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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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公众辞令中潜藏着伪善吗？一些新闻记者当然这么想。其中小艾尔·亨特就于１９８４年猛烈抨击里根，因为里根经常谈及家庭的重要性，却远离他的孩子，里根似乎对他的隔代人更是漠不关心。我不知他为什么那样对待他的家人，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么个人。佩吉·努南在珍妮特·华迪兹写的《早熟酗酒的孩子》中找到了答案，同样适用于克林顿。“早熟酗酒的孩子不能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缺乏从父母双方或一方获得可靠的持久的爱，同其他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令他们感到痛苦、难以胜任。还因为他们一直很失望，担心被操纵，然而令人奇怪，这些孩子对于亲密感有‘极大恐惧心理’。”很可能努南是正确的，里根与南希的关系足以证明，他有能力和别人保持亲密是由于南希给里根无条件的爱，换一种情况说，我们知道爱能在心理上使酗酒的孩子感到‘安全’。尽管里根的生活方式和他在公众面前的言论不相一致，但他的追求者并不介意他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
里根在伊朗门丑闻中表现出来的虚伪行为极大地影响了他的领导力量。在很久以前，里根曾做出过保证：美国将永远不会就人质问题与恐怖分子达成任何交易。迫于议会的压力，里根也只好放弃援助尼加拉瓜的对立方的打算。为里根工作的奥利弗·诺思和其他人在秘密做着违反总统公众诺言的勾当，尽管管理部门已经揭发了其错误行径，但这件事给里根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就像理查德·沃思林对我说的那样，里根在他任期的前６年里同公众之间建立了坚实的信任感。人们相信他言行一致，公众对他的信任是里根力量的根基。伊朗门事件这段插曲是致命一击，这倒不是因为这恶行本身，他们的确错了，而是因为错误行为割断了里根与公众之间的纽带。人们第一次看到政府的秘密行为同里根的公众言论大相径庭。人们心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被打碎了。里根第二任期内前１６个月里，支持率超过６０％，而１９８６年末伊朗门丑闻发生后，他的支持率降到４７％。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他的“可信度”从６６％下降到４３％，是记录上所显示的最严重的下跌之一。该民意调查还显示出６７％的人认为伊朗门事件是里根在任期内犯的最大错误。尽管里根做出的努力在控制负面影响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在公众心目中原有的信任度再也无法完全挽回。伊朗门事件发生在里根任期即将结束之时，这对里根而言是幸运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得再早点，里根就不可能和公众之间形成坚固的联系，是这种紧密联系使他稳稳地做了６年总统，他的领导也会因此而失去活力。
聚焦于他人
如果你经常听当权的人发表言论，就会意识到他们在不断地把话题拉回到自己身上：“我认为……”“我是这样处理国家生活中的最新事件的……”“你或许想了解我的童年生活……”，怪不得用那么多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向上爬的人言必称我，如果想爬到顶点则更得如此。这毫不奇怪，但效果并不好。乔治·布什，尤其是克林顿都曾让听众将焦点汇聚在他们个人经历上。起初，这些事看上去还挺有趣，但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经历就降低了领导人的身份，终有一天会有评论说，故事真没意思。
里根不愿意自省，更对谈论自我不感兴趣。里根在大部分时间里所想的、所谈的都是他人，因此他内心有安全感、又欣慰。里根决心建立私人空间，这样，他和南希就在他们的私人生活外建立屏障。表面上，里根是位和蔼可亲的总统，但全体工作人员却对他的内心防护保持谨慎，都想知道他骨子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林登·约翰逊在总统家庭居住区内上厕所时，会和他的助手聊天；而里根的工作人员中，很少有人能到他的居住区去。由于里根不经常写便条，所以关于他的内心世界，我们知之甚少。除了肯尼迪和卡特，里根是继罗斯福之后惟一一个没有认真记录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经历的总统。他的书《美国人的生涯》不是写做总统的生活，更像一部生活小说。
里根拒绝向埃德蒙·莫里斯敞开心扉并不意味着他空虚，在这点上莫里斯的判断有误，这恰恰说明在过去７０多年中，里根没向世人展露的部分，在面对他的传记作家时依旧不愿展露。即使是南希，在里根那里既扮演母亲，又是妻子，也不能完全了解他。我不清楚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是否有些情况被遗漏了，我不清楚，也许没人能搞清楚。里根总是非常神秘。我们所知道的是不管他内心怎么想，他的性格与他所处的时代所发生的事件是互动的。他从不试图伪造，也从不像一些政客那样制造面具来隐藏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就是他，人们因此而信任他。
很显然，莫里斯对里根作为政治领导人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他曾努力搜寻的话，他可能会发现更肥沃的土地。那是里根的闪光所在，也是里根本人最关注的领地。在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里根已学到其他领导人所发现的言行规则：如果他更多地聊他人而不是自己，那么他和大家的关系会更好。因为他的听众们认为他们在考虑自己的旅程，因此更愿意选择一条更光明的路去走。
里根最喜欢鼓动人们相信他们能成就大事，方法之一是描述在他们身边的英雄们。想想１９８２年里根在国情咨文中运用的象征主义的意义是什么。他站在共和党的讲坛上，指向包厢里的一位客人，他是个年轻人，叫莱尼·斯库尼克，每人都知道他的故事，就在几天以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到冰冷的波托马可河里去救一位遇难商用飞机的幸存者。电视摄影机照下了这个过程，并反复播放。他成了民族英雄。当里根宣布了斯库尼克的到来，并再次讲述了他的事迹时，国会议员都站了起来，响起了赞叹声和掌声。他们也同时为里根能从他们之中挑选英雄而备受鼓舞：他就是参议员杰里迈亚·丹顿，在越战中曾被监禁七年多。
以前没有那一位总统能如此有效地吸引观众和电视摄像机，把镜头集中在因勇敢而获得尊重的人身上，里根喜欢称他们为“普通美国人”。据我所回忆，１９８２年首次将英雄安排在包厢里就坐是工作人员们商量的结果，可能是迈克·笛夫提议的，我们其他人马上同意了这个建议，这也正中里根的下怀。很早以前，里根就指出应该把英雄当作是讲述美国历史和重要价值观的途径。他曾说过：“在生活艰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寻求支撑我们生存的价值观，或是寻求朋友来帮助我们，我们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作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现在“包厢里的英雄”已经成为国情咨文中用得太多的陈词滥调。对里根而言，一个手势就能发挥效力，因为它是新颖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发自内心地赞扬英雄。他信任他所谈论的男女英雄们。听众们受到了他的感染，也同样地信任英雄们。讲演者首先必须有信誉。
我离开白宫的几年后，里根的讲演技巧愈发精益求精。例如，１９８５年，里根的工作人员们计划在里根生日那天发表国情咨文讲演。这次他的“包厢里的英雄”是琼·努延，一位即将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越南移民；还有克拉拉·黑尔，一位７９岁的黑人妇女，她经营着一个专为吸毒成瘾的儿童们设置的戒毒养育院。在演讲的最后，鲍勃·米歇尔领着全体国会议员唱“祝你生日快乐”。专栏作家桑迪·格雷迪在《西雅图时报》中写到这位在４９个州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７４岁总统享受这生动的结局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工作人员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绝对不会从大炮中射出蒂普·奥尼尔，用生日蛋糕把弗里茨·蒙代尔赶走，再让Ｆ１６战斗机从议院飞过。
通过把焦点转移到他人身上，里根成功地避免了政治生活中的另一弊端：厌倦感。尽管他的观念没有多少进展，他的能量也在枯竭，但他的听众始终和他站在一起。他总有新故事，总有不同的英雄事迹。正如时事评论家克里斯·马休斯所说，里根不愧是“国家的主人”。他使听众们有更多的期望，他找到了一条与听众们交流感情的方法。当他赞扬别人使其赢得掌声，他并没有转移注意力，因为观众也同时为主人鼓掌。总统因其与人民有着广泛而亲密的交往而闻名遐迩。
罗纳德·里根7 伟大沟通者的秘诀（6）
利用共同的体验
凯思林·豪尔·贾米森在她的《口才与电子时代》一书中强调了里根的修辞要素，他的修辞要素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一个民族几乎所有的共同体验都源于我们在电视或电影中所见到的可视形象。里根自觉不自觉地在其讲演中唤起人们的共同体验，使之复活并以他自己的理解加以解读。作为交流部主任，我可以顺理成章地断言，只要给出背景，里根就能抓住其内涵，然后做出生动的阐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因为有了贾米森的分析，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方法的全部魅力。事实上，里根是头号阐释人，他能让公众理解重大事件的意义所在。
也许最令人心痛的实例发生在１９８６年１月，挑战号航天飞机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天后不久就爆炸了。当时上面有６名宇航员和一名小学老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她是第一位被挑选进行宇宙飞行的。她想用宇宙飞行来“教化”孩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小学生中，有４０％在他们的教室里收看了现场直播，极好的视觉画面捕捉到的爆炸镜头使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因爆炸而白烟滚滚的航天飞机升入天空的画面在每个美国人头脑中重现。
“在言语不能表达情感的时刻也就是最需要言语的时刻。这样复杂的情形需要总统的鼓励发言，”贾米森写道。拿着最有天赋的演讲撰稿人佩吉·努南为他写的讲稿，里根起立发言。首先，他安慰孩子们并帮助他们定位这一事件，告诉他们这事不愚蠢，而是有意义的。“我知道痛苦的事有时会发生，这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是发掘和探索过程，是利用机遇开拓人类的视野的过程，未来不属于胆怯犹豫的人，而是属于勇敢的人们。挑战者号全体宇航员把我们推向未来，我们也会继续跟随他们。”
正如贾米森所说的那样，里根把精彩留在了演讲的结尾处。他本可以回忆飞船爆炸时的情景，但那会使听众把悲剧留在心间。里根用一个不常出现却充满希望和英雄主义画面的取代了那可怕的场景，他说：“挑战者号上的全体宇航员用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向我们表达敬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今天早晨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看到他们为旅程做准备，向我们挥手告别，轻轻地离开地球的桎梏，去见上帝。”那天晚上电视重播里根的讲演时，全国广播公司在播放他的最后这几句话的同时插放了宇航员挥手告别的画面。“高飞吧！”这是约翰·吉莱斯皮·马吉赞美战斗中美国战机的诗句，他认为飞行就像人类成功那一刻一样永恒不息。领导人把举国的悲痛赋予更深的意义。
在对全国谈到１９８３年在黎巴嫩遇难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时，里根再次以共同的经验来构建、发展他的观点。“本周在贝鲁特发生了毫无意义的悲剧，这一幕将在我们的记忆中永存。”他对听众说。其他的总统这时有可能会谈论网络所播放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但里根却选择去回忆不同的场面：“我们不会忘记狄龙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员们、许多黎巴嫩人和美国人，他们身上绑着绷带，却勇敢地在残破的大使馆里寻找他的同事和其他无辜的受害者。”里根一下子又把这次爆炸事件从恐怖事件转向英雄主义。
接着他说：“我们也不会忘记这样一幕，一位年轻的海军轻轻地将我们的国旗覆盖在一位同志残缺不全的尸体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勇气和仁慈，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们奉献自己，甚至愿为国家利益和和平事业牺牲他们的生命。”事实上，大部分海军陆战队士兵是睡在床上的时候死的。
正如贾米森所说：“一组使里根受到感情伤害的形象却被他换成了另外一幅画面：那些易受攻击、缺乏自我保护在睡梦中死去的士兵们，变成了愿意牺牲他们生命的英雄。”她补充说：“当视觉形象为世界上不同语言和信仰的人们传送瞬间的意义时，言语的作用改变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言语融入画面之中，则进一步阐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