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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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上送了几个材料：
一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两个剧本的摘要。因为有些人反映，鼓吹海瑞的剧本不只《海瑞罢官》——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要批判？
一个是报上登了演过海瑞的京剧演员（谭元寿）的检讨文章，说自己没有文化，缺少鉴别力，演了坏戏——难道不单编剧要检讨，演员都得检讨？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反映郭沫若紧张不安，说了一些自责自损的话，并有想辞职的表示。张和我们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游海南，写过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后，《光明日报》等报纸的内参刊物不断反映学术界不少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这些内刊郭都能看到。张的反映，郭的海瑞诗，内刊对郭、范的反映，也汇成一份材料。对郭老、范老这样的人物，党得有政策。
熟悉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序幕阶段历史的读者，都会了解，这些材料，就是准备《二月提纲》的那些材料，就是提出左派整风和警惕左派成为“学阀”的那些材料，就是后来被指责为中宣部“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那些材料（康生还指责中宣部用了考证的方法来打击左派），也就是中宣部阎王殿“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这条大罪的由来！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八、“两个癌症”
周扬动手术前，林涧青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他。为了不烦扰他，上述这些棘手的事，没有同他谈。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看得出来，周扬心情不轻松。
他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太多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法分辨清楚了。在文艺整风中，在批评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时候，“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周扬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话，批评有些同志“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传统”。按照当时已经“左”得厉害了的斗争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周扬是不是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会成为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癌症呢？
周扬的肺癌手术动得很成功。为酬谢医生，中宣部请他们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至今我还记得它的故事情节。
“三十年代”的问题，不出周扬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几乎置周扬于死地。也是这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四月，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来。里面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三十年代文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十年代后期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就成了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打倒在地的头一个中宣部“阎王”。批判周扬的发难之作，登载在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上。批判的内容，就是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和在一九五七年批判冯雪峰的时候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文章的由头，就做在《鲁迅全集》中周扬审定的给徐懋庸的公开信的题注上！
后来陈伯达倒台，批陈的一个内容，又是他在三十年代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
这就是我在开头写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九、总结三十年代
荣天屿同志纪念周扬的文章告诉我们，总结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是周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这个“多年来”，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是不是从他在医院里讲“两个癌症”的时候开始？还是从他在卫戍区和秦城被囚禁的那些岁月开始？
《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评价，是给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不是只给鲁迅一个人的。一个人形不成一个翼。左翼文艺运动不只是几个口号，几场论争，而是持续很长时间、产生许多作品、扩展到广阔领域和形成了颇大队伍的整个文艺运动。总体上说，左翼文艺运动配合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为扩大革命的影响，为引导和动员更多的人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起了巨大的作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同《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科学论述，同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从五四开始的历史论断，是不能相容的。
“国防文学”的口号，有多大错误？什么性质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后，中宣部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把周扬从手术后疗养的地方揪回来斗争。我作为陪斗对象，也一度被叫到台上。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场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
至于两个口号这场同一阵营内部的争论，为什么发展到那样激烈和纠缠的地步，那教训是很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听周扬闲谈时说过：“我们那时候，对鲁迅的伟大，认识得很迟，对鲁迅尊重得不够。”他还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扬，那时党正在大力清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派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啦，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总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心愿。不过，他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大概已经表达了他的基本思路的轮廓。这篇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文章，都收在《周扬文集》第五卷中了。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十、总结十七年
除了总结三十年代，我想，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周扬文集》出版说明向读者作那样的许诺，他是不是就有了作这样的总结的心愿呢？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周扬一直在总结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周扬文集》第五卷中的许多文章，都带有这种性质。
一九七八年他热心地参加和参与推动了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了一句名言：“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这样说对不对，过不过？是有争议的。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听了这个报告，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就想，这里包含着对周扬在这个讨论中的立场的支持和肯定。
不久，举行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进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有理论界许多人参加的一次盛会。周扬在会上发了几次言。
一次发言，他建议集中讨论几个重大问题。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真理标准讨论估价的问题。显然，这也就是邓小平那篇讲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在这次发言中，他还说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派的问题。他认为，处于当时的情况，有些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对这场革命也是不了解的。有些造反派，还是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人，后来很多人都转变了，由拥护林彪、“四人帮”走到反对林彪、“四人帮”，有的甚至反对得很坚决。事物总是变化的，我们对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
这是通达的、宽容的见解。
另一次发言，他谈了“左”和右的问题。他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王明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一条“左”的路线，对党和国家的破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右比“左”好的结论。这是因为过去用“左”的观点批的那个“右”，有许多并不是右，而是正确的。至于真正的右并不好，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好？总之，“左”和右两者都不好，都应反对。“左”和右是相反相成的，它们往往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反右时出现“左”，反“左”时又很可能出现右，要警惕这个问题。
这也是很清醒的、不偏激的观点。这篇发言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之前，其精神同那篇讲话，是符合的。
在这篇发言中，周扬还讲到开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也就有过“左”的错误。后来搞什么人人唱歌，人人做诗，要求每个县里都要有个郭沫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找文化部谈了话，作了纠正。“大跃进”时期我到河南，到有的老乡家里一看，真是“家徒四壁”。杨献珍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个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当时并没有为此就整杨献珍。
随后，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恐怕是新时期周扬文章以显著地位在党中央报纸上发表的第一次。人们都称它为一篇扛鼎的力作。
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
一九八○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草稿的四千人讨论中，周扬作过一个发言。
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时，周扬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
说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间他多次去看毛主席时，周扬说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一次谈到文化工作方面问题很多，毛主席说：“也怪我没有抓。”周扬说毛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毛主席说：“我只是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没有全面抓。”最后又说：“我要抓！”“宁可搞错了再纠正。”不久，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就出来了。
说到检查文化部工作时，周扬说：毛主席对我说，“你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