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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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参加这个“中国教育会”没有什么坏处，毕竟自己也有教育救国的梦想，何况还能和蔡大牛结下一个善缘呢？当天下午，孙元起就写好回信，交给校工带到城里寄了。回信的大体意思是：承蒙你邀请我参加中国教育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你们都是教育界的前辈，而我，只是一个不懂世事的愣头青，作为普通一员参与到会中，已经是莫大的光荣了。至于其他，休要再提。希望你们有空来北京玩，来经世大学指导工作。
这件事，在孙元起看来，如同蜻蜓在水面上轻轻一点所荡开的涟漪，很快淡忘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
年前写完《量子力学》，孙元起便觉得自己对于量子力学的宣传，已经领先时代太多。这些东西需要科学界消化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自己再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自己也想趁着这段时间，把一些其他的知识给整理出来，贡献给世界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并大致确定了以后自己工作的几个主要方向：
首先，还是原子物理学，这是自己的老本行，还有很多相关知识没有用出，不能丢。况且，自己还有一个目标，就是研制出原子弹，给东面那位恶邻一个狠狠的教训。虽然原子弹的研制，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铀矿的寻找、铀235的提纯、链式反应的启动等等，但自信在正确的理论指引下，集中一到两代人的智慧，完全可以成功。美国不才花了十几年时间么？我们没有经验，人才也是从零培养起，那就十年教育，十年教育与科研结合，十年科研攻关。三十年间，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第二，是医药技术。自己只知道一些皮毛，但用来指引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自己的学生按部就班，进行各种尝试，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医学方面的，比如器官移植手术和输血理论。科学史上，1900年兰斯坦纳研究人体血型分类，并先后发现a、b、ab、o四种主要血型，但还没有应用到实际的医疗中。而没有输血，很多病人的手术很难成功，甚至于因为流血而死在手术完成之前。药学方面，重点在抗生素、维生素和一些特效药上面，比如青霉素、青蒿素。这为挽救国人的生命，塑造健康的体魄，以及为学校建立稳定的经济来源，都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化学工程。这方面孙元起不熟悉，可是外国的很多书本知识可以直接借鉴。而最关心的，就是化学肥料的研制和使用，比如碳酸氢铵、尿素、磷肥、钾肥，对于中国农业生产、农民收入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故而孙元起时常翻阅外国的化学杂志，关注化学工业的进展，并注重先进技术的翻译，积极培养相关专业的学生。
第四，是机械重工业，目前是空白，但不能否能这方面的重要性，以后从汽车、飞机的研发，到枪炮、坦克的制造，都要形成自己的技术力量。好在这些技术，目前都处于起步阶段，本年招收新生的时候，可以有侧重地培养他们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计算机理论和网络技术，遗传理论和基因技术。就更超前了，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科技热点，孙元起打算先喊出第一声，要让世人知道科学发展的方向。
二十一世纪的学生都是网络生物，从中小学就接触计算机，一直到准备参加工作，天天如此，因而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孙元起也不能免俗。如今写起这方面的东西得心应手，只花费了一个多月的功夫，便攒出了一本关于计算机原理的专著，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指令系统、总线系统、典型微处理器、存储器系统、输入输出以及中断等，取名为《电子计算机原理与设计》。英文版寄到美国，交由mit出版社出版；而中文版则寄给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希望他们能印行此书，哪怕费用全部由孙元起自己承担也行，关键是要使中国的学子，能最先接触到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商务印书馆很快寄来样书，请孙元起校阅，并附信称：“能印行孙先生的学术专著，乃本馆之荣幸；而向国民推介新知识，更是本馆之宗旨。费用之事，万勿多虑！”孙元起见信后，非常高兴，倒不是因为省了一笔钱，而是看到国内居然有这样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社，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这几天，孙元起则打算把遗传理论和基因技术写出来，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倒还好说，可涉及到染色体、dna双螺旋结构之类的分子遗传学内容，就不好直接表达出来，毕竟没有什么实验证明，更像是痴人说梦。为此，颇费思量，常常独自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苦思冥想。
西历三月下旬，换成农历，已经是二月半了。过了龙抬头，京城的郊外明显有了一丝暖意。尤其是地处山坳之中的经世大学，更为明显。小河向阳的那一边，已经有不少探出头的小草嫩芽儿。山顶上的春浦楼也恢复了建设，在五六月份完工应该没有问题。新学年，所有的大学生、中学生就可以住进去了。
操场的一边，穿着统一制服的保安在练习齐步走，经过一个多月的摔打，甩手、摆臂、踢腿，干净利落、整齐划一，已经很有些威风的气势，惹得旁观的人围了厚厚的一圈。自打开学，男学生们就被这种操练牢牢吸引了，体育课上的篮球、足球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学生们不止一次给校长孙元起、副校长张元济写请愿书，要求改体育课为军事操练课。孙元起认为，现在的保安还没有训练好，不适合现在就教学生，不如等到九月份新学生入学，那时候保安们也训练好了，正好所有的大、中、小学生一齐上军训课，省力省心。张元济也同意了。听说还要等上漫长的六个月，只把这群好动的青少年急得抓耳挠腮。；
不仅仅是刚下课的男学生们，操场另一边那群切切私语的女学生，眼神也不时飘向训练中的保安，但是平日“男女有别”的家庭教育，还是让她们不敢走到那群围观的学生中去；隔得再远处，是一群闲下来的校工、校工家属，手里还拿着纳千层底、编织箩筐的活计，远看那群洋兵操练，觉得这虽然比不上看大戏，可比一群人家长里短的聊天热闹多了，也好看多了。
景行、景范两人因为要上课，只能早晚抽空过来。孙元起则是偶尔过来指导一下。平时，就靠他们这群保安自己训练。三十人中，总有几个聪明伶俐的，很快掌握动作要领，可以平时指挥训练事宜。学生们看到精彩处，便如听京剧听到精彩处，常常齐声喝起彩来。
沿着河边漫步思考的孙元起，被喝彩声吸引过来，站在操场边静静欣赏这份校园初春的生活图景。可惜这浮生半日闲没过多久，就被一声“报告！”打断了。回过头，一个保安正在给自己敬礼——敬礼的姿势，也是孙元起教的，很标准的军礼——还微微带着气喘，应该是在门口站岗，遇到什么情况，特地跑来通知自己的吧？孙元起心想。
果然，从保安的口中得知，有位年老的洋人来找自己。自己认识的，符合这个标准的，似乎只有丁韪良老先生吧？
随着保安，刚走过风雨桥，就远远看见矍铄的丁老先生带着仆人，缓缓地往这边走来。孙元起连忙赶上前问候：“尊敬的教父，好久不见。您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也好早些出来迎接您啊。”
“hi，扬克。我在北京城呆得太久了，你是知道的，老年人应该经常活动一下，我想出来透透气，然后，就到了你这里。突然来访，您不会介意吧？”丁韪良笑着说道。
“哈哈，非常欢迎您的到访！”孙元起在和丁韪良热烈拥抱之后，也笑着说，“要知道，学校在筹办之初，您可是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呢！”
丁韪良捋着胡子：“那我可是不称职得紧！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看看。不过现在你的学校可是很出名的，出了德胜门，我随便一问，每个人都知道，‘顺着路走，看到最漂亮的地方，那就是经世大学了！’刚进校门的时候，我会以为看到了美国的一所学校了。才一年时间，真是了不起！”
孙元起搀着丁韪良，一边走，一边热情地向他介绍学校的规划。现在校园还不是很大，很快逛完，到了成蹊馆的校长室，两下坐定，说了写寒暄话，才步入正题。
“小扬克，我今天来，就是因为上次和你说的要介绍几位教习过来的事。”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张纸，“这是我挑选后的名单，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孙元起急忙起身接过，上面分五门，用中文和西文列有6人的名字：
英文教习：安修真（j。m。allardyce），英国人；裴义理（josephbaille），英国人；
法文教习：吉得尔（leondegiéter），法国人；
德文教习：伯罗恩（herrvonbroen），德国人；
东文教习：西郡宗（nishigorisaburo），日本人；
医学教习：满乐道（robertcoltman；jr。），美国人。
发现人并不太多，孙元起略微放心：就是养几年闲人，也还能凑合着。关键这些多数是语言老师，教中小学生口语训练，总该没问题吧？何况里面难得还有一位医学教习，自己前不久思考的医药技术，就可以有着落了。
当下收好名单，笑着说：“自然没有问题，只怕薪水却没有京师大学堂那么高了。平均每人每月只有白银八十两，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呢？”要知道，孙元起自己在京师大学堂，工资才是一月五十两。
“我回去问问他们。”丁韪良点点头，然后又问了一句：“听报纸上说，你出任了中国教育会的副会长？”
蔡元培、蒋智由、林獬、叶瀚等在上海集议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孙元起等被推为副会长。虽然这要四月份才正式成立公布，消息灵通的《字林西报》已经在前几天刊登了消息。孙元点头：“是的，有一位好朋友邀请我参加，我没法拒绝，结果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副会长……”；
丁韪良神色凝重：“那你听过‘中华教育会’么？”
中国教育会、中华教育会，好比中石油与中石化，怎么听上去都感觉两家之间是大同小异，并带着一丝互相竞争的意味。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中华教育会？我还真没有听说过，那是——？”
“说起中华教育会，这得从1877年说起，”丁韪良带着回忆的神色，开始讲述一段历史：
1877年5月10—24日，在华基督教徒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会上由狄考文、林乐知等发起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各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并规定以宣扬宗教作为编写的“最重要”原则。大部分编纂委员为英美传教士，如丁韪良、狄考文、林乐知、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傅兰雅等。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如《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福音史记课本》、《旧约史记课本》等，除供教会学校应用外，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应用。中国“教科书”的名称，就是自此开始的。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大会上，发表《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讲话，把培养牧师和教会学校教室作为教会学校的首要任务。此讲话后作为正式文件印发，这是最早代表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对教会学校办学目的正式发表的重要文件之一。
1890年5月7—20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狄考文在会上发言，强调：“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单纯地教授宗教”，而是给“学生一智慧的和道德的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还说“一个受高等教育的恩，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经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决定，将1877年设立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或译为中国教育会。该会目标为“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育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推选狄考文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本年有会员35人，1893年有73人，会员均系从事学校工作的英美传教士。
1896年，中华教育会召开第二届大会，会员有138人，主席潘慎文作《教育会与中国整个教育的关系》的演讲，提出：“作为基督教教育家协会，我们要用在我们能力范围内，以各种方法控制这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运动，使之符合于纯粹的基督教的利益。”大会根据他的意旨，组织“改革教育委员会”，研究如何为中�
