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冯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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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些做事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欠缺和缺陷,有一部分欠缺是自己的局限性,还有一部分缺陷属体制环境所
致。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称做“原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来检讨自己所谓的“原罪”问题。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悖论是,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那
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两手空空,也只有三
种途径可能拿来初始资本:一,自己家里人的积蓄;二,“欺骗”和“抢劫”—“骗”可以重复三五次,而“抢”
也就一两次,不可重复,创业过程就会中断;三,借钱,债主给出时间,借债的付利息,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
表做正,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
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一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
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的
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我们当时借钱的利息都在25%以上),还得能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
折腾?比如,我借100块,从第一天起就亏损,负债率是100%以上;那时一般是20%以上的利息,本金加利息要
还120块;一年必须赚到280块,还掉120块,吃饭花20块,营运费用花掉40块,还能剩下100块做资本。100
块本金赚280块,这不是暴利吗?必须完成第一个暴利过程,才能维持初始的规模。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老
老实实把钱还了,还按上一年规模去发展;多数都恨不能把暴利所得的280块都再投进去扩大规模。这样就造成
赚280块以后只偿还了借款中的一部分,之后继续一边扩大规模、一边借更多的钱、一边追逐更大更多的暴利。
但这个人不可能每次投100块都能赚到280块,时间长了肯定会赔一次。就这样,赚了以后脑子开始膨胀,再借
钱再扩大,但第二轮可能出问题了,100块钱亏掉一半还剩50块,一般会再借100块,按50块本钱加100块的
高利贷(总资产负债率为150%)去做,这次必须用高杠杆负债赚到毛利290块以上,即580%的回报率,才能把遗
留问题全解决掉,同时还维持上一年的规模。显然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
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加上男人的冒险心理驱使、环境的不确定,造成赌得赢的概率
不大,所以越赌越大。这就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冒险性大的原因所在。顺着这个逻辑走到极端的是德隆。我们和很
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1997年公司反省,充分意识到“原罪”问题以后就开始着手整
合资产。当时控制的资产规模是70亿,但我们认输了,开始卖东西还钱,剩多少是多少;把所有和北京没关系的、
跟房地产没关系的项目都砍掉,合伙人之间的变化也是“缩”的一部分,最后资产缩到16亿,终于让疯狂奔跑的
列车停了下来。
我和德隆的唐万新讨论过,德隆倒下之前也控制着一大堆金融资产项目,但他停不下来,在恶赌的路上越走
越远。现在披露出他们当时资产规模600亿。我们在70亿资产规模的时候就往回走,下狠心收缩才慢慢活过来了。
德隆则按照那个时代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原罪)—暴利逻辑继续豪赌,除了场内证券回购,买空卖空国债,德隆
还发明了和上市公司合作、代客理财的方法,借了很多钱炒股票。早期是庄股时代,赚了几单,给人家的回报是
10%~15%;但也有失败和亏损,赚的就要补亏损,进入恶性循环。后来场内证券回购不能做,代客理财也不行了,
于是就开始组建、收购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非法吸收公共存款150亿,最终在媒体舆论、政府清查和市场波动
的多重力量挤压下彻底崩塌。
德隆的原始积累源于洗照片,从新疆收集胶卷到广州洗出来再带回去,相当于洗照片的皮包公司。那时正时
兴彩色洗印,两个星期洗出来还供不应求,他们靠这个生意发了家。在当时他已经是百万元户,但要做大生意还
是嫌钱少(唐万新说那时他还研究了我们呢),于是自1996年从场内回购起开始大折腾。
后来我理解了他收不住的原因。一是赌到上百亿以后,公司像狂奔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二是方向错了,
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变了。1996年以前市场监管还不是很严,我们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那时收手还来得及,只
要我们内心真的想“学好”,外部环境还是会给我们机会。这就像小偷偷了东西,自己意识到危险,老老实实改了
就好;可赶上“严打”,赃物交了也不行,都要判刑。德隆属于后者。
征服: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
关于圈钱、暴利这些做法,实际上包括一大批卷进走私、房地产、股票的旋涡的地方民营企业,像福建的厦
门远华(赖昌星),新疆的德隆(唐万新),天津的南德集团(牟其中)等。那么,为什么明知不可为,甚至已明
显感觉到了危险的情况下,这些企业还会铤而走险、不断去赌呢?就近观察,我还发现一些很有趣的心理过程,
其中也包括一些纯属男人的人性张扬过程。那时候,许多民营企业更具有江湖时期的一些特点。
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
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江湖可以看做非正规组织,属于朝廷和民间之间的边缘性的一
种结构;民营企业的人处于边缘性的结构当中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状态下,人会选择快意恩仇,并感受到很大
的幸福,精神上会很愉悦,像侠客一样。
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是逃出原有的
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
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
帮的认同感。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种心理状态。
荷尔蒙决定了男人都存有征服的欲望,特别是经商的男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最感满足的便是征服欲,这征
服的对象当然有女人,但其实最大的乐趣是去征服外面的世界。1994年初,万通在西安要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
场”。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
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
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
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我们想要收购北影厂那段日子,每次从厂门
口经过时也心想:“这么牛×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给办了!”虽然最终没收成,但回想起我们那段时间去北影厂,开
会听坐了一屋子的老老少少向我们汇报,很有感觉。
中纪委通报的贵州的严剑虹是贵州省委书记的夫人,当时兼着贵州国际信托董事长。我们去收购贵州国际信
托时,她派一个老总,不跟我们在酒店谈,把功权拉到郊区,黑灯瞎火的,说:“给香港账户打200万。”回来以
后我们思来想去觉得危险,就没做。后来老太太被枪毙了,她那做省委书记的老公被双规、撤职然后被抓,她儿
子用赃款流亡海外。我去费城时了解到,她儿子用钱供养一个小演员,演员上完学找到工作,跟别人好了,离婚
的时候还分走他一部分钱。赃款就这样流失了,傻儿子完全衰了。
哈尔滨的防空地洞非常大,防空系统很好,我们曾想将它改建成地铁。我去见副市长索常有,他是黑龙江大
学的,当地人戏称“黑帮”。我们公司有一个黑龙江大学的,通过“黑帮”找到索常有,等了好久才在他办公室见
面。结果没做成,后来索常有也被抓起来了。
男人很享受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着,感觉最好。
2007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别体会到没有时间,没有是非,没有空间的侠的意境。我们在戈壁滩上,
坐在牛尸骨架子上,手里拿着刀片着牛心,旁边熬着汤,热气泛起向天空散漫开去,我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和身边
的人很像金庸小说中的侠,好享受。侠一定是自由的,没有身份,没有时间,一切皆随心性。心到人到,侠想杀
一人,想救一人,全凭心性。侠一定是“胡作非为”的。
我们那时走了13个城市,到哪儿都不带钱,哪儿都有兄弟,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虽然钱都是借来的,但
那种感觉很好。
这个过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创造性,社会也满足他的虚荣心。多数人欲罢不能。
反差特大的是,我们做到10个亿的时候,兄弟都散了,没人来叫大哥了。现在我到外地都打的,习惯了,公
司有车我都不坐。自由,没有前呼后拥反而自由了。
可是,当我们从1996年开始卖资产还债,卖掉一个便失落一次。记得东北华联的项目,1994年买的时候,7000万
谈好了,一个官员非要我们多给800万额外的钱,帮助他指定的一个小兄弟。功权过去和他谈,官员把批
文就压在酒桌下,说你钱打来我给你。功权打电话回来说,“真他妈恶心。7000万已经付了,怎么办,这800万
答应不答应?”我说,“你告诉他,我明天带支票过去。”他就把批文给了我们。第二天我带了一半,400万,想
着能省就省。那人火了,说我还能再发个文把它废了。我和功权也火了,告诉拿到钱的那个人:“你告诉他狗日的,
社会风气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第二天我就跟功权去他老家了。三九的大雪天里看到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还有一个半傻的姐姐和他老舅,
老舅和牲口住在一起。晚上,我们对着残垣断壁喝了很多酒。心里有一股悲凉感,一种委屈和义愤,感觉到命运
太残忍了。凌晨,天快亮回到酒店时,那人派的人坐在酒店等我们,说这事就不说了,过去了。
但他后来散布谣言说我们没信誉。我很生气,打了个比方,我说就像良家妇女走在黑胡同里,碰上一个拦路
强奸的,我无奈地认了。可他正要“办”的时候,胡同口闪过一个身影,我喊了一嗓子,那人被抓起来了,是我
没信用还是他是坏人?很多人听完这个比喻就明白了。
他知道后很不高兴,隔了两年我们卖华联的时候他就设法阻挠。我们找好了一个上海企业,合同都签好了,
还能赚些钱。但他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上海考察,回来说和上海人做生意没底,不能卖给上海人,要卖给本地人。
结果冒出来一个人,江湖上的,有几个兄弟,是卖药的,他要买,却只出到上海人一半的钱。我们实在没招,也
烦了,就卖了。
卖的那天又是一个冬天,零下二十度,我们在餐馆里和那个老大喝酒。我们问他,对这么难“伺候”的官儿,
你怎么办批文啊?他说,“简单啊,不办,派两人跟着他媳妇儿;还不办,再派两人跟他女儿。”后来果真办得很
快。我们却损失了4000万。
所以说卖的过程也很痛苦,花了我们几年时间。一个男人从征服到承认失败,虚荣心彻底扫地,每卖一次都
是失败,挖的坑都得后来找土(钱)填啊。
2000年前后德隆为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圆,也为了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赌博的合理性,编了很多故事,即所谓
“产业整合”。结果这个故事把他们自己骗了。
对男人来说,承认失败、主动收缩的决心是很难下的。我们是比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后主动做出了收缩的
决定,不是被动的。我们概括自己是短贷长投;无独有偶,德隆后来把这叫做短融长投。
“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
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们的历史相比,差了这么一个自觉革命的坎
儿。
我们也思考,为什么当时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认失败?其实是男人张狂、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