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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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调查和实行“两规”的决定。
　　这时慕绥新的心情复杂极了。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被“两规”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胡长清、成克杰的形象不断在他脑子里闪现，自己会步他们的后尘吗？不！他从小就想做好人，不想做坏人，他努力地干事情，而且干成了事情，他只是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他看着刘丽英，刘丽英的表情很沉重。他想知道上级对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我们的官员在紧要的关口，总是想到上级，岂不知群众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也多少起着一些作用。他的问题最终能暴露出来，就是群众的举报信引发的。不过如何查处，那就由上级说了算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像慕绥新这样的人不会被放过。他想知道中央对他有个什么看法，有个什么结论，这显然是太早了。这得通过调查，才能最后下结论。他太着急了。不过，叫谁，谁也是沉不住气。这好比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心里没底。
　　但他很快也就把问题想明白了，他希望能够得到保护。这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能太大，或者说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能太大。他收了许多人的钱，也给许多人办了事，但是收了钱而没有给办事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一律非常小心地把钱退回去了。一是为了心理平衡，不欠人家的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心存怨恨，事后举报他。
　　但他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有人举报，上边知道了，怎么办呢？风气不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这个风气嘛，法不责众嘛。所以对有人会告他，反映他点问题，他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哪个领导干部不挨告？女人怕生孩子就不要跟男人睡觉，干部怕挨告就不要当领导。但没有确凿证据，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自己说清楚也就算了。
　　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得看自己的综合实力，即上边是否有领导赏识你，下边是否有自己的势力支撑着你，中间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政绩，三者缺一不可。他经营多年，自认为这三方面都不弱，铜帮铁底，牢不可破。正因如此，平时他才认为不会有问题，才那样大大咧咧，一种不严加防范的样子。如今出事了，他该怎么办？
　　看来上面的态度他是左右不了啦，下边的支撑也许还会发挥一些作用，主要是看自己了，能否把问题承认得最少，把“政绩市长”的形象保持下去。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大闺女上轿——头一遭。不知是什么“待遇”，是否很严厉？自己的病肯定是保证不了治疗了。但是令他非常感动，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慕绥新案的公诉人在法庭上
　　“进去”以后，没有急着跟他谈话，好像根本就没有跟他谈话的意思，把谈话的事给忘了。这使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是上边有人在关照他，发下什么话来了。其实发下来的话就是“办案服从治疗”，这不很对吗？先不跟你谈话，别影响你的病。还是住在很高级的病房里，对他的病却比过去还当真了。那些办案人员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过去是怎么治的，经过几个阶段，都用过什么药，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能说出过去治疗的某些重要的细节，很流利地说出那些非常绕口的进口西药的名称。功夫下得真到，功夫下在了办案之外。那些很知名的大夫本来是有些派头的，但在这些高水平的“陪护”人员面前也不敢摆了，恐怕稍一不慎被挑了眼。
　　专案组又为他抽调来更知名的医生，连护理人员也换最高级的。他非常感动，他有点躺不住了，病不下去了。
　　他也知道了大家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奉了谁的关照，在保护他的政治生命。怎么说更好呢？与其说放过他就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倒不如说查处他才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党的政策一贯是“治病救人”。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绝不是要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要抓住他，就必须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
　　但也用不着这么精心和重视啊！用得着。这是在让他受到感动，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虽然把这一切都看透了，他还是感动了。感动了就好办，就是要你的感动。鏊子好了，烙的饼也好。感动了你就不对立了，至于你说不说先不管，那是下一步的事，下一步你也必定会像第一步受感动一样，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种设定好了的程序之中。现在你已经感动了，好，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感动的，总之你感动了。也许你觉得大家伙都很不容易，这么多人围着你转，组织医生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一套不行，又换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你明知道这不是大家的最终目的，更不是大家的专业，大家不会特别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赶快拿到你收钱的数字，但是不行，大家得强制着自己干这个，干医生这行的事，还得像背外语单词一样，把洋药名背个烂熟，你说这有多么不容易吧，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上感动了。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做好了谈话的思想准备。他精神饱满地等着了。但办案人员说不行，他们还得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求护理人员的意见。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他们征求完意见，又跟医护人员反复推敲，设计好谈话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应对。他们特别地有耐心。连他自己都没有耐心了。其实事情办到这种程度，真正科学的比重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在看火候。火候正好的时候，才跟慕绥新谈。他们认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最能接近谈话的大方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不会指望他第一次谈话，他就会说出什么问题的。
　　后来知道，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地被感动之后，特别感觉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也感觉到了党组织的强大。党要专心办一件事情是没有办不成功的。他出任市长的时候，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很难，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那么就由组织给你解决吧。腐败没出现的时候，或者正在出现的时候，解决起来的确很难，腐败者一旦暴露，并且被列入目标，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他是配合组织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按照他一贯的坦诚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但说出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彻底完了。他很看重那个机会，他很难全盘接受“贪官”这个事实。
　　事后他总是再三再四地对人表明：“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最喜欢他。”

（）
　　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他想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贪官。从他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可以判断当时他是极力想给自己保留一线生机的，以便东山再起，大干一番。
　　他是这样说的：“短短几个月揭发出的事实，让我明白地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不是一个好市长，是一贪官，是党和人民都唾弃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市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的、朴素的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城市没有搞上去，老百姓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退出舞台，不想就此谢幕。几个月之前，他还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引进的雪佛莱汽车生产线建设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中下线了。他本来应该在那个热烈的场面中去剪彩，但却成了旁观者。这时候他才无比珍惜地看到，过去当市长的日子是多么好，多么宝贵，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将是失去了干事的权力，为了一堆废纸，为了一堆罪证，失去干事业的权力！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是不想失去的。
　　非法起跑线
　　第一次谈话开始了。本来双方都筹划了这么长时间，慕绥新一方应该早就做好了防守的准备，任你怎么攻，我都有应对之策，稳如泰山，巍然不动。专案组这一方肯定也想好了进攻的招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战幕拉开恰恰相反，办案人员很程式化地交待了一些政策之外，几乎不再问什么话，不再说什么话了。
　　慕绥新却忍不住了。原来他的策略根本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以攻为守。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干什么事都是杀杀打打，冲在前边，绝对不会当肉头。但干别的事，这或许是个优点，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这么干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露，没什么好处。
　　他却这么干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具体，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出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坚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交待了受贿、非法所得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子把我交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物交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十几万，几万美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配偶子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管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种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告诉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违法的事。我回去和他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说都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兑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看看，很马虎，根本没当回事。看来只让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必须走到这最要命的一步，才能了断。
　　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点儿，重点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即再当市长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现在水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提了两个问题，就不再说什么了，谈话就结束了。慕绥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