天，在家里拆贺年卡，早早寄卡来的，倒都是平时一个城里住着，却一年也见不得一面的朋友，那卡从信封里一探头，猛然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么样人，是个朋友。她在卡边上匆匆地写了几句，那字，是洋买办常用的因为不耐烦写中国字而狂草的字，说：“老板回家Ｘ’mas，有空到你这里chat。”她本来好好坐在机关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后来说要赶上潮流，跳槽去做洋老板的助理，后来又做Sales。在商城上班，天天把鞋跟在大堂里敲得落珠般的响，是上海新一代的白领呢，现在叫麦琪王。她的老板是哪一国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洋人回家了，朋友可以做一个星期的中国人。

　　　　在街上看到一队泥浆滚滚的木头独轮车队昂昂然，在大片红色的出租车队列里过马路，木头轮子吱吱呀呀的声音，奇奇怪怪地在都市急功近利的声音里响。被迫停下来的车子里，人们禁不住乐。而推独轮车的人不笑，他们满脸释然地，推着红花的棉被和商厦大甩卖时买来的短大衣啦，羊毛衫啦，和夏季的裙裤，那是给家里的人带的新年礼物。

　　　　年关的时候，果然到机场去接了从西雅图飞过来的那一班机。候机大厅里满地上都是外面踩进来的泥脚印子。出闸的人推着大堆的箱子，伸长了脖子乱找，外面的人都在拼命招手，摇花了里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