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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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多回家睡觉。他们常常是上海早起的那一类人，上班的地方远，乘高峰时间的公共汽车需要预留时间，所以一些家务要在早上完成，晚上才能及时让一家人吃上饭。对普通的人来说，许多事不得不做，不敢不做。但那些街心花园里的舞会被一年年地坚持下来，成为一个网络，甚至每个街心花园的舞会还有自己的特点。在上海无风的冬夜，看到那些整天在街道匆匆而过、被淹没在生计里的身影和着音乐默默起舞，会让人猜想夜生活对平凡人生的意义。
那一夜从香榭丽舍街回来，我路过卢森堡公园门口，看到两个男人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脸对着脸喝酒，卢森堡公园里的树、花和湖水发出夜间森然的气息，在月光下发白的小路边能看到弯弯的椅子。那两个人舒舒服服靠在铸铁栅栏上都不说话，那两个背影像方糖一样，投进清香的茶里，它们就眼看着软下去，小下去，化了。
到了夜里，人人都想为自己活上几个小时。
在巴黎，深夜也有人舍不得睡觉去。塞纳河附近的那些莫辨南北灯光通明的小街道上像散场一样热闹，一家餐馆紧挨着一家，家家门口站着笑脸相迎的男人，叫卖自家的特点。漆成了蓝色的希腊餐馆门边养着红色的大龙虾，用铁杯子喝热过的希腊酒，露天的莫纳哥餐馆，桌子上放着盛着蔬菜汤的陶罐子和金色的蒸小米，漆成绿色的意大利餐馆里有人在吃比锅盖还要大的比萨饼，热忌司从那人的嘴里到饼上拉出来一掌长的丝，中国餐馆前挂着大红灯笼，一开门，里面一股甜甜的古老肉气味，越南餐馆里的人呼闪着黑色的长裤，用乌木盘子端出来一个小小的陶罐子，里面是放了红辣椒丝、笋丝的酸菜鱼汤，让人想到那个地方的温和热。而阿拉伯人的小店里竖着的一大棒子烤肉已经削得只剩下贴着铁棒的一圈了，还是吱吱地冒着牛羊肉的香味。妓女站在路边抽烟，大学生们将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旅游者一脸激动地东张西望，紧紧捂着脖子上的照相机，吃饱了夜宵的人站在街口，雄心勃勃，四下里找着用武之地。
在上海，下半夜到黄河路去，听说远远地就能听到人声，出租车在街外排成一溜，等着送吃了宵夜的人回家。腌笃鲜汤，浦东成草母鸡，佛跳墙，蛋丝小馄饨，东坡肘子，萝卜丝饼，大闸蟹，烤鸽子，什么菜式都有。有人专门去那里看吃宵夜的女人，据说能从她们点的食物上看出她们令夜的生意如何，在下半夜，咖啡馆的小姐，夜总会的小姐，KTV包房里的小姐大都下班了，这些点缀着别人夜生活的人，这时开始过自己的夜生活。咖啡馆的小姐常常会一群人一起来，那是因为有客人请了她们，小姐们把客人拥在中间，高高兴兴地吃着，说着，常常，客人和某一个小姐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和巴黎一样，这里的灯也亮过白天，音乐兴致勃勃，厨房炉火通红，不停地有人在街口下车，高跟鞋余兴未了地咯咯走近，此时，天亮以前的最后一轮夜生活正在开始。
纽约与上海移民都市的自由
从夜晚格林威治村街上随风翻飞的白色塑料袋上，看到移民都市对周遭的冷漠，从上午曼哈顿街头响彻着世界各地的方言里，听到移民都市四溢着对自身的梦想，就像上海。
纽约的地铁开着开着就会成了轻轨铁路，开到地面上来，一条紫色的七号线，经过罗斯福大道的波多黎哥移民区，看到大屁股的老女人披着方巾，拎着一只大红塑料桶，举着肿得像小腿一样粗的脚踝摇摇晃晃地从花花绿绿的廉价小店前走过。像南市的老城厢里，生过许多孩子、吃过许多苦可很强悍的苏北老太太，落了一身的风湿病，可一点不偷懒。
它离开曼哈顿岛，远离中央公园后的高级住宅区，那里的大道中央也种了树，那里的门人都是穿在笔挺白制服里的黑人，他们有时站在公寓门口，庄严地望着街上来瞻仰富人生活的行人，一脸礼数周全的不亲切，比在里面住的人还要矜持。要是他们的脸不那么黑，鼻子不那么宽，嘴唇不那么厚，就很像徐汇区静安区的许多门卫的脸。它也离开上城的哈莱姆，那里街上晾着许多洗干净没有好好拉平的衣裤，全是不能穿进写字楼的，从窗子外看去，许多家的窗子上不用窗纱，街上总是有不少年轻力壮的黑男人无所事事地走着，站着，歪在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天天都是休息天，像到杨浦区的一些居民区常常能看到的一样。
它离开上城的布朗克斯，那里在冬天时有许多人家在窗台上放了一个犹太教徒用的九头烛台，过一天就点亮一支，直到九支全亮起来，那时犹太人的光明节就结束了。这和在春节以前你到传统的宁波人家去有点像，他们家朝北的亭子间窗下，一定会挂一条风干了死硬的鳗干，用筷子撑开了它的肚子，宁波人家在春节时用它来烧肉吃。到春节过去，那条鳗干就一点点地短了，等天暖和，也吃完了。它也离开了下城的唐人街，那里当街有卖各种中国小吃，春卷是全世界的人都欢迎的食物，从油锅里一捞出来，香飘万里，伊丽莎白大道上闲逛的白人也学着华人的样子当街买了趁热就吃，可在买的时候，他们把它叫“蛋卷”。像乌鲁木齐路拐角山东小姑娘做的大白馒头和大肉包子，常常是上海本地人去买了当晚饭，上海本地人说话不分馒头和包子，一律称为馒头，让那山东姑娘常常抓错。
它远远地离开了下布鲁克林的犹太区，那是一些窄小破旧的街道，房子死死贴着房子，消防楼梯挂在红色砖墙外面，好像随时都会有贼握着枪从上面逃下来。这和上海城郊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居住区那些拥挤肮脏的老式平房也算是相像，都是现在城市中心的人不再住的，百年以前的老房子。夜里老鼠会在角落里行军。我被朋友再三告诫，天黑以前一定要离开下布鲁克林区，那里常常有夜晚的暴力。而且一定要把照相机的绳子绕在手腕上再照相，曾有人在那里照相，正对着镜头，突然发现自己眼前的景物居然两个眼睛都能看到，他站在那里，怎么也不相信，然后才发觉原来手里的相机不见了，一个青年站在滑板上飞快地消失在前面的街口，他拿着自己上好了胶卷的日本自动相机。这个情形，就好比是上海警方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总要到城郊结合部去肃整治安。那里的人刚到城市里来，总是找便宜的地方，而且能找到同乡帮助的地方落脚，穿着家乡带来的衣服，还没学会城市的斯文，所以在街上大声说着家乡话。等渐渐熟悉了，找到工作了，就开始早出晚归。再等挣到了钱，学会了城市口音，就开始从这里搬出去，脱胎换骨，做纽约或者上海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总是着急要成一个真正的都市人，在纽约，人们说“as American as apple pie”（像苹果派一样地道的美国人）。犹太青年剃掉他们两鬓的长胡子，换名字叫约翰或者琼。华人的年轻夫妇就是在卧室里也说英文。在上海的一家山东人家里，母亲不得不在饭桌上说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因为她的那些孩子不说一句山东话，小时候他们个个都会说，现在再也不愿意说了。
它到了小康的皇后中心站，那里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街上走着穿蓝布裙子的东方少女，老人推着小孩车，小伙子飞车在街道上穿行，前斗里装着大白盒子，里面是外卖的热比萨饼，从窗子里看过去，一脸肃杀的高丽男孩穿着白大褂，在大房子里练空手道。那里有一些房价不贵、社区不错、公立学校的质量也好的地段，像森林小丘区。这里是在美国站住了脚的新移民喜欢置业的地方，特别是重视孩子教育的华人和犹太人家庭，在第一代人住进了自己的套房里松一口气时，第二代人正在刻苦读书，要过桥住到曼哈顿的大房子里去，这就是美国梦，只要人到美国就会有。
七号线最后到达发拉盛，这时车厢里大多是东方人的脸了，这里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社区，超级市场里能闻到东方食物的复杂气味，教堂里的牧师也是黑头发扁鼻子。高丽人的脸上有一种毅然决然的杀气，他们就是不说话，也让温和的江南人看了心里发毛。晚上回去，出了地铁站，绕过商业街，我住的地方要经过高丽人的社区，看着迎面而来那些严峻的人脸，我常常心惊胆战而过，然后听到台湾人家的客厅里潘美辰厚厚的歌声，才松下一口气来，觉得自己差不多等于到家了。
在纽约的感觉与在欧洲那些小城的感觉实在是不同的，在欧洲的小城里，一个黑头发的人总是被人笑着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说到中国，就常常听到一声口哨：“那么远啊！”有个西班牙北部的小孩子看着面前那张奇怪的脸不肯回家，问：“妈妈，你说她是法国人吧？”就是在萨尔茨堡这样的旅游城市，在莫扎特故居对面的小烟杂店里，也买不到一张够寄到中国去的明信片邮票。店主人笑着说：“我的天，我没想到在我这样的小店里会来一个人，要买寄到中国去的邮票。”
而纽约，只要你上街，就看到黑人的脸，华人的脸，高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德国人的脸，荷兰人的脸，俄罗斯人的脸，印度人的脸，犹太人的脸，全世界各地人的脸，它们在你的眼前晃，像在大色拉盆子里面正在拌酱的西红柿、土豆、洋葱、生菜和胡萝卜，开始可能你好奇，听到一声像宁波官话似的声音会回头去找，可你看到的是一张从南美来的棕红色的脸，他在说他的家乡话，然后你的头很快就昏了，对不同人种的好奇渐渐淡去，迎面走来穿得再怪的人，他们发出再怪的声音，都泰然处之。
于是，纽约让人觉得能为所欲为，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个头高大的新移民，在第五街梅西百货店灯光灿烂的门口张开他的手臂，踮起脚来，纵情大唱一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那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歌。果然，在街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停下来看他，也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两眼，大部充耳不闻地走过去。这和上海公共汽车上有时会看到的情形一样。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能看到头发花白、手指粗大的一对夫妇，合坐在一张单人座位上，老太太几乎坐在老公的腿上，面对一车厢的人，她纯朴的脸上又害羞又陶然，还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一定是看到年轻情人的放肆，觉得自己也能试试，从前在家乡，想必是手也不能拉着上街的，周围的上海人脸上有点啼笑皆非的样子，但与纽约人一样，在没有危及自己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而要是你像在纽约或者上海那样无视红绿灯，与汽车抢马路，边上很可能会有一个推小孩车的妇女严肃地对你说，希望你至少不要在有孩子在周围的时候这样做，因为你在无形中为他们的孩子做出破坏秩序的榜样。她的额头都涨红了，因为她很恼怒，而且不得不说出来。
因为背景复杂的外来者带来了不容易被理解的举止风俗，大家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不得不打开自己的眼界，丧失自己的好奇心，懂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做人，也懂得不求一律地做自己。从欧洲到美国，我觉得自己突然不那么被关注了，从遥远地方而来的吸引力骤然消失，只是一个在街上走着的任何影子。所以，从俄亥俄来纽约的红脖子男孩总是抱怨纽约的冷漠，想念家乡小镇上居民亲如一家的紧密关系，就像从无为县来上海的女孩子感到非常孤独一样。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是外来者而特别在意他们，甚至他们这些在都市中出生长大的人也不像他们爱家乡一样在意自己的城市。
在新泽西干干净净的中产阶级小镇上不敢把糖纸乱扔的我，到了格林威治村，晚上从地铁站里出来，看到风将地上的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吹得在街心团团转，立刻把一路上在手里捏着的冰激凌纸往树下扔过去，一刹那间，就恢复在上海的习惯。上海和纽约一样，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干净的城市，安徽民工把建筑垃圾往马路上乱倒，四川女孩吃完盒饭把大排骨头丢到花坛下面，从外地来的人只知道自己是离开了家乡为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在乎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也来不及在乎。有一个早上，在延庆路上，我看到墙角有一大摊消化良好的成人粪便，能看出来那人吃得很好，身体也好，只是匆忙中找不到出恭的地方，于是趁着夜色，就地方便。这不会是在上海有家的人能做出来的事。
这移民的城市有时就像是一个大中转站，总是在流动着，总是在到来与离开的匆忙之中，那里的地上全是脚印子，那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