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金三角-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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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亚洲野象慢吞吞地走出树丛，走到江边饮水。这头性情温和的庞然大物看见轮船经过，只是抬起头来注视片刻，丝毫不为人类干扰所动，又埋下头专心饮水。
再往前走，江面突然开阔起来，水流变得平缓，远远看见江岸边一溜狭长的平地，大榕树下露出尖尖的铁皮屋顶来。小米说，那就是江口寨了。江口寨有百十户人家，从前过着原始野蛮的生活，山民以种大烟为生。从走私商人手里换回布匹、盐巴、煤油和其他物品，这就是说，江口曾经是个毒窝。因为交通不便，至今毒品走私还是十分猖獗。我想起钱大宇说的话，这一带有坤沙残部活动，匪帮割据，形势十分复杂，不禁有些忧心忡忡。
船靠岸，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个凶险莫测的世界。当然我得声明这不是结论，只是主观印象，而且可能是先入为主的错觉。同任何旅游地不同（这不是旅游地），当地人用一种阴沉沉而不是热情的目光迎接下船客人，尽管客人很少，基本上就是我跟向导小米两人。他们一群群蹲在自家竹楼前，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空中交织，黑黝黝的脸像粗糙的石头模具里倒出来一样，你根本看不出这样的脸上会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却能感觉他们的目光是不友好的，警觉的，有预谋的。这就让我实实在在感到背上有些不寒而栗。
如果钱大宇在身边，我也许会感到踏实些。尽管我对他的神秘身份一无所知，但是他经验丰富，在金三角如鱼得水，至少可以替我采访保驾。小米才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所以这天住下的时候，我对小米说：“咱们夜晚睡觉惊醒些，别糊里糊涂让人做了手脚。”
我此行目的地是江口、国军老机场和猫儿河谷，与勐萨不同，这条路线不通公路，没有汽车，都是山路，就是所谓金三角腹心地带。钱大宇安排我到了江口以后随同一队商业马帮行动，商队老板是个泰国华人，名字叫蒙小业。我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考察采访历史旧地和遗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地区发生过轰动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战争。这场大战彻底改变金三角的力量格局，直接导致鸦片军阀罗星汉、坤沙崛起。二是我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有机会获得一些意外收获，比如采访（如果可能的话）贩毒集团首领，实地偷拍一些贩毒照片，跟随贩毒集团作某些实地体验，等等。
当然我知道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你是贩毒集团首领，你愿意被曝光么？愿意被人了解内幕么？但是鼓舞和支持我想法的是一部名字叫《金三角鸦片军阀》的纪录电影，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70年以及八十年代中期深入金三角拍摄的，主要方式采用偷拍，在当时西方极为轰动。美国人七十年代能做到，说明机会和疏漏还是有的，金三角并不是铁板一块，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决心不惜冒险一试。
目前就我知道的形势，金三角靠近公路、水路等交通带，贩毒活动极为隐蔽，或者说毒贩已经转移到人烟稀少的深山里。现在我所选定的路线远离交通要道，距离约为一百多公里，是金三角腹心地带，没有人向我担保会与贩毒集团打交道，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第二天下小雨，我在寨子里到处走了走，这是个掸族山寨，居民生活可能比我想象好些，我看见有的竹楼顶上竖起锅盖一样的电视卫星接收天线来。有电视就会有文明，就会少一些愚昧和野蛮，这个景象使我稍稍感到一点欣慰。这里男女老少一律穿掸族服装，他们的皮肤都被亚热带太阳灼黑，看不出谁是汉人的迹象。我猜想他们中间应该有汉人，难道当年国民党残军总部就没有留下几个人来？
河对岸是老挝领土，山民过河全靠一种俗称“水板”的大竹排，我看见人们把骡马牵上竹排去，货物卸下来，人团团蹲下，篙手一声吆喝，两三枝篙同时插下水，竹排就斜斜地向对岸撑去。如果雨太大就撑不了。上游暴涨的洪水会将沙滩河岸全都吞没，浊浪滚滚，河面打着屋顶大的旋涡，不时有树木、房屋和淹死的牲口冲下来。好在这天雨不大，我看见到处笼罩在烟云中，一片湿淋淋的景象：山是湿的，树是湿的，寨子和竹楼是湿的，人也是湿的，连空气都能挤出水来。
下午无事可干，我与旅店老板聊天。老板是个中年男人，长着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头天小米就悄悄告诉我，老板有两个老婆。我果然注意到，他屋子里有两个掸族女人，年轻那个手中抱着婴儿。我们谈话通过小米翻译。我问他你们寨子，或者江口坝子有汉人吗？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人？老板回答：汉人走光了，汉人把我们寨子也烧光了。
我说：你指的是不是1961年战争？我想知道战争遗迹在哪里？
老板声音拉长了，喉咙里发出一种像野鸭子的叫声，我知道这是掸族人用于表示惊讶或者愤怒或者感叹。他说：啊嘎嘎，你们汉人，在河边上杀了多少人，河水都染红了。
我来了兴趣，我说：到底杀什么人？谁杀谁？怎么杀的？还有你们掸族寨子，又为什么也被烧光了？老板只管摇头，弄得我一团糊涂，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我说你们是什么时候重新盖房子？你是这里人，还是从外面迁来山寨的？
这里面有个误会，在当地话中，“盖房子”意指娶亲，所以老板停止感叹，自豪地回答：寨子里婆娘多，我用了三匹马换了第一个，又用两匹骡子换了第二个。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这座寨子曾经毁于战火，国民党残军总部遗址就在我下榻的旅店附近，也就是说毗邻寨子。当地老人还记得，说那些汉人的房子多得像树林，可惜当年那场战争引起大火，不仅烧掉国民党房子，连同掸族寨子一道遭殃，被烧成平地。
这天夜幕降临，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江口湿淋淋的土地上。当年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虽然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湄公河，但是江口寨子的居民已经换了几茬人，湄公河上有了每周定期开来的机器船。我站在世纪末时间隧道的驿站上回头张望，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许多年前的这片古老土地之上。他是个军人，有一张浙江人的有特点的窄马刀脸，着国民党陆军制服，佩戴的军衔是中将。随着历史之轮疾驶，我渐渐看清他肩头上那两颗银亮的星子在灯光下闪耀着暗淡的光辉。我认出他是柳元麟，国民党残军总指挥，金三角第三位叱咤风云的霸主人物。
（大撤台后，金三角只剩下六千余人的国民党部队。由于美国援助没有了，台湾的支持也有限，军队经费只能从金三角唯一特产——毒品中来。）
经过多年战争，到了六十年代初，国民党残军仍控制着金三角三分之二的山区。
第十五章 危机四伏
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由于派系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柳元麟的威信不够，特别是部队失去了共同的政治理想，于是内讧就愈演愈烈。最后国民党残军形成以段希文李文焕领导的三军五军的联盟。
金三角军阀割据的时代来到了。
第十六章 仰光枪声
（北京代表团访缅甸，残军派人行刺代表团长周恩来。阴谋败露，杀手们集体自杀。缅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日益发展。）
第十七章 兵车南行
（六十年代初，缅甸政府为除金三角心腹之患，协同友军从两个方向进剿残军。
大战一触即发。）
第十八章 “湄公河之春”
（残军面对两面夹击，采取了专打缅甸军队的策略。即便如此，战斗也十分惨烈。
残军以弱胜强的希望就在于炸开湄公河河谷上游湖泊草海子大坝，以水淹七军的招数打垮政府军。
政府军发现残军企图后，拼命阻止，两军在大坝上以死相搏。
炸药已经安装，却来不及引爆，残军含恨撤退，缅甸军民则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保家卫国的重大胜利。
公元1961年春天，由于国民党残军撤退到老挝，引起老挝局势动荡，从而引起东南亚国家强烈反响，台湾处境尴尬，遂命该部全部撤回台湾。这一命令到年底才告执行完毕。柳元麟总部及下属第一、二、四军部分官兵经由老挝、泰国空运返台，第三、五军大部分云南籍官兵拒不执行命令，自动返回金三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取消。所剩残余约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
柳元麟回到台湾，被当作前线归来的反共英雄和有功之臣。蒋氏父子把他当作忠臣对待，让他先后担任台湾国防部作战督察员，第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顾问，过起衣食不愁和特权阶级的优越生活。直到本世纪末的1993年8月还重新出山，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
与他在老挝分道扬镖的段、李、钱诸人命运则大相径庭。台湾虽然对段、李抗拒命令的行为感到恼怒，但是自家的儿子终归抛撇不下。后经蒋介石秘密下令，又将番号改为“东南亚人民反共志愿军游击总部”，下辖第三、五两军，段希文出任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李文焕任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
第十九章 罂粟王国
其实早在知青年代，我们就对毒品有过粗浅的感性认识，因为国境对面是金三角，我们常常难免与毒品打交道。一天有个缅甸山民躲在甘蔗林里拉屎，守青的女知青听见动静，以为有野兽，吓得险些尿裤子。跑回连队报告，连长带了一班武装包围甘蔗地，发现那个边民不仅拉了一泡屎，把甘蔗林弄得臭气熏天，还一口气偷吃了十多棵尚未成熟的青甘蔗。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严重，教育几句就放过了，我们知青也常偷吃青甘蔗，只是不在甘蔗林里拉屎。可是这天连长因为兴师动众，脚下不当心又踩了许多稀屎，臭得别人直捂鼻子，心里觉得很窝火，就骂骂咧咧地把那人押回连队。不料一审就审出名堂来。原来这人的竹背篓，上面装野果子，下面却是芭蕉叶盖着的大烟。
大烟就是鸦片，我们在学校上过历史课，知道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还知道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这天我们看见的鸦片很像狗屎，塑料纸包着，黑糊糊的，有两三斤重，换算成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就是一千多少多少克。依照今天的禁毒标准，算得上一件大案要案，而破获大案要案的人，当被授予禁毒英雄称号。可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吸毒，抽大烟似乎是一百年以前林则徐时代的事，与我们生活无关。我们都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知青，头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这些被称作鸦片的毒品就是扔在大街上也无人能识。
边民被押走了，那包大烟先是放在连部会议室，大家嫌它气味难闻，又扔到仓库里，许久无人问津。有次我们知青在仓库里干活儿，有人翻出那包东西，大家都好奇，有人提议尝一尝，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意的就挖下指甲盖大小一点，塞在纸烟里轮流吸。我不敢吸，只嗅嗅那股飘来的烟味，觉得不算难闻，但是有人称赞说味道硬是要得，比“红塔山”还好抽。问题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呕吐，还拉肚子，于是偷吸大烟事件败露，在场知青都受到处分，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来短暂出境流浪的错误行为。
六七十年代，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对面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往来却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只是偶尔，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山民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地，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但是当我流浪到金三角北部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心头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原始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