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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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约翰国务卿再次向各国发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美国总统罗斯福1905年4月出面调解时,劝告日俄直接谈判,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交还给中国。日本表示接受并于5月25日对美正式声明,开放满洲,交还中国16。日本为了拉美国站在自己一边,除以门户开放的许诺讨好美国外,在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来东京为其环球铁路计划游说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对他的计划(其中一段要在东北修筑)也是满口应承,并与哈里曼签署了造路的备忘录。1905年7月,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一项谅解(会谈觉书),主要内容为美不反对日本合并朝鲜,而日本则对菲律宾不图侵占,美日共同维持远东和平。这样,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员,因而美国在战争中与英国一样,表面中立,实际上偏向日本。譬如,它要求俄、日限制作战区域,但仅限于东北,而故意漏掉了朝鲜,明显有利于日本;又如,战争期间,美曾与英国在各自国内允许日本发行、募集公债,为日本提供急需的战争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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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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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既是以反对俄国独吞东北,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名义打的这场战争,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尽,没有余力与山姆再搞对抗,所以就行韬晦之计,暂时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养生息,以待来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独霸南满的意图,在东北建铁路的备忘录被宣布无效,哈里曼的计划也就此泡汤,日美之间由此生出了嫌隙,而这也就成为美国日后干涉“二十一条”,美日交恶,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结盟打击日本的的远因。
1907年7月,日本又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协定》,其中的秘密条款就是日俄瓜分东北权益的规定,在这个交易中,日本在承认俄国在北满的一切特权外,并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则在对应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外,也承认了日本与朝鲜间依现行条约为基础的共同政治关系,即在实际上承认了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17。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初步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核心计划,即控制朝鲜、中国东北等对其至关重要的所谓“利益线”,当然北满还在俄国人手里,但日本人有这个耐心,东北早晚要全部拿过来,这就是日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但在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关系却处在“蜜月时期”,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是“日中亲善达到了最顶点18”。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在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期间开始极力拉拢中国。日本摆出一副“亲善”的面孔,见了中国人就大谈东方民族要携起手来,对抗西方的侵略;日本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变法改革运动,处处表现出很热心,很想帮助中国富强起来的样子,一时还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国人。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先后派出许多高级将领,到中国游说,劝诱中国大量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派遣武备学生赴日本军校留学深造,为此,还专门开设了“振武学校”、“成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当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时,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专程到保定造访袁世凯,接洽“中日军事合作”问题。同年10月,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应聘前往中国的军官发布了特别的训示,要他们“努力工作”,在中国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强调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19”。很显然,日本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着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培植起一个“亲日派”,作为日本将来侵略中国的工具。
日本这一套可能使缺乏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经验的人上当,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凯,在朝鲜时,文的武的,他与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对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么怎样解释北洋反而是当时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备学生最多,与日本人搞军事合作最紧密,与日本军事顾问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联络、依靠日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只能以更为先进的列强为师,不管人家是否打过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强的国家学习,才有可能摆脱积弱积贫,受人欺侮的现状。
其次,中国需要其他列强出头抵制俄国的侵略,这种侵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国既没有力量抵御,只能采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尽管日本的意图也是侵略,但它的实际威胁在将来,而俄国的威胁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确实有的可学。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还不过是个化外蛮夷的蕞尔小国;但甲午之战居然打的大清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更让国人吃惊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败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陆海军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一个比大清更弱、命运也相同的小国崛起为东亚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确实给了中国人启示与希望。更何况,这个日本在大清国患难之际频频招手微笑,主动出头摆平俄国,不顾《辛丑条约》禁运军火的条款,大批出售武器弹药给中国呢。而且袁世凯和当时朝廷的大员都认识到,日本经验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庚子年后“近学日本”成为一时的风气。况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学要便宜很多,在当时那种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呢。据统计,1904年初,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武科学生二百余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至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几倍20;东洋之风,可谓劲矣。
袁世凯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却不肯不利用日本的这笔教育资源。他历来重视军事人材的培养,当然不会放弃机会。1902年3月,袁从武卫右军的随营学堂中选派了五十五名学生赴日留学,1907年又陆续派出了近百名武备留学生,以培养“高级将材”。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受到重用,担任了高级军职。较著名的有: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楷、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袁还在保定武备学堂附设了留学预备班,蒋介石、张群等就是经由这个预备班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袁世凯在编练、扩建北洋新军时大量聘用日本军官,全盘引入日本军事教学与训练方法的做法,还在于他认为日本陆军师从德国,而北洋新军从小站起就是由德国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训练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实际上仍与原来的训练一脉相承,不至于杆格癥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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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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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世凯乃至清廷在新政和日俄战争期间的所谓“亲日”倾向,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式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不乏相互利用的成分。譬如,中国在日俄战争中采取的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局外中立”政策,不仅暗中替日本收集东北俄占区的军事情报,而且默许甚至授意东北的胡匪和马贼与日本人合作,破坏俄军补给,扰乱俄军后方,袭击俄军守备部队等等。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就是由此崛起的呢。在某些重要战役中,马贼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辰日俄战争中,日军在辽阳南首山一役遭俄军抗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结果利用冯麟阁、金万福所部骑匪数千人组成了所谓“忠义军”(当时人称为花膀子队),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出于不意,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军乘胜长驱北上,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日俄战争胜负之局,由此也就决定了。冯、金两匪部,帮助日本袭击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因而决定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军事当局奏明天皇奖赏他们两人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这两个匪首收编重用。不久,金、冯两人就被清政府擢用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和帮统。21
说到清廷这一时期与日本人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袁同两名日本顾问的关系略作透视。这两名顾问,一是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一是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坂西利八郎。
青木宣纯(1859—1923),日本宫崎县人,出身于武士家庭。据说青木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也是受到此书的影响。青木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来进入参谋本部,热心钻研中国问题,不久后被派往广州刺探中国内地的情报。青木以极大的毅力学习中国语言,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和广东话,是日本军部中第一个“中国通”。他先后在广州、北京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情报,随后被派往比利时留学军事。甲午战争前被调回参谋本部,专门研究对中国的作战,并以第一军参谋身份随军出征中国。战后,青木从1897年起长期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袁世凯在山东编练新军时,青木曾受聘担任顾问,由此与袁搭上了关系,青木工作努力、认真,深受袁世凯的信任。
1903年10月,青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到达天津,会见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说明日本开战意图及刺探俄国战备的谍报任务,与扰乱其后方的重要性,请求中国合作22。”青木的这一要求出自日本军部对俄作战的计划:
当时参谋本部大山岩任总长,儿玉源太郎任次长,福岛安正任作战部长。儿玉参谋次长鉴于时局紧迫,欲求增进日、清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在日、俄开战之时实现下列重大任务:
一、日、清协作组织刺探敌情的谍报机关;
二、不断破坏敌军背后之交通线;
三、利用马贼集团威胁敌军之侧翼。23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曾再次邀请青木出任北洋的军事顾问,青木推荐立花小一郎代替自己,而于1902年返国。为了找一个袁世凯信任和熟悉的人,游说中国合作对付俄国,儿玉次长亲自登门拜访,动员青木前往天津从事这项秘密使命。
青木抵天津后会见袁世凯,共同就谍报协作问题及动用马贼等问题进行协商,袁慷慨应允。对有关谍报协作问题,袁表示已向旅顺、满洲一带派出谍报侦察人员数十名,今后每次情报均会及时提供给日方。对动用马贼集团问题,袁表示只要在直隶省界以外便予同意,并可秘密给予援助。此后,凡各地谍报人员每日传递总督府的情报,袁立即出示给顾问坂西少佐,坂西译成日文后,送交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用电报发往日本大本营。24
当时日本在中国派驻了许多特务机关(对外称作“军事使节团”),专门从事谍报破坏活动,“青木机关”、“坂西机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从《土肥原密录》中的材料看,袁世凯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知道了日本不惜一战的决心,并且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袁世凯为了协助青木的工作,把自己的部下段芝贵、吴佩孚派到了青木身边。众所周知,吴佩孚以后的发迹,是由于先与青木,继与坂西及土肥原等日本方面的代表人物长久保持着密切关系有关25。”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敌后作战任务,并于1904年被晋升为少将。此后青木长期担任驻华武官,1913年晋升为中将。民国时期,因为袁世凯“亲英美,疏日本”的政策及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与日本合作,青木曾一度被军部派往上海,与积极联络日本倒袁的孙文,研究如何推翻袁世凯的活动,后因袁世凯死去而中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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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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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北洋建军的档案文献中,常可见到一个名字:“班志超”,这个班志超就是坂西,“班志超”是袁世凯亲自为他取的中国名字。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1891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于毕业典礼上获得天皇颁赐军刀。1902年被参谋本部派往中国任助理武官,后接替立花小一郎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在华活动达二十五年之久,他努力学习中国语言,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蓄中国式的发辫,穿中国服装,取中国姓名,是继青木之后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日俄战争中,青木直接深入敌后,坂西则留在袁世凯身边,协调前后方的情报联络工作。坂西曾谈到中国在日俄战争中的作用:
1904年日俄开战,这时日中亲善关系达到了最顶点,中国人决心和日本并肩作战27。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