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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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这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问题，一九六○年初邓小平就提了出来，邓选第一卷中收了他在天津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主题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会上也发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迹象。会后，中宣部科学处就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宣教动态》作过反映，说：“近来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现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各专门领域中胜利的提法问题，值得研究。”举了几个不妥的例子：“慢病快治”（中西医综合快速疗法）被宣布为“毛泽东思想在医学上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化学教学的新体系》一文，声称他们建立的新体系，已经“真正做到了以主席思想为统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的新体系”；一项关于高分子聚合物受辐射作用而改变结构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高分子化学中的伟大胜利”。一九六一年中央还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在请示报告中原来还写了：“现在流行的‘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自然科学新体系（或新理论、新学派）’这类说法，也以不提为宜。”由于上述“体系”问题的牵连，被删去了。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八、“疏花疏果”与“少慢差费”
第五个方面是：
“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少单位，往往把这些方面的问题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防止瞎指挥，而且也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教育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业务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便给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
第六个方面是：
“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在这些问题上，不让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把这些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对党的政策，是不对的。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地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的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和国家科委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
这两条是总结了反右派后和“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而写出来的。如果说，一九五六年提出百家争鸣，人们注意的主要还在学术理论问题上的争论，那么，经过反右派和科学工作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经过“大跃进”中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大辩论，科学工作中的许多不同意见和主张，都被上到资产阶级科学道路、因循守旧、专家路线轻视群众、反对“大跃进”反对党的政策这样一些政治帽子的纲上来了。甚至在果树栽培中，“疏花疏果”和“保花保果”之争，也被说成是少慢差费和多快好省的两条路线之争，传统的疏花疏果，是为了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到较少的果实上来，使果实硕大的做法，被当作少慢差费遭到批判，而保花保果，果倒是多了，可是个头却都小了。科学工作和生产技术上的许多瞎指挥，就是由政策思想上的这些混乱而来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九、中央批语：知识分子问题很关紧要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下开会，讨论了十四条和聂总的请示报告。除了前面讲到的康生的那条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许（康生也表示很赞许），认为可以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还认为不仅适用于科学工作，也适用于文教、财经等系统。根据会议上的讨论，特别是主持者刘少奇的讲话，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批语。
批语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我们党历来很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细致的工作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几年来深入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好地使用他们，才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应该改进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运用民主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仍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
这里提出了对过去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批判进行清理和甄别的问题，这是一件牵涉很广、影响很大的事情，同当时在党内对反右倾运动进行甄别平反，是相互配合的。当然，界限划在反右派以后，反右派的问题，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当时认为都还是不能动的。批语还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成绩就肯定，错误就改正。不要怕人家否定成绩，成绩是否定不了的；但成绩一定要实在，真有几分就说几分，浮夸了的必须核实，主动改正。缺点错误必须正视，有错就改，有偏就纠，不要回避问题，而要及早发现，及早解决。”
这些话几乎就是按照刘少奇的讲话写出来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画龙而未点睛
由科学小组启动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在《科学十四条》、请示报告和中央批语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受到科技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且影响到其他知识分子的领域。
但是，这个调整，在政策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到位。所谓画龙而未点睛，就是说，还没有触及重新确认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其实，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篇报告的特点，就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
报告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适应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需要，适应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前夜的迫人形势。过去，党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而到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代表中央，要求全党着重从建设的角度，从实现现代化和迅速改变科学文化落后状态的角度，从赶上世界、赶上时代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附注）
另一个方面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刻变化。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作两重分析：从经济地位上，承认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以取得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在土地改革划阶级的文件中，在工会法入会条件的文件中，都是这样规定的；从政治思想状态上，则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重分析中，过去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要是着重第二重分析。而到一九五六年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份，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把过去的两重分析统一起来，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
然而，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大家知道，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但是，八大报告没有重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结论，而是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重点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八大报告一方面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
当时，我们读到报告，对于没有确认知识分子会议的新结论，是敏感的。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问他，他说，他也提过，也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问到胡乔木，他是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起草者，又是八大报告的起草者，可惜他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他只是记得，就在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去查了这年二月二十四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但是，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也没有重申这个指示中的新结论！
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还解释过，世界观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难道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二元论的吗？
反右派以后，知识分子更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