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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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
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
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
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完稿于万寿塔下，三月二十九日改定。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一、真实的历史联系
一、真实的历史联系：《汇报提纲》和《科学十四条》
把《汇报提纲》说成同《二月提纲》是一条黑线，那只是“四人帮”批邓的政治需要。如果真要寻找《汇报提纲》同历史上哪个文件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可以说得上有这种联系的，就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央批准下发的《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通常说它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简称，我以为，从实质上应当说，它是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十四条”、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为报送十四条写给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聂总报告和十四条意见的长篇批语，这三者的简称，因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说《科学十四条》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一定的历史联系，根据有三：一是因为它们讨论的工作领域相同，都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时作汇报的中国科学院，又是集从前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三家任务于一身的组织；
二是因为它们都有针对当前情况进行纠偏的性质，《科学十四条》是针对反右派和“大跃进”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汇报提纲》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虽然两个文件的纠偏又都局限在必须继续肯定造成混乱的根源（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限度之内，但毕竟是着手去进行纠偏，而且纠偏的指导思想，如反对批判“白专”等等，两个文件也都有相联相通之处；
三是因为参加两个文件的具体文字工作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相同的，这就是两次都成为执笔的主力成员的吴明瑜（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和两次都参与执笔的甘子玉（他原来是聂总的秘书，后来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教育部）和我（原来在中宣部科学处，一九七三年重新工作以后也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教育部）。
当然，两个文件的主持者不同了，《科学十四条》的主持者是聂总、韩光、张劲夫、杜润生，《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两胡是不是意识到这两个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大好说。我以为，胡耀邦大概会意识到，因为他这时担负起科学院的领导工作，翻看了中央关于科学院工作的历史文件，并且要吴明瑜参加《汇报提纲》的起草；胡乔木大概多少也有一点意识，不然他为什么要找甘子玉和我参加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的修改呢？从我们参与两个文件执笔的人来说，的确意识到两个文件的历史联系，而且希望这次能搞出个经毛主席直接过问和批准的文件来，按我们那时的认识，认为这样的文件就可以立于不倒之地了，果然能够如此，也可以算是我们在科学领导机关工作多年，终于遂了一桩心愿。
谁知这样一个可怜的心愿，也未能遂了。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二、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
我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底从农村整社回来，被派去参加《科学十四条》的修改定稿工作的。
在农村，我亲眼目睹了三年“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困难的景象，亲身体验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扭转局势的威力。在十二条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草案）。我们在县里办公社、大队、小队干部轮训班，讨论和贯彻六十条，广大基层干部非常拥护“以生产队为基础”（即把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权利下放到生产队这一级），其兴高采烈之程度，对于我这样的不熟悉农村的人来说，真是出乎意料。在轮训班上，忽然传来消息，说是邻县什么地方已经允许“包产到户”，也就是“以农户为基础”了。一位小队长来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并且说：“如果真的允许包产到户，我不但要举起双手欢迎，连双脚也要举起来欢迎！”这个反映更使我震惊。当时，我还不能认识和理解农民拥护包产到户的意义，传言中的做法当时也的确没有得到允许。对这否定的答复，那位队长没有表示太大的失望，大约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同共产风相比，六十条他们已经相当满意了。
紧接着农业六十条之后，认真进行政策调整的，首先是《科学十四条》。提出起草这个文件的，是聂总，是中央科学小组的领导人。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而不是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走在前头，这一点是很值得思索的。我想，这与聂总这些同志主持科技领导工作、接触科技知识分子、考虑问题比较实际、着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有很大关系。如果总是把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摆在为纲的地位来考虑问题，情况就会不同。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夏天，我跟着于光远和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有机会到聂总那里去汇报科技工作“大跃进”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头脑正热的情况下，汇报中对科学工作搞群众运动的热闹景象和夸张成绩作了很多渲染。聂总听着，没有说什么。后来在闲谈中，他似乎是不经意地说起抗美援朝战争，说起那时美国人掌握制空权，志愿军运送给养弹药很困难，火车被炸得不行了，靠汽车；汽车被炸得不行了，靠马车；马也被炸得不行了，靠人背。群众运动是了不得，很英勇，不怕牺牲。但是，人能背上去多少呢？最后还是要靠夺取制空权解决问题。这一番冷静而切实的语言，同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为准备起草《科学十四条》而组织的一些调查工作，通过《宣教动态》反映了一些情况。周扬在听取科学处同志汇报的基础上，到中国科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这篇讲话对《科学十四条》的思想酝酿发生了影响，这个我已经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讲到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本来就参加《科学十四条》起草和修改的讨论。我去的时候，《科学十四条》（四月稿）已经成稿，我参加了后期的修改、定稿（六月稿）的工作。这一阶段的修改，幅度也不小，第一条“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就是新拟定的，还有一些条，也有大量的补充。
我参加更多的，则是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刚提出要起草的。
为什么有了《科学十四条》，还要另外起草一个请示报告呢？这是因为，《科学十四条》是个条例性质、规定性质的文件，不是论述性质的文件，不可能多讲道理；《科学十四条》又是个准备向党外、向全体科学工作者公布的文件，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道理，不宜在这里多讲。而当时的政策调整有相当大的幅度，在领导科技工作的干部中，思想要转相当大的弯子，认识一时还不容易一致，需要中央向他们多做说明和说服的工作。请示报告就是准备针对这些政策和思想问题，向党内干部多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
这样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聂总报告中提了七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培养和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科学研究时间保证的问题、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体制和方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科学技术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三、从历史文献中找支持
为了准备这样一个政策和策略报告，编了两部分文献集，一部分是中央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历来的文件，一部分是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同志历来的报告和讲话。中央文件集中有几个文件，当时引起了起草的同志和读这些文件的同志的特别注意。
一个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这恐怕是建国以后中共中央比较完整地阐述科学工作政策的第一个文件，是中宣部科学处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起草的，当时胡绳是处长，于光远是副处长，我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参加了起草工作，受到这方面入门的训练。这个批示，经胡乔木改定，他当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分工管科学处工作，又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的许多文件都经他改定。批示第一大段讲“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大段讲“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这是最长的一段，也是最有特色的一段。第三大段讲科学队伍的培养，第四大段讲科学工作的布局。我们在批示的原稿中，一开始就写了：“此件业经中央批准，特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刊登载。”而在改定的时候，胡乔木在批示的末尾，又加了一句“中央批示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可登党刊”。中央这个批示，科学处和科学院的老人当然都很熟悉，张劲夫和杜润生是后来到科学院负责的，他们看到这个文件，表示很赞赏。杜润生对于批示中这样一段话特别赞赏：“固然我们对于科学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来进行的，必须是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的。”这话在那个批示中，是针对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现在收入文件集，则是针对“红专辩论”和“拔白旗”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杜润生还开玩笑说，一个批示中两次说可登党刊，可见你们要求登党刊的心情之急切。
一个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其中主要是两点引起重视，一是鲜明地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二是强调要注意口号提法的准确，认为不明确和不正确的语言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害处，具体指出应予纠正的口号，除“技术一边倒”以外，还有一个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个文件，不知道是谁起草的，很像乔木的口气，这些论述，可以成为我们主张今后不要再用“白专”提法的有力论据。
还有一个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一篇文章，当时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在党内不大的范围印发。一九七七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才用毛泽东的名义公开发表。由于对于反右派运动，现在我们有了同那时不很相同、很不相同的看法，所以现在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没有再选它。但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编中央文件的时候，却很赞赏它。因为那时我们也还是在完全肯定反右派的前提下来考虑问题，我们想要做的只是纠正反右派运动以后的那些运动（诸如拔白旗、批白专之类）中对知识分子的粗暴批评和伤害，而这篇文章强调在反右派的时候，必须非常重视区别右派和中间派，非常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道理讲得很透彻，我们觉得正好用得着。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四、为“红”作界说
向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原是正确的。但是，在反右派、“大跃进”、红专辩论、白专批判等等运动之后，红的要求被庸俗化了，红与专的关系被对立起来了，按照这样的要求法，专会变成所谓的红的牺牲品。请示报告中说：“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