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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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截至清末，内蒙古移民已达160万人。参见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页。
20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70—1924），喀尔喀蒙古人，亦称博格多汗，是库伦活佛。1911年在沙俄策动、支持下，被部分库伦王公拥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背叛清廷“独立”。
21同注18，第206页。
2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396页。
23参见《边疆忧患录》，西藏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页。
24《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版，第219页。
25此人自称为安集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于1905年来到策勒村，是个负有沙俄喀什领事馆秘密使命的奸商。起初，他策动引诱当地居民购买假护照，说是交钱即可拿到俄国的侨民证，享受俄侨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他的诱惑下，有些商人和居民加入了“俄国籍”，塞依提借机牟利之外，还将这些所谓“俄侨”纠集成为当地的一股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甚至霸占了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至关重要的水源，并以此要挟策勒村民，诱迫他们加入“俄国籍”。当地正直的百姓为了反抗这伙人的欺压，组织起来向官府告状，但和田和于田两县官员惧怕外交交涉，互相推诿；百姓们遂向喀什道上告。正值1912年5月，喀什会党（哥老会）组织起义，掌握了南疆政权；南疆民军派出参将熊高升（熊也是叶尔羌一带的会党首领）带兵三十余人到策勒村查办此案，熊召集乡民、绅耆和俄商调查事情原委，但塞依提依仗沙俄淫威，拒不到场。经过三天调查，熊打算调解解决，塞依提等不仅拒绝商谈调解，反而聚众武装对抗，首先开枪打死前往其居处商谈此事的中国士兵和百姓，使当地居民蓄积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事态遂失去控制。聚集于塞依提家中的“俄侨”被民众打死、烧死二十九人，塞依提化装潜逃到喀什，向俄国领事诬告。俄国遂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除进兵喀什外，还直接派兵到策勒村抓捕中国居民。
26马福兴，系云南回族人，清末因犯案被发遣新疆。马行伍出身，胆识过人；辛亥革命时，杨增新为了控制住新疆局势，用马组织回族军队，作为自己的基本武装。马先后担任马队管带、回军统领；1914年杨派其出任喀什提督，马在喀什作威作福，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野心渐大。在沙俄和英国领事的策动下，他企图在南疆建立“回教独立国”，杨得知后，遂利用另一回教首领马绍武与马福兴的矛盾，面授机宜，除掉了马福兴父子。
27参见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98—101页。
2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3页。
29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在雅尔塔签定的协定中，罗斯福、丘吉尔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与斯大林作了私下交易，在没有征求盟国意见的情况下，同意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而蒋介石政府未能顶住压力，嗣后在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换文中，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中国作为二次大战战胜国，居然丧失大块领土，为世界史中前所未有之奇闻。二战中，中国与美英为盟国，但美英出于自身利益，背弃了中国。这再鲜明不过地证明了国际政治中，利益为真，公理为假的现状。
30朱尔典（1852—1925）英国职业外交官，生于爱尔兰的巴罗，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术研究所和皇后学院。1876年来中国，历任英驻华使馆翻译、助理秘书、秘书；后任英国驻朝鲜领事馆总领事，与当时任职朝鲜的袁世凯结识，甲午战前曾协助袁世凯脱险，交情深厚。后任驻华公使，北京公使团团长等，在晚清民初政坛上，是个极为活跃的人物，在南北和议、“二十一条”交涉和洪宪帝制运动中，朱尔典都是幕后的重要人物。
31叶恭绰：《英、德、美、日对袁世凯关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31—132页。
32内田良平（1874—1937），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是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曾打入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内部搜集情报；后又深入西伯利亚和俄国刺探情报。1900年组织“黑龙会”，在内田主持下，“黑龙会”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内田并亲自组织和操纵了朝鲜的卖国组织“一进会”，为日本并吞朝鲜制造“民意”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内田亲自起草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要求政府抓住时机，提出一系列全面控制中国的条件，胁迫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提出支持宗社党和革命党人在中国制造内乱，搞垮袁世凯政权，以顺利推行日本计划的建议。这份意见书是一个多月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蓝本，反映了日本扩张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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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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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日本历史人物传·内田良平》（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39页。
34大隈重信（1838—1923）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年轻时醉心西学，积极参加倒幕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公职，1880年以后，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共同发起立宪运动，组织立宪改进党，并出任总裁。后来多次担任内阁大臣，两度出任首相，因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未能取得完满结果，而遭到炸弹袭击，失去右脚。大隈1907年一度退出政界，创办了早稻田大学并任校长。1914年大隈再入政坛，出任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内阁力主参战，为的是乘机侵略中国，并攻占青岛，接管德国租界和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训令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试图一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受到挫败后，于1916年辞职。1922年因患胆石症去世，终年85岁。
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7页。
36同上，第8页。
37同上，第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版，第119—121页。
39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70—678页。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6页。
41参见同上，第117页。
42曾彝进，字书度，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大法学部，于有贺长雄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回国，先后任职于工部、邮传部、大理院、资政院；民国时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负责对日外交秘密事务。
43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后留学德、奥，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官、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凯的英籍政治顾问莫里循推荐，被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
44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七次担任日本大藏大臣，创办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纸币制度，因此贡献被天皇封为华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45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法务大臣、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时任日第一军军长，后升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元帅，他也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后被天皇晋封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2—284页。
47同上，第284页。
48同上，第286页。
4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长期任职于北洋，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即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关系既深且久。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孙官运亨通，从直隶候补道而先后出任驻法国、德国公使、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氏结为儿女姻亲，历任外交、财政总长、审计院长、代国务总理等职。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驻华公使，是“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日方首席代表。后出任驻北欧国家公使和驻德国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国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1913—1919年出任驻华公使，此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
52《顾维钧回忆录》（1）第122—124页。
53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398、401页。
5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81—382页。
55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139页。
56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6页。
57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5—36页。
58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5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0—141页。
60王禹廷：《中原大战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80—81页。
61《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42页。
62《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82页。
6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234页。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转引自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页。
65同上，第89页。
66《中日二十一条史料全编》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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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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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68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页。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项“引诱条件”是：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交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
（3）严格取缔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同意修改税率。
以上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3—14页。
70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山东友谊出版社版，第586页。
71同上，第435—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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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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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和个体生命都走到了尽头。看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什么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恢复帝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当时危机潜伏，扰攘不已的中国，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反对派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全国，使刚刚平静不久的中华大地再起烽烟。本章开头所选的引文，就是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形势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凯帝制自为，闹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最后羞愤而亡的下场，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讨的是，以袁这种一向精明稳重之人，怎么忽然昏了头，一股劲地往险路上走？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他成为大总统之后，想更进一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毋宁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么急，而是假以时日，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为什么会着急偾事的主观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再有，何以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来团结紧密的北洋集团何以不再服从袁氏，从而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这是需要探讨的客观原因。袁的失败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称帝原来是做不得的事情。后来的某些独裁者尽管实际权力不逊于皇帝，但不再有人敢于称帝，这可算是袁氏从反面为中国政治做了贡献吧。但袁氏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它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领袖人物能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就在于独裁专制体制赋予了个人太大的权力，所以个人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