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产床:29位分娩母亲访谈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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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妇女有过这种心理体验，生育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被动的接受，对母亲角色缺乏心理准备，因此，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的转换。
所以，在今天，生育的选择应该说更是一个家庭的（父母）选择，有时依旧是家族的选择。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里，生孩子是一种投资。孩子是有价的。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生育行为最终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看似缺乏人情味的解释，实质上正被昨天和今天的家庭生育决策者们用实践诠释着。在投入、产出中，往往将妇女的情感、真正的心理需求搁置角落。要不要孩子？城市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地选择不要孩子。选择的背后，更实质的是利益的权衡、投入产出的计较，是生孩子还是买跑车的矛盾冲突。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分析》里指出：“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不知奢侈的经济引领着女性在享乐的欲望中沉迷，会不会最终彻底泯灭女人渴望做母亲的天性？果然如此，真是可怕。
我是进了城的“乡下老鼠”（1）
受访人：郝阿妹（安徽省）
年 龄：３４岁
受教育程度：小学毕业
婚姻状况：１９９０年结婚
健康情况：生育三胎，１９９７年第三次生育
职 业：保姆（城市流动人口）
个人档案
他们光顾高兴，没注意我这里已经出问题。阿婆急得直掉大汗珠了，说是胎盘不见出来，只露着剪断了的那节脐带。阿婆开始还说再等等，一会儿她也等怕了，搓着两手直唠叨：“这怎么办？……怎么办？”说着，她就上手使劲往我的下身掏，我啊的大叫一声，就觉要死过去，说不清那种难受滋味。
我是进了城的“乡下老鼠”
我现在啥时想我生老三啥时浑身还发抖，真是后怕呀，就为要个儿子。
那年（1997年）6月临产前一个月我还在城西一家人家里做小时工。我们自己的家（丈夫和小女儿，大女儿放在老家爷爷奶奶那儿）临时安在北京城西知春里那一带。那有十几户安徽老乡，热闹。可正赶上香港回归，地方上对我们这些没有临时户口的人查的挺严。没法子，只好搬到香山那一带查不到的地方。
搬家那天是我的预产期，没动静。妈在城东边一家人家当保姆，也赶过来，说帮着收拾收拾跟我住香山几天。我说不用不用，又不是生头胎，丈夫还逼着我到市里大医院检查过，挺好的。妈临走到隔壁姑姑家（我们合着租两间平房，又合着一起搬香山），问明给我接生的阿婆几时来，就放心回去了。
接生的阿婆一个月前刚给我姑姑家儿媳接生一个胖小子，都说她有经验。50多岁，早些年就从老家来京，这两年安徽老乡们都是请她帮忙接生，接过一伙小毛头了。我丈夫呢，还是信医院，也可能因为他特别看重这个儿子，说咱不怕去医院花钱，花钱也值得。使劲劝我，我说不用不用，我心里有底儿。前两个孩子虽说是在老家镇上卫生院生的，医生也没太管用，都是孩子自己溜下来的。丈夫还刨根问底儿问我啥感觉，我说就像拉肚子一样，有点疼，拉下就好了，不难。他说那他就放心了。
搬了一天家，没等喘口气，我觉得破水了，先告诉丈夫去接生产阿婆，我说别走慌，不急，然后把小女儿打发到姑姑家，我就躺在破烂堆里等着。
阿婆提个小布包跟着丈夫进屋时，我还在破水，身下全湿透了，流了一床。因为夏天，湿也不觉难受。阿婆跟丈夫说，“男人家，出去吧”先把丈夫打发出屋。丈夫一会儿就把我姑姑请进屋来。姑姑端来盆热水，就跟阿婆拉话儿。这时可能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一边听着她们俩儿说姑姑家刚生下的大胖小子，一边听着屋外丈夫和小女儿的动静。他们爷俩可能是在外面做饭，我听着丈夫跟小女说话的声儿与往日不同，他这几天一直有点兴奋，跟谁都讲要生儿子了。
我没什么兴奋的，生过两次孩子都觉得就像头痛感冒了一样，一两天就熬过去了。生头胎时还有点紧张，害怕。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代人，有一半人已经选择到乡、镇卫生院生产。我那年26岁。从18岁就进城当保姆，25岁回老家结婚，头次生孩子我也要求向城里人那样进医院。那时候，自己把生孩子挺当事儿的。记得从我家到镇卫生院要5、6里水路，坐船，把我紧张得够呛，就怕把孩子生在船上。
生多了，谁还把生孩子当回事呀！进得城里，我们又没有生得城里人的命。生完孩子，也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当病似的养。我心里明白，我丈夫这次这么在乎要送我去医院生，是在乎生儿子。
从下午4点到天黑下来时，我就这么静静地躺着。没觉得有多痛，是那种浑身像要散了架一样的累。我知道不是因为生产，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搬家，我就没闲下来一会儿。11点左右阿婆和姑姑忙起来，阿婆指挥姑姑一会儿帮我坐起，一会儿又躺下，后来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的时候，听姑姑大声说，“快，孩子头出来了！”阿婆就嘘嘘地唠叨着，“胳膊……腿……出齐了……接住”。我不知怎么一下子有点好奇，就抬起头看了一下，被阿婆唬住：“别动！再动，胎盘出不来了！”
姑姑托着孩子挺兴奋，一劲儿叫胖小子，我丈夫就在那一刻冲进屋里。姑姑说看把你乐得两眼放光。他们光顾高兴，没注意我这里已经出问题。阿婆急得直掉大汗珠子，说是胎盘不见出来，只露着剪断了的那节脐带。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只觉肚子空了反比刚才没生那会儿舒服。阿婆开始还说再等等，一会儿她也等怕了，搓着两手直唠叨，“这怎么办？……怎么办？”说着，她就上手使劲往我的下身掏，我啊的大叫一声，就觉要死过去，说不清那种难受滋味。
我也记不得阿婆掏了多少次，每一次我都认为自己必死了，可一会儿我又明白过来。有一次可能昏死了挺长时间，我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发现丈夫直哭。阿婆跟丈夫姑姑说，“这样不行，拖下去会出事……得上医院。”这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半，孩子11点多就出来了。
姑姑说，“这么晚，上哪里找车呀！这连路灯都没有，附近没医院呀！”我丈夫哭着已经冲出去了。没过10分钟他又跑回来，“这里打不着车，不能等下去了，我背她走，边走边打车”。说着他就把我背起来往外走。姑姑把我儿子放在她儿媳屋里，和阿婆急急跟在我后面。我已经昏沉沉脑子不清楚，也不知走了多久（事后丈夫说走了20分钟），终于在有路灯的地方打上了车。
我是进了城的“乡下老鼠”（2）
车子直奔海淀区妇产医院。我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昏沉。到医院急诊室时，我清醒了，护士打电话叫来了主任，主任一见我那样儿，跟我丈夫急了：“谁干的？！谁干的？！”阿婆坐在门外，一听就吓跑了。我记得上手术台前，主任让两个护士使劲按、压我的肚子，说胎盘一上去，人就出不来气儿，没命了。
从手术室出来已经是早晨4点钟。主任看着我说了句：“你们这些人啊，怎么不要命了？”然后嘱咐护士给我输上液，就走了。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星期，办住院手续时还费了劲，人家急诊是不能不救，可孩子不是在人家这生的，按规矩是不能接收住院的。既住了，就只给大人治疗，不负责孩子。这一星期孩子只好放在姑姑家饿得嗷嗷叫，我在医院涨奶急得直发烧。40多天后医院给我做了复查说没事了。
我住院时才知道，在北京因为生孩子来看急诊的，大多是外地人。我明白她们的心思，一怕花钱，二不当回事，三呢，超生怕被人查出来。我原来住的地方街道上就查的特别严，我怀孕时就谎说是生二胎。老家那边也查的厉害。为这，我刚出满月就回安徽老家一趟。目的是给儿子上户口，但我不能先去做这事。我先到卫生院做了绝育手术。因为按照规定我生完二胎（第二个女儿）就必须做绝育，可我当时没做，想再生儿子。后来带二女儿进城打工，累死累活养孩子拖累人挣钱，我就跟丈夫说，咱别生了，生的起、养不起。可丈夫说不通，他说咱拚死拚活也要养儿子。再说，因为没做绝育，已经被罚了两次，头次是罚2000块钱，第二次人不在家，让家里的爷爷奶奶捎信，限一星期，如果人不回来就拆房。拆就拆呗，反正也没人住。一村子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剩下老老小小。
一年检查两次被罚两次，一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我丈夫从受罚以后急得不行，天天跟我唠叨，赶紧生吧，再不生又要罚，罚到什么时候呀。我就赌气说，哪我就回去做绝育不就不罚了吗？他一听就急得求我，再不生个儿子没脸回老家，人家会背地里笑话咱。
说实在的，我这次怀孕开始还是不想要，我进城比丈夫早好多年，城里人的事也看明白不少。女的在城里好找工作好养活自己，男的找活就难，女的一点也不比男的次，在农村比的是体力，家家户户还是有养老的问题，可城里谁也不靠谁，其实，我妈也挺开通的，她就跟我说过，咱家两男两女，如果你姐妹俩都是男孩就把我累死，盖房、娶媳妇、带孩子。妈这些年在外当保姆挣的钱都用在这些事上了。可我怀孕到3、4个月时经不住丈夫搬来了姑姑一家子苦苦的劝。说到4个月托人做个B超，要是女孩不想要就去做人流，男孩呢，就是命里注定。
就这样，“命里注定”当了一回“超生游击队员”，还差点送了我的命。我现在见了安徽老乡，生了三个四个非要生男孩的大肚子，就忍不住好言相劝：别生了，不划算。人家不爱听，气恨恨地抛给我一句话：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许，涌进城里的我们这辈人，还得等个十年、八年才能想通？你说呢？
阿妹是我家请来的小时工。那天我俩谈起这个话题时，阿妹笑说，她丈夫就像是一只进了城的乡下老鼠，老是想乡下的事，愿意走乡下的土路，城里的事他还没搞懂。她说，其实我虽跟着他走乡下土路，但心里挺不舒坦，不想那么做，挺无奈的。
阿妹不知，城里老鼠其实也有包袱和无奈。比如因为生了女孩。丈夫及家人歧视、虐待甚至赶出家门……阿妹瞪大眼睛很是吃惊。我说，其实现在看，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的区别挺大，不过也有相同的地方。乡下老鼠觉得只有沿着土路走才觉活得有劲，所以他不怕拆房受罚；城里老鼠呢，虽说脚底下已经习惯了走在干净宽敞的柏油路上，可也有的总觉心里惶惶，有点怀念硌脚指头的土路。
阿妹听了咯咯直笑，说老鼠的比喻不好，过老鼠一样的日子更不好。人干吗不拿自己当人呢？我说就是，人与老鼠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理性，在繁延后代的事情上知道计划，而不是光凭本能，这样人就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阿妹说她能体会得到女人的尊严是什么。她说像老鼠一样一窝儿窝儿生孩子的乡下女人哪里还敢想尊严呢！与她同进城里的一个姐妹，现在已经生到第七个女孩子，她丈夫坚持要她生一个男孩，养不起孩子，已经有两个送人了，每次送人她都跟丈夫又哭又闹不让送。她丈夫就打她骂她是笨猪。这些年，我看到她的时候都是挺着大肚子，哭着脸，还要做工，从不敢休息……
我说其实女人要想过有尊严的日子，维护自尊是第一重要的，你有没有想过？阿妹点头。她说我们这些姐妹进城以后其实变化都挺大，原来没主意，现在会打主意了也不是非要生男孩。就是男人，丈夫们死顽固，我们还是没办法，我们其实活得挺累……但是，你们比男人在进步，我说，阿妹苦笑。
阿妹是苦笑她们这代乡下人“开化”的太慢，害她也走不出老路。关于城乡步伐的不一致，的确也曾引起过学者们的担忧。担心城市和农村人群不同的生育状况会引起整体人口素质的消极变化，会出现“逆淘汰”。我曾就这个问题讨教过国家计生委的蓝野先生，他说自70年代初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城乡人口的生育水平差异在逐渐缩小，1982年城市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58，农村人口则为3。32，相差1。74，而到1990年，两者分别下降到1。55和2。54相差0。99。农村妇女生育孩子数无论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比过去有了大幅度下降。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部门转移，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将会逐步下降，不会出现越生越多和“逆淘汰”现象。
我是进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