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之美-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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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1991年至1993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 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 ）。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 《 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 》 ）。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若在日本这样的回答十之###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 homeless ）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莱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莱语文学介绍到日本去。”（ 《 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 ）
也有对更严肃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 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 ）。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 纽约时报 》、杂志必订《 纽约客 》、小说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 snobbism ）。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终归还是希望“世上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 《 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 》 ）。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投影。
门外的村上（2）
作为书名的《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是这本随笔集十六篇中的一篇。这“悲哀”二字，依作者后记中的解释，主要不是指在美国不得不讲或讲不好外国语即英语的悲哀，而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那么回到母国日本讲日语“悲哀”就没有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纵然使用有“自明性”的日语也有无法沟通无法自明的时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 stranger ），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我们的人生之旅将永远背负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希腊和土耳其旅途中的村上
提起美国，相信不少人不以为然——哼，不就是个财大气粗的山姆大叔嘛！但若提起希腊，则有可能涌起浪漫而静谧的遐思——噢，维纳斯的故乡，奥运火炬的第一缕圣火，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以及希腊诸神，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总之，和咱们中国一样，至少有值得世人仰视的辉煌当年。然而又必须承认，我们对时下的希腊又所知无多。多数人宁愿去其实并不可敬也不可爱的山姆大叔家里感受他如何财大气粗，却硬是想不起去希腊领略绝世美女维纳斯的流风遗韵，岂非咄咄怪事！
人家村上春树到底情趣不俗，既去了美国，又不忘希腊。而且去希腊不是为了欣赏维纳斯丰腴娇美如花似玉的留守姐妹，而一头扎进“希腊僧侣自治共和国”。此“国”位于阿索斯半岛（ 或称阿克蒂半岛、圣山半岛 ），乃希腊东正教圣地。上面有二十座大修道院和许多小修道院，近两千人在那里潜心修行，晨钟暮鼓，黄卷青灯，诵经祈祷，自耕自种。没有电，没有车，没有酒，没有娱乐，没有女人。别说女人，“动物也不许放雌性进来，雄性统统被阉掉”。村上便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住了四五天。走路淋成落汤鸡，客栈没有冲水马桶，含着眼泪吃发霉长绿毛的面包，为多拿一块西瓜而宁愿遭人白眼……不料离开那里之后，却又奇异地生出怀念之情。“在那里，人们虽然贫穷，但活得安静而有高密度的信念。那里吃的食物虽然简单，但味道充满活生生的实感。”说起来，虽然村上的祖父是寺院里的和尚（ 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妻生子 ），但他本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对与宗教有关的文物丝毫不感兴趣。在阿索斯的修道院目睹众人毕恭毕敬瞻仰“宝物”时他也全然无动于衷。尽管如此，这次由俗世进入圣地又重返俗世的俗圣之旅还是给他以某种触动，至少是他最为接近宗教的一次特殊旅行。读之，我们不仅可以同他一起游历这个神秘的“神权独立王国”，感受奇特的宗教气氛，也可以追寻他这方面的思维轨迹和情趣趋向。
从希腊圣山下来，村上和他的摄影师同伴直接开车驶入相邻的土耳其，顺时针方向沿土耳其国境线周游二十一天。他在希腊接触的几乎全是僧侣，而进入土耳其面对的则大多是兵，遍地是兵。为何兵多呢？因为“土耳其是个罕见的一贯孤独的大国”，西边同希腊势同水火，北面对俄恨之入骨，东部南部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纠纷不断。固然加入了北约，却未被接受为欧盟成员，西欧不信任土耳其。“总而言之，这个国家无论往哪边看都不可掉以轻心。真正要好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况且本来就是尚武之国，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战斗、通过把对手打翻在地夺过来的。”这种“煞有介事的尚武的军国主义”让村上颇伤脑筋（ 当然他对一个个质朴的普通土耳其兵并无不好印象 ）。但更糟糕的是其肠胃面临考验。“一闻膻味胃就缩成一团，食欲半点也上不来。”然而南下内陆除了羊别无他物，触目皆羊，餐馆里是羊，肉店里是羊，“整只剥了皮的羊挂在那里”。满城膻味，无孔不入。一次开车赶路时遭遇“铺天盖地的羊群”，于是好奇地对准羊群拍照。不料被羊倌索取拍照费，送了五六盒万宝路对方还不满足，“最后竟提出必须买下一只羊”。总之，兵和羊把村上吓坏了、害苦了。旅行快结束时村上给远在东京的夫人打电话，夫人问“两个男人快活吧”？他心里嘀咕：“这里到底有什么可快活的呢？两个人都拉了肚子，在糟糕透顶的公路上玩命开车，太阳晒，狗咬，小孩扔石头，从早到晚只吃面包，澡都一直没洗，这算哪家子快活！”
如果说在希腊村上感受的是宗教，那么在土耳其感受更多的则是政治。宗教关乎人的精神本源，政治是驱使人的外在力量。此次旅途中村上对二者的体验和思考，融入了他后来的长篇巨著《 奇鸟行状录 》之中。可以说，旅行不仅产生了游记，也间接催生了他的小说。只是小说中的村上是“门内”影影绰绰的村上，旅途中的村上更是“门外”真真切切的村上。
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人（1）
当今世界著名外国作家笔下似乎少有中国人出现，日本的村上春树大约算是个例外。的确如他本人所说，他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如《 且听风吟 》、《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 》、《 寻羊冒险记 》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 去中国的小船 》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基本属于正面形象，至少不是坏人。杰话语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又有幽默感，“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因此无论“我”还是“鼠”都和他相处得很融洽，甚至不妨说是两人惟一可以交心的朋友，以至《 寻羊冒险记 》中“我”把一张金额“好厉害的”支票看也没看就给了他。《 去中国的小船 》中的中国女孩是“我”打工时碰上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并且“干活非常热心”，“我”恳切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对于去另外一所小学考试时偶尔见到的负责监考的中国老师，二十年后“我”还能记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试前说的话：“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对于相隔十几年重逢的高中同学、推销百科事典的中国人，“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前年我在东京见村上，村上特意强调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并且说他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期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同中国是很有缘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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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村上新出了一部名叫《 天黑以后 》（ After Dark ）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十九岁，同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学生，而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另一点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中国人第一次讲起了中国话，说自己名叫“郭冬莉”。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剥光抢走，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床单上满是血迹。半夜在餐馆里看书的女主人公玛丽（ 她姐姐叫爱丽，从名字发音上看，同冬莉俨然姐妹 ）因为会讲中国话而被情爱旅馆女经理请来协助处理这场麻烦事。
说实话，看到这里时我心里怦怦直跳。虽说类似的事我在日本期间时有耳闻，国内怕也多少有所知晓，但出现在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笔下还是让人担心。担心此前村上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受到损坏，担心国人、尤其村上迷们读了为之失望和不快，心惊胆战地往下看情节如何发展。还好，村上很快把笔锋转到对嫖客白川恶行的抨击上来。作者通过旅馆女经理之口说道：“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她决心以恶惩恶，很快把防范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打印出来送给那个不法中国男人，以便由对方将白川削掉一只耳朵至少使之“戴不成眼镜”。玛丽则说从看第一眼就想和那个中国女孩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
可以说，村上在这里表现出的，较之对中国女孩遭遇的同情，莫如说更是对于超越民族的善的彰显和对白川式恶的憎恶和鞭挞，从而表现出广博的悲悯情怀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而这在当代日本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或许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 主题 ）。”（ 森达也语 ）
饶有兴味的是，《 天黑以后 》中最后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会讲中国话。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村上二十几年前写的《 去中国的小船 》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现在，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中国出发了……
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人（2）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中国人既是村上春树的一个“缘分”，又是他的一个隐喻。
“天黑以后”的善与恶（1）
如村上春树自己所说，他的小说的确常有中国人出现。如《 且听风吟 》、《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 》、《 寻羊冒险记 》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 去中国的小船 》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总的说来都属于正面形象。杰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