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金三角-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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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8年秋，我乘坐的“波音－757”飞机像头钢铁大鸟，在亚洲东部和南部上空划了一个很不小的弧形，终于风尘仆仆地降落在曼谷机场。我是带着无数沉甸甸的疑问，和更加沉甸甸的期待走下飞机的。
临行前我多了一个心眼，我想万一丰先生不可靠，不认账，说话不算数，到头来陷我在异国他乡还不是寸步难行？于是我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家泰国公司办事处，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帮助我进入金三角采访。一位可能是华侨同胞的负责人听完我的陈述，他显然把我的个人请求误解为怀有某种不大光彩的可疑的经济目的，比如诈骗什么的，他回答说，敝公司在金三角没有业务，无法提供帮助。
倒是一位本地经济电视台的朋友，听说我要独闯金三角，二话不说赞助我一笔采访经费，替我解决一个沉重的后顾之忧，令我至今仍然感动不已。
我一度寄予厚望的丰先生似乎没有把我的采访当回事，或者说是一种有意冷淡，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出发前我在国内打了若干电话，发若干传真，丰先生只在那头简短吩咐：你到帕塔亚来。我说你叫我独自一人怎么到帕塔亚来？再说你的大房子在什么位置，那天夜里我完全弄不清楚。他说你到了帕塔亚，再给我打电话。我想这个丰先生真是不近人情，他怎么不替我想想？身在异国，语言不通，两眼一抹黑，谁都会弄得寸步难行的。但是我转念一想，从成都到曼谷有多远？你能够从成都到曼谷，为什么就不能从曼谷去帕塔亚？你凭什么要别人专门到机场接你？这不是一种奢侈的要求么？如果你能有幸进入金三角就很不错了，还讲什么条件！我想也许丰先生有意考验我，看看我这个大陆作家能力如何。我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个小问题，当年斯诺从美国到延安采访要克服多少困难，如果我连这点小小的困难都克服不了，配到金三角采访吗？你不是给自己丢脸吗？
走出曼谷机场，丰先生果然没有到机场接我，好在我拨通一个帕塔亚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我不敢怠慢，立即又拨通另一个曼谷电话，这回对方有人了，丰先生在电话中说：我在曼谷，你到×××地方来。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倒说得轻松，让我差点千辛万苦跑到帕塔亚去了。此后我颇费一番周折才在曼谷市郊一幢巨大的别墅里找到丰先生。我发现丰先生有个癖好，就是喜欢住大房子，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指挥手下人把一些大大小小的木头箱子搬上楼去。他是个干练的人，不耐烦回答我嗦嗦的问题。他说：“你到了金三角去找李国辉的副官，他会对你讲的。”
我心中一喜，连忙问李国辉副官在哪里，怎么找？
丰先生更加不耐烦，他提高声音说，你急什么？……到那边人人都会告诉你！
丰先生的话给我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金三角人人都是活历史，都能讲出一大堆关于李国辉的精彩故事来。其实后来的事情远非那样简单，几天之后我与向导兼翻译小米以及司机驱车一千多公里进入金三角山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还要叙述，我很快发现并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国辉副官是谁，住什么地方，为我提供采访线索。金三角是个地域宽广的概念，它的确切地理分布包括一片面积约为台湾七倍的重重叠叠的亚热带高原山区，和山区众多民族组成的复杂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个如同汪洋大海的广阔天地，人人都像微不足道的鱼虾，时光转瞬即逝，除了几个称王称霸的大人物留在人们记忆中，谁又会对一个过时的副官，一个小人物的下落知道多少呢？
万事开头难。初进金三角，一切采访工作都是那么仓促而又杂乱无绪，我像个勇敢而莽撞的水手，被迎面打来的海水呛得直翻白眼。我的采访常常浮于表面，好比不谙水性的渔夫尽捞起一些浮萍和泡沫。我不是说浮萍不重要，但是河流的灵魂是大鱼，诚如古语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那些翻江倒海的精灵而不是泡沫主宰金三角历史。我将第一个目标锁定李国辉，他始终藏在水下，像一条曾经兴风作浪的孽龙，将真面目躲在历史烟云的深处，令我望洋兴叹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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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李国辉副官的种种努力好比大海捞针，基本上没有线索。一连许多天，我顽强深入金三角腹地采访，同时到处打听李国辉副官下落，然而收效甚微。杂乱的历史碎片无法与现实图案拼贴起来，历史暗河错综复杂，常常令我寸步难行。我焦急万分，眼看宝贵时间在我手中一点点流走。
这天我们偶然经过一个地名叫马鹿塘的掸族寨子，停下车歇脚吃饭，这个寨子很小，小得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向导小米和司机小董三人。小董是金三角汉人，也是国民党残军后代，我雇他的车。我照例同小米到处走动，拍资料照片，同山民拉闲话，问些不经意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发现在金三角，当地人对于外人总是很戒备，眼睛里露出警觉，好像外人都是奸细或者敌人。我的采访显然属于引人注目的那一类，因此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许多探究的目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过敏，反正这些目光常常令我感到芒刺在背。这天我从当地人口中偶然得知，寨子里有两个汉人老头，谁也说不清他们有多大年纪，反正已经很老很老，算得上当地的古董。据说他们从前都是“小李将军”的部下。
我不禁大喜过望！
“小李将军”就是李国辉，是金三角人区别于另一位国民党将军李弥的称呼。感谢上帝，功夫果然不负有心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屈指算来，李国辉时代距今已经半世纪，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他的副官如果活着当然应该很老很老，如果他们不是很老我才不会这样高兴呢！我私下已经确信，我苦苦寻找的李国辉副官一定就在眼前。
我当即改变主意住下来，然后迫不及待登门造访老人。在金三角，别人告诉我，贸然登门是件不得体的事情，所以我按照他们指点，去大路的镇上购买一些价格不菲的礼品，比如美国奶粉、西洋参、韩国高丽大补汤之类，作为见面礼。当我第一次拎着这些沉甸甸的礼品，就像拎着自己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忐忑不安地敲开寨头一家铁皮屋门，一股历史的霉灰味扑面而来。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老人。
他是个真正的耄耋老者，偎在火塘边，佝偻身体，裹一条当地掸族人的毯子，微闭眼睛好像睡着一般。我看见火光在他干枯的脸皮上跳跃，投下许多皱纹的阴影，他的头顶看上去好像落了一头霜，或者因为潮湿的雨季发霉长出白毛来。他听见动静只动了动眼皮又慢吞吞地合上，我觉得他像一只千年老龟，已经从唐朝或者更早的朝代活到现在。我想如果活人用这般静止的姿势打发漫长时光，我相信他已经变成一个会呼吸的化石。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想她是汉族，尽管她的衣饰是掸族，她的身份应该是他的孙媳妇之类。她凑在老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化石慢慢睁开眼睛，这次我看见他的目光并不十分浑沌，也就是说还没有老到糊涂昏聩不知人世的地步，这一发现令我暗暗高兴。老人目光并不到处费力寻找，而是像苍蝇一样准确落在我的脸上，我相信他是凭感觉，或者凭气味嗅出我的陌生气息。火塘的光亮反射在他枯萎的眼窝里，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更像一个木乃依。我恭恭敬敬献上礼品，中年妇女立刻替老人把礼品收走了，然后对我说，你跟他说话大声些，他耳朵背，你坐过来挨着他。
我巴不得挨着老人，经验告诉我，这样做会缩短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老人像雕像一样久久凝望着我，我猜想他久居深山，已成洞中之人，不食人间烟火，他大约从未接触过像我这样来自文明社会的不速之客吧？当时我身穿一件米色短采访服，右肩挎一架微型摄像机，左边是自动照相机，胸前挂着采访包，兜里暗藏采访录音机。他嚅动着嘴巴说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我以为那是一句缅语或者泰国语。我凑近他耳朵大声说，您说什么？
他又嚅动没牙的嘴巴，这回我听清楚了，他说的是汉语，而且是北方口音！他像一架漏气的风箱，嘶嘶地说：你从香港……来吗？
他居然知道香港！我摇摇头，他又嘶嘶地说：从……台湾来？
我大声告诉他，我不从台湾来。我是大陆作家，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看见他眼珠亮了亮，好像电压不足的灯泡突然充了电，但是他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表情，我想这是他面部肌肉太老化，神经已经失去作用的缘故。铜壶里的水噗噗地开了，溅到火塘里，灰尘扬起来，老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脸皱在一起，表情很痛苦。我连忙替他捶背，我猜他一定患有老年性哮喘或者肺气肿之类疾病。我想起采访包里有咳嗽药，就取出来请他服用，但是遭到他拒绝。我看见他的腰越佝越低，身体蜷曲，好像同体内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我想要是在城市，他怎么也该住院治疗。后来还是那个中年妇女出来，喂他半碗黑糊糊的什么汤汁，他的咳嗽才渐渐平息下来。咳嗽耗尽老人体力，他像架能量耗尽的破机器，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渐渐沉入半睡半醒的休眠状态。
我只好轻手轻脚地告辞了。
没想到第二天再次登门拜访，竟吃了闭门羹，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推辞说，老人身体不适，此后几次求见均遭婉拒。
我明白这是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就是说，我这个来自祖国大陆的作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至于其中原因，我猜想可能还是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我愤愤想现在什么时候了，海峡两岸都在搞统一，一国两制，实行“三通”，他这个老顽固怎么这么陈旧，还生活在发霉的阶级仇恨里？万般无奈，我只好转而拜访另一位老人，不料登门才知，那人早已中风瘫痪，老年痴呆，连话也不会说，我只看见一具会呼吸的干尸。
很显然我在这里遭到历史狙击，问题在于，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上，不由我支配。说服老人，帮助他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向他宣传大好形势，或者再讲一遍关于我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我著名的姑婆如何嫁给蒋纬国先生的故事？恳求他帮助我，以情动人？如此等等，我绞尽脑汁，可是别人根本不给我机会。他根本不见我，就像面对石壁，你能让石头开缝么？一连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欲罢不能，欲采访也不能，我该怎么办呢？
这天下午，寨子里突然发生一件事，这事看似与我这个外人无关，但是它的结局却意外改变我的处境。一个年轻产妇难产，立刻惊动全村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榻这间小旅店是村里唯一旅店，其实也说不上旅店，一间大房子几张竹床，相当于鸡毛店，平时只有过往马帮歇脚。店老板是个很老实的掸族人，名字叫若埃（音），会讲几句汉话，他慌慌张张来敲门，拉着我结结巴巴说客人救救罕娜。
罕娜就是那个年轻产妇的名字。我弄糊涂了，连忙声明我又不是医生，拉我去做什么？若埃把我拉到一间被称作“公房”的大房子里。公房外面已经围了很多村民，大家表情沉重，都不说话，默默让开一条路，好像我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救星。等我进屋一看，倒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穿白大褂的医生，除了香案上供着菩萨和供品，只有两个面孔黢黑的老女人（接生婆）在摆弄那个产妇。产妇已经没有声气，地上淌了许多发黑的血。很明显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她们只好不停地往产妇嘴里灌黑糊糊的汤汁。即使我从未学医，我也看出来如果再折腾下去大人孩子肯定都没命了。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讲述过一位上海女知青死于难产大流血的故事，那是知青年代发生在云南边疆的惨剧。然而世纪末在金三角，我又面对另一出即将发生的同样惨剧。我着急地说干吗不快请医生来？若埃哭丧着脸说没有医生，村里女人都这样生孩子。我说村里有懂医的人吗？她需要输血而不是灌那种破汤，要不赶快送镇上医院。若埃回答说镇上没有医院，勐回也没有医院，整个百里范围内都没有医院。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你们不生病吗？生病怎么办？若埃不说话，我明白他的话是真的，如此广大地区，方圆百里竟没有一座医院，甚至一所小小的卫生所？……远离文明与科学，这就是金三角人一直面临的生存现实。我说你快告诉我，我能帮什么忙？若埃低声说，客人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