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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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很赞成科学处的干部都钻一门专业，做一些研究，写一些文章，力求成长为一个方面的专家。那时，孟庆哲、李佩珊都是有中级学衔的人了，何祚庥、罗劲柏和我，在通常情况下一周有两天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去学习和研究专业，我们大家在处里经常在于光远带领下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发展规律的研究。

　　　　周扬肯定科学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当然都很听得进。

几番风雨忆周扬　四、《大辩论》

　　　　在这以后几年里，我记不起周扬关于科学方面的工作管过和说过一些什么，大概的确是管得不多。他主要管文艺工作，而文艺工作，我们只是旁边和远处的观众，依然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来“接触”。

　　　　这个期间，文艺界一会儿批评丁玲、陈企霞，一会儿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会儿开展整风，领导听取批评，接着又大反右派，真是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几个年头。反右派，反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众多名人，不仅有丁玲，还有冯雪峰、艾青，等等。批判冯雪峰，又涉及鲁迅那封公开信，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争论是怎样被扯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

　　　　这个时期，周扬最有影响的文章，当然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说这篇文章最有影响，不仅因为它是周扬写的总结这场大事变的大文章，而且因为它经过毛泽东主席看过，毛泽东还为此给林默涵写了一封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说是“小的修改”，有不少是重要的修改。这个情况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至少中宣部的干部都是知道的。那时不像后来，没有把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一一用黑体字标出或传达的习惯。但是，有经验的人们从文气上就可以读出哪些是毛泽东的手笔。“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这样的话，其口吻，其分量，自然非毛泽东手笔莫属。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五、《大辩论》收不收入文集？

　　　　历史后来证明，一九五七年的事情的意义及其后来的发展，并不像《大辩论》和上面引的这段话所作的估量和预见。一九八一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包括文艺界的这场大辩论，作出了同过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结论。党为在这场大辩论中遭受不实批判和后来遭到很多苦难的同志们，作了改正。周扬自己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不实批判和严重折磨之后，也改变了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并且多次诚恳地向被他错误地批判和打击过的同志道歉。他还多次申明，作为处在那样地位的领导人，他不能也不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知道那时的事情，也不见得都能由周扬完全做主。但是，那段过程和那篇文章毕竟是历史。历史可以重新认识它，分析它，却不能略过它。

　　　　然而，《大辩论》竟然没有收在现在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三卷里。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正是《周扬文集》第一卷就要编成出版的时候，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录，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我向他说，我很赞成他这个方针，我知道这样做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合现在的定规，我很希望《周扬文集》能树立我们国家理论界文艺界编文集的一个新风。不久，《周扬文集》第一卷出版了，出版说明中的确向读者公告：“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有的置诸同类文章的首篇。”

　　　　后来，听说对这个编辑方针还有不同的考虑。在又一次去看望周扬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了），我又向他力陈按原定的方针编文集的好处，从长远看、从历史看、从科学看的好处。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提出这种意见的同志是好意，担心收入和重印这些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的文章，会重新触动历史的疮疤，并不是想“埋没”这些文章，隐去周扬的过失。但是我想，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这些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来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致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一九八九年我提笔写《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原打算把这两次看望周扬时有关编他的文集的谈话记下来。一打听，却得知文集的后几卷已经决定不收录《大辩论》这样的文章了。这就是我那篇纪念文章没能写下去遇到的难处。现在，作为一个无关人士的议论，我还是认为，如果能让周扬写一下他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同《大辩论》一起收在《周扬文集》里，如这部文集的出版说明中曾经许诺的那样，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几番风雨忆周扬　六、李之琏和于光远

　　　　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扬没有过问。中宣部的反右派斗争，开头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也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周扬过问了。李是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委属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李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一九五五年定他们为“反党小集团”一案的申诉，采取了听取意见、客观调查的公正态度。这在丁、陈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为丁、陈翻案”的大罪状。中宣部对李的批判，先是在小会上，后来扩大参加者的范围，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都被扩大进来参加过几次。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眼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

　　　　不过，中宣部后期的整风中，在批评于光远的几次中型会议上，周扬给我们的印象又有不同。对于光远的批评，没有上到右派的纲上，但是有些发言还是相当尖锐的。最使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发言似乎是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热心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科学家，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作了总结。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但站得很高，没有太多具体的指责。代表科学家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立论，既说了只要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作为中宣部的科学处，当然要向党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转达科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要代表科学界，另一方面又说了，如果怎样怎样，那当然就要失去立场……这里记下的只是他讲话的大意，或者说，是经过我的印象和记忆过滤了的大意。总之，我们科学处的许多人从他这个发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评，又受到了保护。

几番风雨忆周扬　七、《科学十四条》

　　　　周扬在管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恐怕要算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他在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并不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报告的记录稿也没有整理成文，正式发表。似乎只不过是周扬数不清的内部讲话中的一次而已。《周扬文集》没有选这一篇。我想，这是编选者不熟悉自然科学方面情况的缘故。在我看来，是应该选入的。不单是因为这对周扬来说是他管自然科学工作的一篇代表作，他的文集应该包括这一侧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全党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讲的，是在听取了科学工作方面几年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的情况汇报的基础上讲的，是为了纠正违反这些政策的“左”的错误而讲的，是在许多问题上讲得相当中肯的一篇讲话。当然，对“左”的错误的认识，那时还不彻底，但确实在认真地纠正一系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讲话的当时和传达以后，受到科学界的极大欢迎。

　　　　这时，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同志正在准备制定《科学十四条》。周扬这篇受到科学界欢迎的讲话，自然受到主持这个文件制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的注意和重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文件草稿的讨论，我作为科学处的干部，从整社的农村回来，参加了十四条后期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及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长篇报告起草的文字工作，是同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等几个人一道执笔的。我们都很赞成周扬讲话中的许多好意见并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陆定一同志关于百家争鸣方针，这时也讲过一些精辟的意见，我们也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按于光远的说法，这叫做科学处参与“笔政”。科学十四条，第一条就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后来简称为出成果，出人才）。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讲了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第二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两个文件和文件的这些部分都是集中各方面意见包括许多领导同志意见的结果，而周扬那篇讲话中的不少意见，也反映在这几个部分中。说周扬这篇讲话重要，必须联系这个背景来理解。

　　　　此文现在在中国科协编的《科学技术团体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重要文件》中，可以找到。

几番风雨忆周扬　八、《文艺八条》

　　　　在中央调整农村政策（从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到农业六十条）的启动下，党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进入了以调整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科学、文艺、教育，这三个知识分子部门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面的，中央科学小组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的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

　　　　文艺十条的起草，都是文艺家和文艺处的干部参加。那时，我在参加高教六十条的修改。在文艺十条修改为文艺八条的过程中，叫我这个科学处的干部“客串”了一段。这一段修改是在陆定一指导下，童大林来主持的。周扬也过问，但不很多，他说过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童大林按照陆定一的意思，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单列一条，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中一样。他们很重视把这一条写透彻，写突出，说这是中国党的学术文艺政策的创造，周也同意。童还根据陆的意见，主张党对文艺作品就是从政治上来判断，划分三类：一类是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党就采取提倡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党就采取反对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党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许的态度。党就从政治上管，不要从艺术上管。创作思想上艺术方法上的是非优劣，那是文艺专家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去实践，党不要管那么多，党的文件里面也不要写那么多。他们觉得十条中这方面的内容多了一些。对于这个意见，周也表示赞成。不过，他讲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情况。他说：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这样的三分法，本来是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那是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