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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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在一次卫生健康会议上，经济小组放低了他们的声音，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分明不喜欢正在讨论的这项计划。此计划说了算的只有三个重量级人物：第一夫人、总统和艾拉。就是这样排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劳拉·泰森就成本预算向第一夫人提出质疑，我们其他人都躲闪不言，以劳拉为保护衣。在此无须说出孰胜孰败。
是年秋天以及在１９９４年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总统强行提出卫生健康计划，这是他第一任期内的中心任务。起初，反响很好，克林顿的陈辞使人信服，人们觉得政府正在下大力迎接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一夫人在参众两院以该计划领导人身份陈述时，也引起不小的轰动。
但经进一步考察后发现该计划漏洞百出，遭到了来自保险业、小商业和国会山的保守的共和党的反对。这回鲁布·戈德堡遇到了对手。１３５４页充斥着对私营部门命令的语气（要么是你“应该”做这个，要么是你“不应该”做那个），都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自由党人认为接受加拿大单方付款模式力度不够大，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力度已经很大，足以使它被扼杀于摇篮里。他们回忆起美国医药学会贬低杜鲁门的计划为“社会化的医疗”，克林顿夫妇的计划就是“政治操纵的卫生健康改革”，这个口号差不多已经成了公众常说的口头禅。哈里在一个由健康保险业赞助高收视率的电视广告中对路易丝说，“政府不应操纵我们的卫生健康计划，应把权力留给我们自己。”反对派很快促成了公众舆论，这足以使我们走向失败。
即便如此，如果白宫能够做出让步而且出台一项更严肃的由两党共同参与起草的草案，那么这一伟大的改革计划也有实施的可能。１９９４年初，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鲍勃·多尔很想达成协议，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民主党主席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也是如此。那些中间派，如共和党参议员罗德岛的约翰·查菲更是站出来大力支持。５月，多尔给莫伊尼汉塞了一张纸条，上写“是莫伊尼汉－多尔提案出台的时候了吗？”帕特·莫伊尼汉在其议会办公桌上仍保留着那张黄色纸条，提醒着他那曾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一切。
在白宫，群情激昂，根本没有妥协的可能。众院自由党主席向克林顿夫妇保证他们只需民主党投票就可使该计划草案在众议院通过。他们还说，不要去与共和党的人谈判，共和党人不可靠，他们终究都会背叛你的。第一夫人被日益高涨的批评声和一些共和党人两面派态度困扰，最终决定不妥协。时下“政治渐进主义”在白宫西翼已成为不洁之词，我们这些希望两党妥协的人成了“边缘”人物。有关工作人员经常组织召开卫生健康战略会议，通知我去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少。
如今白宫又来了一位新人，纽约的哈罗德·伊克斯，他是富兰林·罗斯福的一位著名顾问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对政府的高度信任感，甚至其父亲愿意与人争吵的坏脾气在他身上也表现得丝毫不差。克林顿夫妇对他的从政技能坚信不移。１９９４年１月，由于他的到来，原白宫人员的权力制衡倾向自由党一边。温和派人多势众，火力过猛。两党达成妥协的可能已离我们远去。
参议员莫伊尼汉手持多尔传出的纸条，示意白宫，为通过提案我们现在还要最后一搏。他认为如果我们能较多地放弃我们所坚持的主张，他就能与多尔及其他共和党参议员达成一项比较理想的协议，更有希望驳回金格里奇的长期反对意见。周日晚，我们聚集在地图室做最后的决定，把这一进程推向了高潮。
第二天一早，总统在国家广播公司的《今天》节目中接受了现场采访，他要在节目中宣布最后决定。现在他要么发出愿意的信号——这很有可能，要么继续分裂下去——这样所有的希望都会破灭。从罗斯福到里根的历届总统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了：抓住既得利益，以后再谋其他。
我用不着把那个星期天晚上的谈话原原本本地重复给大家，与会人员的大部分观点是力劝总统绝不妥协。第一夫人表示赞成，我几乎没表态。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场，我已十分孤立，深知自己左右不了谈话，如果发言，只会使另一方强硬起来。我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身上，他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前主席，现在国会山仍十分有影响。如果早把卫生健康计划让本特森和沙拉拉负责，我们早就与国会达成协议了。劳埃德现在仍然想要妥协，他终于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可立即遭到了一位年轻议员的反驳。最后，很令人莫名其妙，总统大发雷霆，看来他已听够了，他的脸气得通红，暴跳如雷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统，我就要为实施最严峻的改革坚持斗争，选我当总统不是为了来妥协的。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共和党人，我不能后退！我们决不妥协！
看着表，我自己写下：“晚１０：２２，卫生健康计划无疾而终。”
卫生健康计划甚至未能赢得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进行投票。克林顿执政的最大一项提案就这样胎死在委员会中。自从越战以来，还没有如此巨大的公共政策遭遇崩溃。从那时起，丧失卫生健康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每年以百万计递增，现今已达４千４百万人之多。卫生健康费用不断上涨，医药保健急需改革。对于总统和第一夫人来说，虽然他们已冲向失败的深渊，但他们尝试成就伟大的事业的精神还在闪烁发光。
卫生健康改革失败的教训
《华盛顿邮报》两名资深记者海恩斯·约翰逊与大卫·布罗德在他们关于卫生健康改革的斗争一书《体制》中评述道：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即使是林登·约翰逊这样的立法神人想要确保卫生健康改革成功也有困难。现今，总统的信誉大大降低；白宫推行重大行动已经失去昔日的权威；国会内派别林立；新闻界更感兴趣的是丑闻，而不是问题的实质；利益集团已获得更多的权力。正如他们所言，这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使领导变得更难。
实施卫生健康改革尤其困难。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到尼克松与卡特，国会始终在不遗余力地阻止这项制度的改革。对于克林顿来说，这项斗争尤其艰巨，因为纽特·金格里奇与保守派党人把卫生健康改革当作控制国会的一个武器。为什么要与克林顿合作？为什么不选出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并采取自由市场规则？
在试图全面改革数额为１千亿美元的卫生健康产业过程中，克林顿政府将面临着公众政策上最严峻的挑战，他们的改革之路布满了昔日留下的陈尸烂骨，时间可上溯到６０年前。他们也希望在这个论战中树立声誉。仅此一点，其政治勇气就值得赞扬。
在约翰逊与布罗德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总统勇敢地承认：“是我的原因导致国会予以否决。”他认为卫生健康计划改革的失败提供政府不应予以干扰事件的研究案例。我们在白宫犯下的错误可能误导以后的总统，他们可能也会采取大胆与众不同的行动，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在此做近距离审视，我得出的结论如下：
对国家价值观念的错误判断。领导者必须理解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的她或他所生存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为准则进行统治。在众多工业化民族中，美国人长久以来得到的社会福利是最少的。如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所说，我们是西方国家中的“局外人”，共和党是反中央集权统治的主要政党。猛烈反击政府的卫生健康改革计划与我们的核心信仰、个人奋斗精神与不干涉他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卫生健康计划还同新保守主义相抵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林登·约翰逊能通过医疗保险提案是因为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深信政府能够完全或大部分行使职能。而到了１９９４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对政府有这样的信任度。克林顿提出卫生健康计划时情形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笼的失败在所难免。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应该明白出台的计划要与时代呼应，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谙熟此道。
对总统政治力量的错误判断。杰斐逊说过，“重大提案不能只建立在微弱多数支持的基础之上。”克林顿的基石太弱，导致不能通过本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立法改革。１９９２年大选中他只有４３％的支持率，加上缺少政治家的提携使他不可能有坚定的追随者。执政初期的失误又进一步削弱了他的领导力量。即便在１９９３年秋，他首次向国民发表讲演推出他的卫生健康改革提议时，也缺少成就巨大事业所需的支配地位。约翰逊与布罗德认为他的“重大失误”是没有认识到权威的限度。
白宫中有一种倾向性的看法，认为克林顿会“出卖”一切。他在讲坛上那令人生畏的权力表现能令他的反对者气得飞上天。艾位·马加津纳甚至认为克林顿会“使复杂的局面与我们联姻”。反对派能从克林顿那里夺取高地，这又一次证明：白宫必须先掌握事物的实质，才能尝试将其“出卖”。
对国会的错误判断。从早期决定把卫生健康改革纳入到１９９３年预算调节之内并力争在委员会听政例会上通过，（有的议员故意阻挠议案通过）克林顿本人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接近国会的方式。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为维护参议院的传统，提出停止审议该议案，此举在国会山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回首过去，众议院领袖们能抓住由民主党组成的多数派，这是很明显的。实业巨头的承诺化为乌有。议会的权威同总统在国家中的权威一样被削弱。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的投票。我的看法与约翰逊与布罗德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时就与共和党温和派合作，就会赢得他们的选票。但由于双方彼此都不信任，我们从未认真地去尝试过那条路。
对各利益集团的错误判断。劳联—产联和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给予提案比预想要多得多的支持，而美国健康保险联合会与国家联邦独立商业联合会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使卫生健康计划走向毁灭的并不是这项计划的本身，而是反对派的实地操作，对此连约翰逊与布罗德都大感惊讶。他们写到，各利益集团“已经变成了各自的秘密政党，他们未经选举，不承担任何责任，还雇佣了可以时常操纵总统及参议员事务的高手，这就是改革家们再三强调的所谓进展。”在与卫生健康业代表谈话后，我才茅塞顿开，如我们早些沟通，他们也许会与我们合作。可我们又一次错失良机。
错把议案通过活动当统治。从一开始，白宫强调的重点就不足以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的国会议员们，也不能通过公众压力战胜他们。共和党人也确实如此。另外一个“战争房间”的诞生给另一党派中对手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我们不是在谈判而是在无条件投降。纽特·金格里奇也持同样态度，他把卫生健康计划当作他征服众议院的最好工具，因此，他也决不妥协。但我们应该看到“战争房间”不能带来两党联手，只会破坏这种联合。
在追求完美中忽视了力所能及。我直至最后仍然坚信能够达成妥协。劳埃德·本特森还在参议院时，他开发过一项计划，此举可作为打通两党通道的谈判基础。如果这项计划的内容继续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价值就会进一步提高。在第二任期竞选中，克林顿还会得到选民的进一步改革的授权，那时他仍然很强大，改革计划会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获得通过。
回顾过去，卫生健康改革与罗纳德·Ａ·海费茨在他的《领导艺术的难点》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适应性工作”完全一致。海费茨论证了领导者不应在一些公众问题上高屋建瓴去寻求解决途径，而应发动手下人在社会的理解与社会行为的变化中开展工作。如果林登·约翰逊在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中期简单地将民权议案送往国会，他也许不会成功。约翰逊首先把社会热情调动起来，当公众态度成熟且对他有利时，他使立法成功地得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