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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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1966 11（4）
妈妈回到楼下，将家中几乎所有的碗放在桌子上。两个甏里的鸡全部清空了，妈妈就一家一家去送，一直送到了绍兴老太门口，鸡刚刚送完。半条小弄堂，一时全都弥漫着虾油露的奇异香味。
最后，妈妈将一片胸脯肉夹给了绍兴阿姨，自己就吃四个翅膀。
“你为什么将所有的鸡送人呢？既然要送人，也不要到萧山去了。”爸爸说。
妈妈说：“老六，这当然是做人的道理。现在弄堂里所有的人家全在挨饿，全部都在买一分一天的菜皮，用豆腐渣糊口。你们家中有这样鲜的好东西，弄堂里瞒不住的，人家自然会谗，还不如送走。”
爸爸显然有点不满，说：“全家一起回趟萧山就好了。”
“你道萧山四邻在吃什么？西瓜皮全部洗洗干净腌了当菜吃！吃鸡？你让萧山的七弟如何做人？”
“那你兴师动众做虾油鸡为什么？”
“不为什么。十年没有做了，过过念头。”
“也不值得这样送，你不是不知道。家里真正有事，靠的还是自己。”
“那不过是一种应酬。我也没有想过要靠别人，我说过求人不如求己。”
妈妈其实开始并没有想得周全，在沙地上见到那两只鸡在稀疏的茄子地里捉虫，就有买下来的冲动。将鸡背到上海，才想到全家吃这样两只鸡似乎有一点过分。将这样肥厚的鸡肉白白送给四邻，她也有一点心疼。不过这样总比以后在弄堂里孤立要好。人们可以忍受饥饿，却不能忍受在自己饥饿的时候有人不饥饿。妈妈在这点上比爸爸多想了一番。
家中最后享用的是烧菜有了最鲜的鸡汤，鸡肫上面黄黄的厚皮烧焦之后可以用来治疗积食，有了一碗鸡油可以在寡淡的汤中点上几点油花。鸡肉已经吃完了，但是两罐鸡汤还在，鸡汤在餐桌上存在了三个星期，在干瘪的胡萝卜中，在鸡毛菜的黄叶中，在菜边皮中生存。
妈妈后来享受了半条弄堂一个星期的“谢谢”。然后享受了一个星期在整条弄堂被人说“人家有钱”的酸酸的风光。妈妈觉得石库门弄堂很有点“两面派”。而在这样弄堂中要算计到很精致地做人，多少年她还没有学会。就是这两只鸡，让那个绍兴老太每天站在门口，用一种近乎仇恨的眼光看着妈妈。她完全知道霉菜梗的味道总是不如鸡的。
他走上三楼，在正房，南窗下是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也是罪证。
妈妈当年是很喜欢自己用机器做衣服的，特别是为瑞平做衣服。后来就为全篮球队的队员做了茄克衫和马桶包。68中不是一所贵族中学，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余国祯校长带头穿有补丁的衣服。学校中将毛主席在抗大讲课的照片画成大幅招贴。毛主席裤子上的两块补丁是很显眼的。全校几乎没有人穿新衣服。妈妈很在意儿子的表现。儿子正在飞速发育年代，衣服永远显得短小。瑞平是一个萧山人所说的“长子”，本来妈妈要将全家人的布票全部给瑞平做衣服，后来一想，还是给爸爸做了。爸爸的身高在一米七九，在老派的男人中间，人还算是长的。爸爸将裤子穿到了七成新，妈妈就给爸爸又做了新的，这条旧的，就放在缝纫机上，妈妈从箱子里找出一些零头布。缝纫机突突响个不停，瑞平的屁股上就画满了年轮，膝盖地方也有了一对“眼镜”。儿子在中学里没有穿过新裤子。瑞平穿有补丁的裤子。一旦补丁破了，妈妈就将补丁拆了，这裤子的膝盖和屁股还是没有破，只是前后有三个深深的印子。瑞平后来人长高了，妈妈就将裤子接上一截。瑞平永远有好裤子穿，但是，永远看不出他穿的裤子比人家的好。妈妈给瑞平做的茄克衫，故意用旧的衣服改做，样子很好看，上面却有补丁。
生逢1966 11（5）
妈妈的缝纫机还给瑞平做了五一块抹布，让瑞平送到学校去。让每一个学生早上都能自己擦一擦桌子。不料因为蔡小妹每天到得最早。她用一团回丝，将每人的课桌全部擦个干净。瑞平妈妈可以说是白辛苦。全班男生集体讽刺瑞平“假积极”。或者是说，你想入团想昏了头。小妹出身在工人家庭，小妹在家中就洗衣服擦地板，为同学做些事情是很自然的。而瑞平平常连一块手绢也不洗，妈妈为瑞平设计的理想主义“积极”就有点做作了。
瑞平打开妈妈的箱子，箱子里只有抄家余下些很简陋的东西，很引人注意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还新的旗袍，颜色是很深很艳丽的紫红，上面有一些流动的黑色花纹。妈妈穿着这样的衣服，有一种年轻女子的妩媚。这件衣服之所以压在箱子底里，是妈妈希望有一天会再次穿它。结果一直没有机会，这衣服就渐渐被压得僵硬了。另一件是卡其布列宁装，这是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女干部全穿的衣服。颜色已经褪掉了不少，原来大概应该是藏青的。和时代的一去不返一样，这衣服的式样已经完全不在街市上出现了。妈妈当时一定是在为新生活而自豪。以前的妈妈不管怎样总是鲜活的有生气的人。
最后打开妈妈的抽斗。妈妈的抽斗无非是一些女人的东西，那时的小资本家太太还是很寒酸的。口红已经干掉了，梳妆盒里只有木梳子和发卡。曾经时髦的皮手套上面的漆已经脱落，若干个“百雀羚”的圆盒子已经空了，妈妈没有将这些盒子扔掉，这是在石库门里养成的习惯。只有其中一只藏着一个姓名章，是金子做的戒子。瑞平发现的东西还有一只解放初期里弄纠察的袖章，一个中苏友好协会的徽章。这是一个五十年代上海积极女性的证明。
最后他见到了两本日记，这正是爸爸在解放之后的日记，这才是罪证。日记中夹着半张照片，当时爸爸笑得很有一点矜持的模样。这原来就是那张合影，爸爸、妈妈和瑞平，照片已经剪成了两片，爸爸成了单独的一片，不过剪开本身就留下了一种想象，从左边的爸爸，就能想象到右边还有瑞平和妈妈，从右边的孩子和妈妈，就想象到左边还有爸爸。
妈妈一定是在爸爸自绝于人民的那个晚上剪开的，后来一定又后悔了。
在照片的反面，妈妈婉秀的笔迹写着：
陈宝栋，生于1910年6月5日，死于1966年9月3日凌晨。
对面的蓓蓓一定是见到了陈瑞平不同寻常的脸色，她放下了手中正在洗的衣服，探身窗口。问：“瑞平，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瑞平木然地摇了摇头。蓓蓓说：“你的脸这样白，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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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平就点点头。但是他立刻感到了自己的软弱。就站立起来，向对窗的蓓蓓摇摇手，笑了一笑。说：“没有什么事情。”
蓓蓓就说：“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好了。我能帮你就帮你一把。反正我空得很。”
瑞平咬了咬嘴唇，他几乎要说出去了，但是他一想如果说了出去，蓓蓓一定会阻止他，他也一定再也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瑞平就再一次摇了摇头。
蓓蓓的眼神中有一点带有怨恨的失望。瑞平的心中动了一下，眼睛中有一点潮润的感觉。在很久以后，瑞平回想起来这一刻，才品出这是蓓蓓温情悄悄的流露，而他，也是初次因为感情，有一种要哭的感觉。
陈瑞平走向工厂的时候，两条腿非常软。作为儿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一刻之间改变自己的态度。他正要斗争的“地主婆”，是一个在食堂卖饭票的工人，是一个在大同坊刚刚成立里委的治保委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是，她还是一个他叫“妈妈”的女人，还是一个在他六个月的时候，将他抱来当了自己的儿子的养母，因此这是一场为了证明自己而进行的批斗。
他走过了建国路，这就是卢湾区“上只角”和“下只角”之间的分界线。“上只角”显得“更上海”一些，而“下只角”就完全是工厂和工人简陋的房子相间。往这里一走，感到马路立时就狭窄起来，房子也立刻就低矮了，屋顶仅仅是一片油毛毡或者石棉瓦。像瑞平这样高大的身材，需要弯下腰侧着身子才能走进门去。这里往往满地的铁锈和铁屑，连马路也是红色的。还闻得到机油的腥气。这里被称为是棚户区。不过，正如68中的学生全部不能抵挡住“三好”以及高分的诱惑，他现在不能抵挡住“立场”或者红袖章的诱惑。现在他走到这里，完全像是走进一个阵营，他是来到这个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并且投诚。
批斗会是在洋溢着机油味道的冲床车间进行的，地主婆邵玉清在这里劳动改造，脱胎换骨。车间中已经张贴了横幅，“坚决将隐藏得很深的地主份子邵玉清揪出来！”已经下班的男女工人散开坐着。和如同一头头驴子蹲着的大小冲床坐在一起。当他站到车间门口的时候，车间里的工人全部用眼睛看着他，他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是董品章握住他的小臂，捏了一下。他就像被重重推了一下一样，走到了人们留给他的一个空位子上。
一声吆喝，妈妈低着头走进了会场，先向毛主席的像鞠躬请罪，然后就背过身去，面向所有的工人。瑞平被安排在主席台的边上，妈妈没有见到他。一时口号连天。那个到学校来的青年女工，就指挥工人背诵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工人们就喊口号，就此起彼落地进行批判，所说的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例如用小恩小惠拉拢工人，和在值班的时候为公方厂长打菜的时候多放了一个鸡蛋等等。妈妈是一个卖饭票的，也只有鸡毛蒜皮事情可以揭发。这就使这场阶级斗争很有点变调。妈妈一概承认，并且批判自己确实企图腐蚀工人阶级。以致主持会议的董品章不得不提醒批判者要“击中要害”。“地主分子的要害是什么？就是妄想要变天！要让劳动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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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董品章示意陈瑞平发言。董品章先说：“下面由一位小将发言。这位小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背叛了他的家庭，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边。这就显示了文化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
陈瑞平站起来了。他走到了车间的中央，他并不希望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他希望有一点依傍，哪怕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于是他就站在一台冲床旁边。他觉得他现在正在空荡荡的场子中间独自一人罚球。
各位工人师傅、造反派的战友：
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时候，站在前排的妈妈的肩动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子。她依然保持着低头的姿势，但是视线擦过肩膀，见到了瑞平。瑞平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妈妈用这样冰一样的眼光看着自己。人们都见到了妈妈的动作，但是只有他看到了妈妈的视线。他不动声色，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重重被剜了一刀。
今天隐藏得很深的地主分子邵玉清被深挖出来了，我作为她的儿子，坚决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多年来，我并不知道他们不仅剥削工人阶级，还剥削贫下中农。今天我要揭发的是：
第一，反革命、逃亡地主、资本家陈宝栋畏罪自杀之后。邵玉清伪装革命，和陈宝栋划清界线，但是她出于阶级本性，多次痛哭流涕。更为可恶的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当陈宝栋生日到来的时候，邵玉清特地在吃晚饭的时候，多放上一双筷子，并且在筷子边上还放上了一个酒杯，倒上了酒，表示纪念。
第二，地主分子邵玉清都将陈宝栋的照片放在家中很隐蔽的地方，经常偷偷看着照片流眼泪。这种感情，说明她根本没有和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相反感情深得很。请看，这就是其中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後，邵玉清写明了陈宝栋的死亡日期，这张照片正是一分变天账，正证明了他企图有朝一日反攻倒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瑞平将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