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之美-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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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　村上认为“男孩”与年龄无关，具备三个条件即可：（　1　）穿运动鞋；（　2　）每月去一次理发店而不是美容室；（　3　）不一一自我辩解。并认为自己基本符合，尤其（　1　）　（　2　）两条　）。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
　　他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　他说是assistant，没说是秘书　）介绍给我。因是两个女孩，我自然好奇多看了两眼，两人既没像《　且听风吟　》里的少女缺一个小手指，又不大像《　寻羊冒险记　》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既不像多愁善感清纯娴静的直子，又不像如小鹿般蹦蹦跳跳的绿子，开句不太礼貌的玩笑吧，颇让我想起《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　》中的208和209。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　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　），很难想像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　心不化妆　”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　心化妆　”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他说十年来我翻译了他二十本书辛苦了，我对自己这个远方不速之客“入侵”他的小天地表示歉意。我把自己签名的《　挪威的森林　》和《　萤　》的中译本送给他。他道声谢谢，拿在手上翻着说印制质量不错，比以前好多了。接着他在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上下卷写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了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看了，我心想难怪他这个年过五十的人还能在《　海边的卡夫卡　》中把一个十五岁男孩写得那么好，即使从这类细小地方也可看出他不失童心和童趣。也难怪他对我刚才送给他的我国古代童戏瓷片画连道喜欢。其实村上本人没有孩子，而他这次特意“作为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写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猜想未尝不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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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2）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　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拍照　），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其他照片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问了他几个翻译《　海边的卡夫卡　》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问了以日语外来语形式出现的“Rap　Singer”、斯坦·盖茨的“Getz/Gilberto”和“王子”的“Sexy　Mother###er”。问到后者时，站在旁边的“209”有点难为情地斜了他一眼，他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熟练地写出英文原词。并说以后有什么尽管问，自己虽常去国外，但助手会及时用伊妹儿同自己联系。于是我问他为什么总不在日本，他说在国内毕竟有干扰，例如电话等等，而去海外就可以专心创作。他告诉我写《　挪威的森林　》那时候是手写，后来改用电脑。
　　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　村上也是翻译家。当时正在翻译塞林格的《　麦田守望者　》，并为此去了次美国，刚刚回来　），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集中问几个问题，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我问他何时去中国见村上迷，问他对大陆二十卷本《　村上春树文集　》中译本出齐的感想，问他的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的构思，也问了他创作的动力、想像力的来源、孤独与沟通的关系以及对获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性的看法。他强调写作是为了使自己以至读者的灵魂获得自由。他谈得很投入很深刻，富有新意。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四月底出版的中译本《　海边的卡夫卡　》、为中国读者写一点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　他从不穿西装　），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第一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著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回到寓所，我马上听录音整理访谈录。村上在谈话中较为集中而深入地回答了中国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大多想法是此前所没有流露、发表的。因此还是请允许我把主要之点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出来，以便大家多少捕捉这位极少接触媒体的当代作家的心灵信息以至创作“秘密”。
　　林少华：二十卷本《　村上春树文集　》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齐，这在海外大概是第一次。请就此谈两句感想。
　　村上春树：如此集中出版当然非常高兴，也很感谢。即使在日本也未能全部集中在一家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更是零零碎碎。这样，中国读者买起来也容易，实在令人高兴。
　　林少华：中国有很多村上迷，村上迷中又以年轻女性居多。作为您的心情……
　　村上春树：非常高兴，尤其年轻女性多这点更让我高兴。我们所处的社会——日本也好中国也好韩国也好——尽管各有不同，但在东方因素这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有不同于美国等西方社会的“誓约”，例如在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种种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还没有同中国的读者交谈过，但我想心情上应该有相通之处的。
　　
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3）
林少华：您的长篇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中译本将于四月末在大陆出版。您能对中国读者谈一下这本书的创作构思或特点么？
　　村上春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和过去不同。过去我写的主人公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而《　海边的卡夫卡　》的主人公是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中的十五岁男孩儿。小说的类型和以往不一样。我写得很投入，想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如果中国读者能对此中意，我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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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主人公的年龄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这次我把主人公的年龄大大降了下来，写起来非常有趣，非常开心。十五岁这个年龄段含有大凡所有的可能性，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以往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定型了的人物。能够自行决定自己同社会的距离、同外界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但《　海边的卡夫卡　》的主人公则是尚未决定而将要对此做出决定的少年，这对写他的我来说绝对是个挑战。主人公年龄上应该是我的孩子——我自己固然没有孩子——怎么说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大约是把主人公作为另一个自己、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自己也是一部不同一般的作品。主人公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成长过程让我非常感兴趣。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世界任何地方都正处于剧烈变化的时期。如今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时期生存实非易事。假如自己十五岁，那么将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生活下去呢——这个假设非常有意思。当然，对于早已是成年人的我来说，做这样的假设并不容易。
　　林少华：《　海边的卡夫卡　》似乎同《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有关系……
　　村上春树：关系非常密切。很早以前就想写《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的续篇。
　　林少华：您是位高产作家，是什么促使您一直笔耕不辍的呢？或者说类似创作原动力也未尝不可。
　　村上春树：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着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林少华：包括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在内的您的许多作品表现出极为丰富而奇特的想像力，那样的想像力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来自何处呢？
　　村上春树：想像力谁都有，难的只是接近那个场所。林先生也好谁也好肯定都有自己的想像力的世界，但下到那里、找到门、进去又返回则是十分困难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没什么才华，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打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的专门技术。这的确很难很难。这一多半取决于精神集中力，而精神集中力取决于训练和体力。我每天都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和训练集中力，失去它就完了。维持健康对于写东西很重要。我天天早睡早起，天天运动、跑步——每年都参加马拉松比赛——喝酒也不过量。过去的作家全都喝酒，生活全然没有规律。而我不同。这方面的想法不一样。
　　林少华：您最近在网上回答读者提问时似乎这样说过：“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者进行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但反过来说，孤独所以成为孤独，就是因为不能同他者沟通。您是怎样看待、或者在小说中是怎样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的呢？一般认为您小说的主题是孤独、空虚与无奈……
　　村上春树：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4）
林少华：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村上春树：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大陆的台湾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　奇鸟行状录　》有不少战争时候的hard场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　去中国的小船　》，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林少华：有人说，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很可能是您。您对此怎么看呢？
　　村上春树：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